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其实下一级衙门到上一级衙门办事要交钱，这在帝国时代不仅仅存在于中央衙门，全国各地的情况都一样，这就像一个县要设驻京办事处，同时也要设驻省办事处、驻市办事处一样。清代中央衙门有“部费”，到省里的布政司、按察司办事也要有“司费”（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同样的道理，到总督、巡抚衙门办事要交“院费”、到道台衙门办事要交“道费”、到知府衙门办事要交“府费”。 清代地方向中央衙门交纳“部费”的事是省级官员派家人进京打理的，这些家人大概就是现在驻京办的工作人员了。在省里，则叫“坐省家丁”、“坐省家人”、“坐省长随”什么的，在府里，则相应的叫“坐府家丁”、“坐府家人”、“坐府长随”。在省里还有一种特殊的处理办法，是不派专人，而特聘布政使衙门（相当于省政府）看门的人兼任，凡是全省官场的情况及时向州县和知府衙门通报，这种人叫作“坐省条子”。在云南，还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打幹”（雍正元年九月二十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估计和少数民族的方言有关。 书吏索取“部费”，不给办不成事，而在正式的财政制度里又没有这项收支，那么“部费”又从哪里来呢？
“部费”一般是省级衙门向下属摊派，层层落实，最后落到州县官员头上，州县官员自然不会自己掏钱，要在征收钱粮时通过加收“火耗”等形式筹集，这成了州县官员在征税时收取税外之费的一个原因。这是地方行政系统的情况。在军队系统，则是上级军官向下属摊派，最后是克扣底层士兵的军饷。军队方面的事情估且不说，仅就地方行政系统来说，按照道光二年御史佘文铨的议论，州县官员对于顶头上司摊派“部费”自然没有办法抗拒，但他们“焉肯自己出资，势必横征苛敛，虐取于民”。这又势必引起老百姓不满，影响社会安定，对于皇上的江山来说有不利影响，所以清代历朝皇帝都想取缔这种于吏治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其中以雍正最认真，所采用的方法也最符合现代财政制度。雍正的办法是专门成立一个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审计署这样的机构，取名为“会考府”（“会”大概是会计的意思，“考”类似审计，“府”是衙署，所以会考府相当于审计署），规格很高，直接对皇帝负责，不受任何外在干扰。但是，这种做法能否彻底解决“部费”的问题呢？ 会考府于雍正元年（1723）正月设立，主持事务的都是雍正最亲近、信任的大臣，包括他的弟弟、怡亲王永祥，舅舅、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下面的办事人员，包括满汉郎中、员外郎各二名，主事各三名，笔帖式十名，还有一些书吏，由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专门办理审计的衙门。凡是财政收支审计方面的重大事务，报到中央部门后如果要驳回的一定要送会考府审计，由会考府审查其是否符合规定，是准予通过，或是驳回。这样在理论上就不需要支付“部费”了。不过，会考府人员有限，它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财政收支项目都进行审计。更重要的是，会考府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难道就不会贪污、不会索取不叫“部费”的“部费”吗？（关于会考府，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卷四、卷二十五） 在会考府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叫崔致远的中央官员对此表示了忧虑。他说，假如害怕中央部门的官员对国家法规、政策阳奉阴违而不能完全信任，那么怎么知道新设的会考府官员就都诚实可信？弄得不好的话，怕是为了革除弊病而新设一个衙门，最终却因新衙门的设立而弊病更多。〔1〕 从雍正发布的上谕及会考府最终被取消的情况来看，崔致远的说法恐怕是不幸而言中了。雍正在上谕中说，各省大臣题奏事件，都经过我亲自批览，然后交给中央部门核查处理，而回复都是经我个人决定，为什么各省大臣对自己的题奏事件还那么不自信，甘愿受中央部门书吏的欺骗，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另外，会考府是我新设立的特别为稽查中央部门弊病的机构，会考府的大臣们，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索要手续费（“使费”）的道理，现在听说有一二个畏懦不明事理的大臣，另加一倍费用，这真是岂有此理；以后这类事件永远严行禁止，如果地方官员仍然派人来京料理“部费”，那么一经查出，送的、收的都一起治罪。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这道上谕来看，地方上不仅没有因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部费”而真的不再送“部费”了，相反，现在多了一个会考府，“部费”也就得准备两份，一份给相关主管中央部门，一份给会考府。恐怕正是这个原因，雍正意识到会考府虽然“有益于察核”，但衙门设立一久，一切都浮于形式，“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所以在雍正三年九月裁撤了这个存在三年的机构。（《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