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这一切，给了书吏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这些钱就有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对此，雍正皇帝总结说：“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本内数字互异，或钱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而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可准予奏销”，当然有时为了避免上级的怀疑，也要搞搞假批驳，“仅将无关紧要之处驳回，以存驳诘之名，掩饰耳目”，这样经过了批驳，上级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下次覆报时，即予议准”就显得顺理成章了。（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上谕，《清世宗实录》卷三） 户部书吏因为有了这种权力，导致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几乎想报销的人都会遇到这种麻烦，现在曾国藩、李鸿章需要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曾、李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了。遇到问题要解决，以曾、李一个直隶总督、一个湖广总督的地位，以两人挽救大清危局的“中兴名臣”的身份，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居然和老百姓一样，也是找关系、通门路、托人去“打点”。 李鸿章托的人是王文韶（1830—1908），王当时是湖北的一个道台，以前在户部任过职，有部里的人脉。王让人去找书吏，探探他们的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李鸿章给曾国藩的信，见《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八）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曾国藩托的人是李宗羲（1818—1884），李当时是江宁（南京）布政使，相当于江苏省长。李自己与户部的人不熟，他是托了一个叫许缘仲的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显然书吏已经算是给了很大的优惠政策。（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 曾国藩对给“部费”很不满意，即便只给8万两，筹措也需要伤脑筋，因为这笔钱是不能通过正式的财政制度得到的。于是，曾国藩向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军费报销免于审计。皇上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的卓越功勋，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不过，曾国藩也表示，以前已经和户部书吏说好要给的8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但书吏们不能再多要了。
二、禁革“部费” 同治七年的军费报销案只是大清帝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上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因为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的特殊功勋，皇上看他的面子对军费报销免予审计。但从这一案例来看，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要受“潜规则”的制约，不交“部费”就报销不了。在通常的情况下，“部费”是必需的，而且，要报销的不止于军费，要办的事也不止于报销，自然，中央也不止一个户部。到任何衙门、办任何事都得交费，否则就办不成事，办不好事，这才是“部费”的真正含义。所谓“脸难看，事难办”，不给钱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广东的一位市委书记说，某部委的人告诉他，“现在拿张凳子给你坐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了，因为天津的书记来也是站在那里的”。（2008年3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转《新快报》报道） 道光二年（1822），御史（相当于监察部的处长）佘文铨向皇上递交了一份请求革除“部费”的报告，报告中列举了需要交纳“部费”的事项，除了报销要交“报销部费”之外，奏销需要交“奏销部费”，这两样是属于户部事务的；吏部（类似于中央组织部）主管官员的任免、升降、调补、处分等事务，刑部（类似司法部）主管刑名案件，需要交纳的“部费”不叫部费，而叫“打点”、“照应”、“招呼”、“斡旋”，等等；工部（类似建设部）主管建筑、工程，兵部（类似国防部）主管军需物品的采购和监制、修筑城墙等事宜，所有这些过程都有部费，名称叫作“讲分头”，大概就是吃回扣的意思。部费数额通常达到五六万两，多的甚至要三四十万两。（道光二年十月初九日上谕）从佘御史的奏折来看，基本上是无“部”不“费”，无事不“费”，要办什么事不花钱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