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在粤海关处处被敲诈，按照后来的哈佛大学毕业生马士先生（1855—1933，是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行政的主要助手之一）的说法，“广州商馆里的外商们几乎没有止境地受到一个根据传统的中国方式而形成的海关机构的多方勒索。……在中国人的制度下，如果上下货物要进行得不致羁延，如果船员们稍有违犯规章之处而可以不被追究，那么，这些船就不得不满足和它们发生关系的每一个官方雇用人员的欲望；在这一个项目之下的勒索可以估计为每只船自一千五百元到二千元（合三六○磅到四八○磅）。”〔2〕 西方商人对于粤海关官吏运用“合法伤害权”的做法极其痛恨，这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抗争。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东印度公司策划了一场著名的“京控”，历史上称为“洪仁辉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及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商人在粤海关的遭遇，可以参见本书《陋规战争》一文，这里不拟重复。不过，西方商人的抗争没有效果，派外交使团——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使团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交涉也没有结果，最后他们采取了武力解决的方式。大清帝国的官吏在为个人谋取“隐性福利”上花尽心思，面对洋枪洋炮却是一筹莫展。《南京条约》的很多内容，就是限制大清帝国海关官吏们运用“合法伤害权”。在这种情况之下，“合理赐福/利权”得到了较多的发挥。以前靠直接向外国商人索取陋规，现在变成了一种互利互助的关系：外国商人中有不良商人，他们希望偷税漏税，甚至走私，而粤海关的官吏们可以帮助他们，粤海关的官吏们借助于“合理赐福/利权”，外国商人也对这种权力的运用给予相应的好处。 马士说：“每一处海关里的办事人员继续进行要索并且收受为了使事情办得快些而致送的小费。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那么，稍进一步要使虚报货物获得通过而不被查问也只要花钱就行，这样，不必跨很大的一步就会直接走私了。”走私的方式，无非是偷税漏税。“在纯粹由中国人控制的一切海关里，重量的以多报少直到今日还是普遍的，在我们现在谈论到的这个时期里，即由1843年到1854年，一般都是这样。欺诈的申报，把商品从某一类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另一类去，是很普遍的；生丝在商业上的计算单位是包，常常把两包打在一起，因而付税所依据的重量在海关职员的纵容之下仅达到实际重量的一半。直接走私——把洋货输入，中国商品输出，并不报关缴税——也是普遍的，有时在海关低级职员的纵容下得到方便，但是不需他们帮助，好像看不起这种无效的监视一样，也不是少有的事情。”走私的真相在英国领事出面干涉的两个案件——“玛利伍德女士号”（LadyMaryWood）和“约翰德格代尔号”（JohnDugdale）事件被揭露了出来，英国领事认为“走私只有在海关职员的纵容之下才有可能”。这两个案件发生在上海，但这种走私的模式和手段想必在全国都通用，广州也不例外。 走私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是海关官吏运用了“合理赐福/利权”——让你偷税漏税，增加你的福利，同时你也拿出部分福利给海关官吏，双方互利双赢。如果说这种做法还是违反规定，有点寻租的味道的话，那么官吏运用合法裁判权，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实施“合理赐福/利权”的现象在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常见。
五、“速度钱”及其他 用“合理赐福/利权”可以解释很多与权力相关的社会现象，比如“速度钱”、“商业贿赂”、买官卖官、“性贿赂”等等。 （一）“速度钱” “速度钱”（speedmoney）是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提出来的，主要意思是人们渴望避免官僚主义的低效率，花钱去加快政府机构的文件传送和决议达成的速度，用腐败去加快繁琐的行政程序，使企业运转减少障碍。这一点在上面的粤海关事例中有明显的表现。马士说“为了办得迅速就要支付小费”，完全符合缪尔达尔关于“速度钱”的定义。1704年的一艘外国商船为了尽快获得“出口执照”而花了100两银子，这100两银子显然就是“速度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