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商业贿赂”的核心是“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务之便”实际上就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 （三）买官卖官 “合理赐福/利权”的运用在职务升迁——即人们所说的买官卖官行为中表现得更是突出。 晚清某省有个候补县令，因为没有被委任职务而穷得有上顿没下顿，有一天他碰到一个骨董商，商人说：“你不是想富贵吗？为什么不想想办法？”县令没有话说，只是叹气。骨董商说：“我为你想办法，你富贵了怎么报答我？”县令说：“怎么报答都可以。”骨董商说：“我有两只玉镯，一只值五百两银子，一只值八百两银子。前天，某高官的小妾想买我的镯子没有买成，如果你能够送给她，那么职位马上就有了。”县令说我没钱，送不起这么贵重的镯子。骨董商说：“这有什么困难的，我现在借给你，等你到任后，三倍还我就行了。”县令大喜，于是要了那只值五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第二天，镯子被退回来，说是圈口太小。县令又拿那只值八百两银子的镯子送进去，这次收下了。三天后，县令得到了一个肥水很多的职位（“优缺”）。（丁柔克《柳弧》卷四） 在这个“送镯得优缺”的故事中，县令通过送礼得到了一个好职位。所谓买官卖官，道理与这个故事完全是相通的。买官卖官之所能够实现，首先在于上级有“合理赐福/利权”，一个职位给谁不给谁他都是合理的；但是对于下级来说，能不能得到职位、得到什么样的职位，对于个人福利来说却截然不同；为了增进个人福利，他必须以增进上级（或能够影响上级决策的人）的福利以赎买其行使“合理赐福/利权”。 时下所谓“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其实也是在运用“合理赐福/利权”——他可以“提拔重用”你，这增加了你的福利，那你也得增加他的福利——“又跑又送”。“跑”可以看作是表示尊重，这是精神性的，增加他的“福”，“送”当然是可以货币化衡量的“利”。不过，“跑”和“送”有时也可能比较特别，比如“性贿赂”。 （四）“性贿赂”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的案例：“2005年6月16日，深圳罗湖原公安局长受贿案在深圳市中院一审宣判，安惠君因受贿罪获刑15年。虽然法院最后的判决书中只认定了其收受金钱贿赂的事实，但在此前安惠君早已因‘性贿赂’的传闻而受到媒体的关注。深圳市检方人士曾透露，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其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多名知情者证实，该分局年轻英俊的一位警员与安惠君关系密切。而他从副科被提拔到正科，再到副处、正处，仅两年时间。此人2004年10月也因涉案被‘双规’。”（《职场危险“性游戏”：年轻干警两年升处级》） 在这个案例中，女上司对男下属拥有“合理赐福/利权”，男下属如果顺从其意愿向其提供“性贿赂”，那么就能够迅速升迁，否则升职无望，“有待磨练”。按照正常的情况，一个副科级干部即使比较顺利，升到正处的位置估计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有些人甚至终身无望。可是这个案例中的警员仅仅用了两年时间，这说明女上司不仅运用了其“合理赐福/利权”，而且是滥用了这种权力。如果不是滥用这种权力，该警员同样比其他警员可以获得升迁的优先机会，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大概也就不会那么受人非议了。 上述职场危险“性游戏”案例中的“性贿赂”比较特殊，是女性领导向男下属索取性服务，当然这类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少见，著名的如秦始皇母亲和嫪毐的关系，武则天和薛怀义的关系等等。不过，就一个以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的男权社会来说，由于权力大多掌握在男人手上，所以索取“性贿赂”也大多是男方向女方索取。当代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可能是影视圈，男导演向女演员索取“性贿赂”的传闻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是公认的“潜规则”了。其实不仅仅是影视圈，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近年来媒体披露的事就不在少数，不仅发生在社会上，也发生在历来被视为神圣之地的大学校园里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在《岁月和性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事：“学界的腐败不止于此，耳闻的一些情况使我瞠目结舌，某些教育从业者的灵魂堕落简直骇人听闻，竟然利用在招生、考试、毕业等事情上的权力索取贿赂，包括索取性贿赂。” 性贿赂的索取方是权力拥有者。权力拥有者之所以能够索取性贿赂，是因为他们手上有权，这种权主要是“合理赐福/利权”，即能够给对方提供方便，增加对方的福利，以此为交换条件来索贿。比如说导演，他有权力用这个演员，也有权力用那个演员，这在他来说属于合理选择权，谁没有被选上都不能说损失了福利，因为出演不出演本来都不是法定福利。但是能不能出演对演员来说却极为重要，因为出演一部影视剧可能带来可观的福利——不仅包括报酬等物质性的“利”，还包括名气、受人追捧等精神性的“福”。因此，导演选择某演员出演主要角色，就等于是赐福/利给演员。在这种利害关系中，演员为了换取出镜权，“献身”艺术就成了一种双方互利双赢的格局。至于其他领域，像周国平先生提到的招生、考试、毕业之类，情况基本上一样，其前提都是索贿方拥有“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的社会行为中，互利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因此通过赐福/利给他人而增加自身福利的做法会越来越普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解释人的自利性时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因此，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赐福/利权”有交易的功能，必然具有更广阔的运用空间，比之“合法伤害权”，会越来越有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