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亚财政》
这个故事中的大官是乾隆时代的傅恒。有意思的问题在于，那些大小官员及素不相干的人为什么要在第三天去傅家吊丧、送礼？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因为傅恒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他们来吊丧也好，送礼也好，都是做给傅恒看的。如果不是有傅恒这样一个弟弟，那些大小官员及素不相干的人根本就没有兴趣来向死者致敬，并送礼物给傅家。反过来说，是傅恒给死去的哥哥一家带来了“福利”——吊丧致敬是“福”，所送的礼是“利”。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是傅恒个人的隐性福利延伸到了其哥哥一家。这就说明，官位官势不仅能给本人带来好处，还能给亲属（及相关的人）带来好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都很容易发现一种现象：某人做了官，特别是在权势部门做官，他的亲属也因之身价提高，获得更多的尊敬和好处，也就是享有了本来不属于他们本人的福利，这种福利自然就是“隐性福利”，是从官员那里延伸到其亲属身上的。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真实内涵就是“隐性福利”的延伸现象。 道光后期，在安徽当巡抚的是一个叫王植的人，这个人非常信任一个叫陈七的门丁（也就是看门人），陈七也因此身价不菲，全省官员对他十分巴结。有个叫仇恩荣的人当池州知府，有一天请手下的人一起吃饭，有个姓方的人来晚了，仇知府心里有点不高兴，问知刚刚从省城回来，仇知府便问他：“你在省城为什么待了那么长时间？”方某回答说：“这次是去祝贺王巡抚喜得贵子，没想到巡抚衙门的‘门公’陈七也生了儿子，所以也不得不去祝贺，所以回来晚了。”仇知府严肃地说：“巡抚大人生儿子是应该去祝贺，但他的门丁生儿子也去祝贺，你不怕别人在背后笑话、唾骂你吗？”方某回答说：“全省城的文武官员都去祝贺，没有亲自去省城的也专门派人去送礼，又不是我一个人，难道能够人人都挨骂吗？”仇知府没有话说，只好打个哈哈说：“大家吃蛤蜊！”（《清稗类钞·奴婢类》） 在这个故事中，仇知府认为王巡抚生儿子全省官员向其送礼祝贺是应该的，这说明大家承认了王巡抚作为省里的“一把手”有享受“隐性福利”的权利。而作为巡抚衙门的门丁陈七，仇知府认为他生儿子没有必要去送礼，这意味着他认为陈七不配享有“隐性福利”。但事实是，全省官员都去给他送礼了，仇知府对于下属方某的反驳无话可说，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招呼大家吃蛤蜊，这实际上说明仇知府已经明白过来，方某的做法是对的，他也承认了这种应该向巡抚衙门的门丁送礼的“潜规则”。 门丁是奴仆，如同仇知府原来的观念那样，他们本来是没有权力，也是没有“隐性福利”的，但事实是他们背靠官员，也因此享有诸多“隐性福利”。故事中说王某人在安徽当巡抚的时间比较长，陈七也因此“所入甚厚”——积聚了不少财产，后来还到北京去捐钱买官，俨然以道台自居，官位都比仇知府还要高一级了，只不过后来又被御史弹劾丢了官。
中国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宰相门前七品官”，意思是说，给宰相家看门的人其地位相当于朝廷的七品官员。七品官员在地方上比如县令，人们常说“七品芝麻官”，其实县令的权力并不小。清代乾隆后期人口已经超过三亿，鸦片战争前人口达到四亿，全国州县不到1500个，每个县平均20多万人口。一个县令掌控着20多万人的命运，你能说他的权力小吗？所以，不能简单地说他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就像现在一个县委书记的能量也不能小看一样。 明清时代要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并不容易。当县令比较便捷的途径是考上进士，但进士三年一考，每次有幸考上的不过三百人光景，平均下来，每年考上的不过一百人左右。全国那么多读书人，竞争这么点名额可见多么不容易，有些人考白了头发才考上，比如乾隆时代的著名诗人沈德潜就是这样。能考上毕竟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则考一辈子都没有考上。如果不是进士出身，那么当县令也要中过举人或在国子监读过书，再从基层干起，有了成绩才有机会升县令。海瑞就是这样，考了两次进士没考上，先在福建当了好几年县学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长），后来才有机会到浙江淳安当县令。由此可见，获得一个县令的职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宰相门前看门的家人却相当于七品官，甚至其权力和好处都可能大大超过七品官。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安徽巡抚的官位没有宰相大，其门丁陈七已经是那个样子了，真正的宰相门丁，比如和珅的家人刘全，那更是不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