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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三、官穷吏富 既然“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在京城吏比官富，在居住上形成“东富西贵”的特殊现象。 官穷吏富，清人陈恒庆的《谏书稀庵笔记》所记载的一个工部官员和工部书吏争妓女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说，北京有个叫红玉的歌妓，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歌也唱得好，说话还挺幽默，所以名噪一时，工部的官员常常到这个歌妓家里聚会。后来，这个歌妓却被工部书吏王维寅花二千两银子买去作妾，这让工部的一班官员大失所望。工部官员们跑来和作者商量说：“王维寅只是一个书吏，是我们的手下，现在夺走了我们喜爱的东西，实在可恨。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和红玉见一面？”作者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有个人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司马相如来拜访，第二天得到一方刻有‘司马相如’的汉代印石，这个人珍惜秘藏，从不拿出来给人看。他的一个上司向他要印看，有看了不还的意思。这个人就对上司说：‘我生平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和人共享的，一是老婆，一是这块印。’如果王书吏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我，那该怎么办？所以啊，你们只能单相思了。”一年后，听说红玉生了双胞胎。作者再和那班工部官员开玩笑说：“你们的相思病好了没有？”那班工部官员都说好了。 在这个故事里，工部的官员只能到歌妓家里喝喝花酒，搞搞“三陪”，工部的书吏却可以拿出二千两银子把歌妓买回家去作妾，独享专用，害得工部官员们害相思病，连忘梅止渴都没办法，由此可见书吏确实比他们的上司有钱。 书吏有钱，而京官却很穷，偏偏京官又是书吏们的顶头上司，这让京官们颇为愤懑。比如晚清在户部任职的名士李慈铭，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有个姓杜的朋友给一个姓顾的书吏当家庭教师，每个月的报酬是十两银子，一般的王公家庭请家庭教师最多不过是四五两，而中央衙门书吏请家庭教师竟然常常多达数十两，京官穷得活不下去，而书吏们却“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侯”。（《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李慈铭自己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穷京官，地位比他低的书吏却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这让他很气不顺。 四、灰色收入 书吏们很有钱，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按照晚清冯桂芬的说法，由于他们作事隐秘，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冯桂芬说自己曾经和一个绍兴人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得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4000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来源按三七开算，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万两，其他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多达1400余万两，如果以4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在收税时要多收35％。冯桂芬的估算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做一个估计，同时看看书吏们到底享有多少好处，这些好处是如何分配的？ 清代的书吏按其身份来说分为三种，雍正七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将他们分别叫做“正役”、“帮役”和“白役”。（《覆陈书役不必定额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四） “正役”就是有正式编制的书吏，一般称为“经制书吏”，按规定是五年一任，任满必须辞退。 “帮役”是编外书吏，是没有正式编制，帮助“正役”干活，相当于副手、做些抄抄写写工作的那些人，他们是“正役”自己花钱雇请的人或所带的徒弟，由于事情多干不过来，所以要请帮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