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2解释权力 ——“合法伤害权”与“合理赐福/利权” 在人类历史上，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让绝大部分人痴迷的话，那大概是权力。中国人崇拜权力，是因为拥有权力就能够享受“隐性福利”，在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有利地位。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能够创造“隐性福利”？这就必须对“权力”这个词作出合理的解释。 一、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 那么，权力到底是什么呢？——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影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减少，一是增加。“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就是吴思先生所说的“合法伤害权”。“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这是本文强调的“合理赐福/利权”。 “权”这个字在中国古代的意思本来是指称锤，也就是天平的砝码。所谓“权衡”，权是称锤，衡是称杆，两者组合，便成为一杆称，可以称量实物，引申之意便是衡量利弊。“掌权”，意味着掌握了称锤，称锤有大有小，轻重不一，掌握了称锤也就掌握了另一头被称量的实物的轻重或多少。被称量的实物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对于个人来说体现为福利（主要是利），所以权力等于是一种影响个人福利的能力。掌权者可以通过减少或增加他人福利的方式，来增进自己的福利。
“合法伤害权”〔1〕的运用，是通过对他人造成伤害——减少他人福利的形式，使得可能被伤害者为了免于受伤害或少受伤害而转让自己的部分福利，以交换“合法伤害权”拥有者暂不利用或减少运用其“合法伤害权”。这是吴思先生一再强调的，而历史事例在吴思先生的书中有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张居正说的一件事。 “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潜规则·身怀利器》） 张居正总结这种官场现象的一句原话是这样的：“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张太岳文集》卷十八）意思是说，不是祈求他们赐给你福利，而是害怕他们给你制造祸害。兵部书吏——一个小办事员而已，却使得那些地位比他们高得多的将校向他们行贿，只是因为书吏们可以在办事过程中给你制造一些麻烦——他不能增加你的福利，但是可以减少你的福利，所以你必须转让部分福利给他们，以换取他们不伤害你的权力，这便是“合法伤害权”。不过，张居正的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理解。 吴思说：“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较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较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这么说来，说书吏加害将校可以，说书吏赐福/利给将校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如果较真，真的去仔细核查材料，未必不能发现将校做伪的漏洞，而现在他们只是要你给他一点贿赂，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这对将校们到底是福还是祸、是利还是弊呢？很显然，如果将校们据实报告，得他应得的那份奖励，而书吏要他们行贿，这是减少了他们的正当福利，从这个角度看来，书吏们运用的的确是“合法伤害权”。但是，假如将校们不是据实报告，本来就有许多水分，那么书吏们得了一点钱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将校们申请奖励的报告通过，那等于是增加了将校们的福利，这时书吏运用的就是“合理赐福/利权”了。 就词汇的运用来说，“合法”恐怕未必，因为索贿无论怎么说都不能说是“合法”，所有做弊的行为都是明文规定不合法的，所以不如用“合理”。书吏们这么做是合乎办事之理的，也是合乎他们花钱买个职位（中央衙门书吏的职位要花不少钱去买，这项花费在地方上叫做“顶首银”）要想办法捞回来的理由的，更是合乎将校做弊而他们知道情况要求分享好处的合理要求的。 兵部书吏的这种行为，在明清时代是一种普遍现象，所索取的贿赂，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部费”。也就是说，下级官吏到中央六部等衙门办事，要给办事人员好处费，这就叫“部费”。兵部主管部队军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题升、调补、议叙、议处），和吏部（类似国家人事部或中央组织部）主管文官的人事任免、升调叙处相似，所以靠山吃山，兵部书吏和吏部书吏都会在办事过程中弄点花招得点好处。实际上，他们的好处远远没有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和工部（类似建设部）的书吏多，因为户部和工部的书吏经手钱粮报销，因此有更多获取“部费”的直接机会，“部费”的多少甚至已经形成了惯例，比如报销一千两抽五两或十两。 那么，中央部门的书吏凭什么获取“部费”呢？自然是在办事过程中援引有关规定（“例”），对办事结果施加不利或有利的影响，左右办事进程。对此，清代的人有一个总结，叫做“吏、例、利”〔1〕——意思就是吏援例以求利。那么吏援引不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法伤害权”，援引有利的“例”的时候，就是“合理赐福/利权”，而决定援引什么样的“例”，取决于你给他多少“利”——“部费”。晚清学者冯桂芬总结说：“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到不到也。”（《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就是说，他让你通过（“可”）还是不让你通过（“不可”），就看你给不给“部费”。你给了“部费”，他可以去找让你通过的“例”，你不给“部费”，他就去找不让你通过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