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上海照片的第一张，永远是在外滩——背景是浦东起伏的天际线，或者是对面的万国建筑博览会。照片之外，外滩上的人们却被高高的防汛墙和川流不息的车辆隔绝，无法驻足，更无法欣赏。5月底，外滩改造方案公布，这里被期待重新成为上海的“公共客厅”。
◎贾冬婷
车的外滩还是人的外滩？ 伍江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看过的一部立体电影，有个场景是一个归国华侨开车逛外滩，“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他慢悠悠地边开车边看景，还不时把车停在路边去拍照”。 “那时候，外滩沿线马路只有4车道，车很少，防汛墙也没这么高。而现在呢？已扩充到10车道，防汛墙不断加高，人的空间被车挤占了。”伍江是上海规划局副局长，负责此次外滩改造，他说，“改造后的外滩会回到原来4车道的景象，为人提供更舒适的公共空间。” 如今，“亚洲第一弯”已经拆除，外滩正在建设它的地下交通通道。出租车司机张师傅颇有些不舍，他说，原来他带外地乘客从延安东路高架开过来的时候，都让乘客先把眼睛闭上，“车子忽然一个左转，视野豁然开朗——左边是金色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右边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以及亮晶晶的陆家嘴中央商务区楼群，在‘第一弯’上尽收眼底”。 第一弯的拆除只是CBD核心区交通系统工程的一小部分。伍江说，这一系统工程要打造“井”字形通道。骨架是4条全封闭或半封闭通道:东西通道、南北通道、外滩通道、北横通道，还有两条联系核心区交通的越江通道。“井字形通道方案就是要分离核心区内大量过境交通，构建一体化交通，以改善交通和环境品质。考虑到核心区位于城市中心，是著名的城市风貌保护区，不宜在地面或地上进行大规模道路扩建，井字形通道将主要利用地下空间来布置。比如在外滩，就将建成一条全长3300米、6车道的地下通道。” “据统计，目前外滩地面道路承担了南北高架以东地区过苏州河的交通量的一半，其中70%～80%都是过境车流，真正在这里到发的只占20%～30%。大容量交通通道会将过境车流引入地下，地上只是到发的旅游车或公交车。”伍江说。 除了最佳观景点，“亚洲第一弯”还是这10年外滩变迁的见证者。 1997年底建成使用开始，这一弯成了上海的新风景线，这也是设计之初未曾预料的。当年的第一弯设计者、上海城市建设设计研究院总工邵理中说:“之所以这条匝道现在看来有点特别，是因为先在延安东路方向上向上高起，然后向下马上就是一个大角度的左转弯，接着就到达地面，而在转弯的过程中，匝道向左侧有一定的倾斜度以克服离心力。左转弯匝道角度达到了70度，转弯半径只有90米。” 第一弯所在的延安路高架是上海市区“申”字形高架道路网的“中间一横”，这一高架路网于上世纪90年代搭建形成，这也是上海车辆数突飞猛进的年代。 因为一江一河的割裂，上海交通一直就存在几个瓶颈:浦东到浦西，苏州河南到河北。很长一段时间，中心区和沪东工业区要靠外白渡桥一线相通，使得外白渡桥一带成了城市交通的“蜂腰”。而当时上海的10多条有轨电车线路，90%都是以外滩地区为起点或终点的，这里是交通负荷最大的路段。 伍江说，上世纪90年代初，一到夏天苏州河水就漫上河滩，以至岸边的两堵墙越砌越高，后来干脆在河口做了水闸，上面是可通行6车道的吴淞路闸桥，大大缓解了河北到河南的交通。繁忙的外白渡桥一度解放为景观桥，以至很多人赶在它这次被拆除修护之前去寻找“小燕子”在《烟雨蒙蒙》中跳下的地方。但随之而来的隐患是，因为外滩在苏州河以北就断了，外滩整个变成了交通要道。当时选择的解决方案是拓宽外滩——从60米改为100米，4车道改为10车道。 如今，车从外滩向苏州河方向行驶，一下子从10车道并入6车道——吴淞路闸桥又形成了瓶颈。随着交通量的迅猛增加，外滩地区随上世纪90年代道路扩容所带来的缓解又消失了。“是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还是寻找其他途径？”伍江意识到，交通要视作一个整体研究，他们在2005年确定了这次的核心区“井”字形交通系统方案。 这样做的代价就是要拆除包括“亚洲第一弯”在内的刚建成10年左右的匝道和高架桥，改走地下，整个系统改造要耗费几十亿元。前上海城市规划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徐道舫提到，1989年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有一项南北交通走廊的研究，外方专家建议，四平路、吴淞路、中山南路可建高架，外滩一段采用地下隧道。而在当时因财力所限未能实施，现在又绕了一个圈重新回来。 有人将外滩上演的这出城市戏剧比作美国波士顿大开挖工程（TheBigDig）的中国翻版。波士顿大开挖堪称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环境挑战最强的基础设施项目，它从1991年开始到2007年，用了16年，耗资146亿美元，把1959年在波士顿滨海地区建成的13公里长的高架中央干道彻底拆除，将过境交通引入地下隧道，修复地面城市肌理。 当初在波士顿修建中央干道，人们是希望缓解汽车入城的拥堵，滨海地区因海运衰退而萧条，那里就成为高速路穿行的地带。“在一场反对街道的圣战中，它们将行人向上布置在高架高速公路，向下布置在地下中央大厅，或布置在密闭的中厅与走廊内。它们将行人布置在任何地方，但却唯独不将他们布置在街道上。”规划学者威廉·怀特对美国城市中“空洞无物”的市中心发表激烈的批评，这样的市中心正是迎合汽车需要的结果。但迎合的结果适得其反，高速路引来更多的交通，导致更大的拥堵。它如一堵墙嵌在波士顿的心脏里，将城市与海滨隔绝，有着300多年建城史的波士顿失去了滨海城市的风韵。 犹如上世纪90年代的外滩，上世纪60年代的波士顿高架工程是美国城市改造运动的缩影。当年由联邦政府发起的这个运动意在推动对美国老城市的大规模改造，高架路、立交桥纵横于城市之中，刘易斯·芒福德无奈地讥笑苜蓿花（形容有4个匝道的立交桥）堪称美国的国花。反思过后，历时十几年的大开挖计划使波士顿向老都市回归——以人为尺度，保持较高的城市密度，道路密而不宽，发展公共交通，让步行者享受城市。 此次外滩滨水空间的主要设计方美国CKS公司也是波士顿大开挖工程的主要规划机构，其主规划师赵亮说，“这说明城市的发展道路是一致的，最终是人的城市。在工业化时代，滨水空间更多与交通、货运、港口相联系，而到了后工业时代，对汽车的认识转变了，水边也大多变成公共活动空间，还给步行者”。 “上海交通系统改造和波士顿大开挖，出发点和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从偏重市政转变为偏重人。而上海所做的规模更大，用时更短。”伍江说。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副处长王林说，说不定若干年后的上海也会成为现在的波士顿，把高架桥系统全部拆除。 公共空间的失落与找寻 “节假日是外滩的灾难，会有很多警察站在地下通道入口处把守，限制人的通行量。最极端的是3个长假，春节、‘五一’、‘十一’，干脆对机动车实行戒严，街面全部改为步行，平台不能上人，但还是不够，外滩人山人海。而其他的日子，外滩又完全变成车的海洋。”伍江说，大容量的车流割裂了原本连成一体的外滩风貌，也让这里公共空间性质衰落了。 从浦西的街道走向外滩，豁然开朗的感觉瞬间就被车流的嘈杂覆盖了。如果要去江边，行人必须穿越地下通道。正值梅雨季节，南京东路通道里的瓷砖地面滑腻腻的，人群没了心情去看四壁荷兰银行赞助的梵高画展，只想小心翼翼地从人群的夹缝中穿出来。来到第1层地面，一面是防汛墙，一面是隔离汽车的绿化，人像站在一个封闭的屋子里。这层的人并不多，多的是售卖胶卷、玩具、小吃的凌乱铺面，却很难找到一间公共卫生间。从台阶上到防汛墙平台上，是人群观光、拍照最集中的地方，而对面的历史建筑被绿化遮挡得看不完整。 负责这次滨水空间设计深化的上海城市规划院规划处奚东帆也深有体会，他在前期做现状调研时经常需要拍万国建筑群的专业照片，“站在高高的防汛墙平台上是无法拍到完整建筑的，我只有站在机动车道边，把相机放在那里摆好角度，好不容易等到没车的间隙，赶紧按下快门”。 “能否借助这次交通改造，将滨江公共空间还给市民？”伍江说，在延安路高架拆除的这一年里，他们进行了外滩滨水空间设计的国际招标，刚刚公布的最终方案是在哈佛大学教授阿里克思·奎戈领衔的CKS公司和德国GMP公司两方案基础上完成。 CKS改建“亚洲第一弯”设计方案的灵感来自一张老上海的照片，这张照片所提供的信息是城区与黄浦江的连接非常紧密。CKS外滩改造方案主规划师赵亮说，外滩沿线的建筑代表着20世纪上半页中国乃至世界建筑的最高质量，这些建筑不仅经过周密的规划，还具有多样性和丰富的细节，这些建筑和它们之间的空间为外滩的天际线带来了音乐般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可惜，目前这种城市肌理与黄浦江滨之间被道路和消极绿化隔离开来，上海城市腹地的活力到这里戛然而止。CKS的设计核心就是重建城市和滨水地区的联系。“目前这种联系在两个方向被割裂了，一是水平向度，道路过宽，行人过马路只能通过3个地下通道;二是垂直向度，防汛墙与街道的高差达3米。我们旨在弥合这两向障碍。” 作为参加“波士顿大开挖”的主要规划机构，CKS提出了3种主要的联系方式。一是在中山东路街道和滨江步行道之间架设一系列“手指状”步行天桥，从城市中来的人群一过中山东路，一系列台阶和天桥就将他们迅速带到滨江步行道的高度。在这里，浦东的天际线已经先行呈现在眼前，黄浦江也似乎近在咫尺。反之，滨江步行经验也拓展到中山东路边上。在南京路周围通过外滩空箱和新设计的桥来围合出一系列三面围合的庭院，桥下设置商业零售空间。 城市和水滨的另一种联系是从中山东路人行道到滨江步行道之间的一系列缓坡。绿色系统由朝不同方向折叠的草坡组成，坡上种植各种植物，在这里可以举办野餐和休息。在折叠的地表面上的草坪与花园形成沿江的带状公园，上面的小路和成排的树木联系中山东路和江滨，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小径到达滨江步行道。 外滩最重要并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位于南京路和福州路之间，因此，CKS在地段中心地区设计了一段环境宜人的林荫道，折叠草坡有时形成面对外滩老建筑的开口，提供了自然的商业空间。折叠地面有时从滨江步行道上缓缓升起，人们可以走到屋顶上近距离欣赏外滩的老建筑，也可以坐在缓坡上欣赏浦东的天际线。 但是CKS的某些想法在深化过程中被认为有些理想化。“最大的问题是人流量，国外设计机构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外滩人流量多到什么地步。与现在的外滩管理部门浦江办讨论后更让我们体会到，安全是第一位的。”王林说，“比如GMP方案提出‘滨水区是历史建筑的配角’，以由西向东缓缓上升至防汛墙的大台阶为特色，非常简洁大气，我们也非常喜欢。这一思路在CKS方案中也以平台方式提到。但问题是，延伸至水面的大台阶，这么多人上来，一不小心就会翻下去的。而一级级覆土上去，地下管线系统也难以承载。所以后来我们就转了90度，改成南北向的缓坡，坡的斜度只有3%，人在上面行走感觉不到的。” “人在外滩玩什么呢？主要是‘看东西’，我们就要借助平台设计为人提供更好的观景点。”伍江说，“‘看西’，一是近看，到中山东一路的建筑面前看，我们会将这一面的人行道由现在的8米扩宽到20米;二是远看，到马路对面看，我们会在这侧建1米多高的观景平台，特别是一些重要节点处，比如南京路、福州路口以及海关、汇丰、和平饭店等重要建筑对面。‘看东’，看浦东，设计将现在的堤岸平台放宽。3个高度之间用大坡道联系。” 对于CKS方案中增加的林荫道和商业空间，伍江认为这是以步行空间的牺牲为代价的。商业需求可以在对面的南京路、福州路满足，滨江一侧只需要设置些流动性的旅游服务设施，“可以集中做一些硬地树，树冠在上方，下方有人活动”。 赵亮他们还在外滩南端设计了一座观景塔，可以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俯瞰浦江两岸。他认为，外滩是上海的一部分，也是黄浦江的一部分，应当在南北两个方向和苏州河北面的黄浦江沿岸、南面的十六铺以及老城厢紧密联系。观景塔，不但与北面人民英雄纪念碑遥相呼应，还将外滩和豫园老城厢在视觉上联系起来，“从老城厢朝着塔走就能到外滩，只要几分钟”。王林的迟疑仍是出于对人流量的考虑，“要是很多人都向上，几百人排队，岂不是又形成一个问题景观？” 外滩最动人的地方是黄浦江，但由于防洪空箱的存在以及水质还不够理想，妨碍了人们进一步接近水面。CKS设计了一座浮岛公园，公园之上设置室内外的游泳池、人工沙滩、餐馆。“就像在黄浦江上游泳一样，也可以在公园的岸边自在地享受日光浴。”赵亮说。但这一设想因为航道、防汛、岸线关系等现实问题暂时无法实现。 “在如此大人流量的前提下，‘亲水’不是指摸到水，而是看到水。”王林说。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或许要等到防汛墙的彻底降低，比如像鹿特丹或威尼斯一样建挡潮大坝。 外滩公园和大楼:不完整的公共性 “外滩现在哪里有公共空间？堤岸、外滩公园，或者对面的外滩某号？”陈丹燕说，这些都是不完整的。 位于外滩沿线北端的外滩公园是那么地小，如果不仔细找很容易就忽略了，很难想象当时为了它的归属竟然引发了长达40年的争论。公园入口处标识着“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人联系起那段历史。1881年，外滩公园已经建成13年，租界里的“上等华人”被禁止入内，自此引发持续性抗议。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分析，部分是因为外滩公园一开始宣示的名字“公共花园”，既然是“公共”的，是工部局修建的，它应属于整个租界的居民共有，因为所有的居民都纳了税。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上海开始高涨，一个导火索就是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据工部局最早的相关文件，告示牌原文是“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5条说“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熊月之说，上海外滩公园引起的另一种“内省型反应”，较少为人所知。当年洋人限制华人很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华人不守公德、摘花践草。而1928年6月1日，在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汹涌浪潮中，工部局宣布:外滩公园对所有中国人开放，成为外滩华洋共处的“公共花园”。 陈丹燕认为，外滩公园是对于公共空间讨论的开端。公共空间除空间意义外，也包含公民意识的含义，在此之前，讨论都在外国人中间进行，这是第一次有中国公民加入。 如今，外滩公园更像是一个中国到处可见的普通公园，甚至更萧条些。走累的老人在几张座椅上乘凉，但更多人是为了穿越它到达人民英雄纪念塔。这个大得与小公园不太相称的纪念塔，因为像三支靠在一起的来福枪，上海人习惯叫它“三枪”，上到塔的平台上可以把浦东的景象看得更清楚些。CKS在这次设计中，提出把外滩公园围墙拆掉，向北外滩方向扩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花园。 穿越地下通道到达对面恢弘的建筑群，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那些大楼内部是银行、政府机构，但已经陆续被置换成了高端消费场所。 与上一轮外滩改造时间相吻合，这些大楼的改造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陈丹燕说，1986年，为迎接伊丽莎白二世的来访，上海外滩大楼外墙进行清洗。紧接着，外滩成功申报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滩成立外滩建筑灯光办公室，从1989年到1991年，从重大节日亮灯，改为每周末都亮灯，又改为每天夜晚亮灯。1993年，外滩改造工程完成，改造后的外滩是原来外滩的5倍。1994年，外滩大楼“筑巢引凤”置换工程开始，市政府要求占据外滩大楼的市政各部门搬离原来的大楼，将大楼腾空，给有意进驻外滩的商业机构。市政府首先搬离外滩大楼，但原来的主人汇丰银行因无法承受赎回原大楼的费用，放弃了将上海分行迁回外滩的机会。1996年，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创办的美国友邦保险顺利迁回原址，而且并吞了原来的房主《字林西报》，成为整栋大楼的主人，字林西报大楼易名为友邦大楼。同一年，有利大厦被置换到了新加坡公司手中，它就是日后的“外滩3号”。
“外滩3号”的创造者李景汉在1996年经过东山中一路时，看到那些堂皇的楼宇周围，到处是兑换黑市外汇的人，或者内衣店、小吃铺。“那个小吃铺，与上海弄堂口家常的小吃铺一样，很小，做包子、蒸包子、吃包子，都在一间里，也没有门，整个店堂都敞向人行道。热包子揭笼的时候，一股股带着小麦香的热汽充满整个店堂，飘了半条人行道。”这一景象与陈丹燕的记忆重合了，当时她在电台工作，也经常到这里买包子吃。 “外滩竟是如此地不体面！”李景汉看到的每一处，都是这块上世纪40年代辉煌一时的地皮的凋敝。上海的建筑师们直接称这些大楼为租界时期的木乃伊。连政府都不愿意呆在这里，这里总是阴森森的，因为建筑保护和地下管线的关系，办公条件也无法改变。但当时的外滩改造要做防汛工程，将防汛从“百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政府财力不够，转而寻求外滩大楼的置换。本意是要将这里重新打造成金融中心，而市场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花这么多钱买下大楼，有这样的傻瓜吗？”那时候伍江也不相信。没想到傻瓜不但有，还赚到了更多的钱。 李景汉买下了有利大厦，扔掉它的旧名字，直接称呼它“外滩3号”，同样不容置疑地将它沉寂的内部变为奢侈品专卖店、画廊、高档餐吧。他如今被称为“外滩荣耀的复兴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为过。3号之后，外滩又启动了18号、6号……至今仍在继续。 “从远处看，外滩夜色比它的白天更好看，也许也更接近它的本质，它此刻更像一个物质主义的幻梦。此刻，全上海都已承认，外滩是上海的名片。”陈丹燕认为外滩大楼一直没有摆脱其物质主义本性，这一轮又回到了它带有炫耀和暴发特点的商业性坚持中。 穿越彬彬有礼的门童和明晃晃的枝形吊灯，进入这样的大楼是需要勇气的。顶层的露天咖啡吧是“3号”最“平民化”的地方，依旧插着那面红旗，可以远眺外滩堤岸和黄浦江，只是，从这边到那边隔着多么远的心理距离啊。 工部局，外滩大楼的新样本？ 无论如何，李景汉为外滩打开了一个公共空间，让人可以走到大楼里去。陈丹燕说，他其实一直在号召大众走进来，里面的大多数画廊也是免费参观的，只不过这里看上去太堂皇、太高端，给普通消费者一个根深蒂固的封闭意象。 长期从事城市文化研究的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认为，外滩如果说有公共空间，也是商业性的，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应该在外滩营造更多的广场、博物馆、美术馆、观光中心等服务型的观光中心，这里也是上海最有可能也最应该回归近代公共空间的地方。因为20世纪20到30年代的上海黄金时代，外滩形成的这片近代建筑群无论在形态和规模上都是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好的。从这个角度讲，还没有被置换的外滩大楼也可以换一换内容。 “关键是愿不愿意还空间于民。卖给商人当然可以回收更多的钱，但牺牲的是公共利益。”李天纲说。最近，九江路上的黄浦区政府礼堂刚搬走，原址归还给了圣三一教堂，回归了公共性。而更重要的一个案例是，汇丰银行背后的原工部局大楼终于将要改造为上海历史博物馆。他曾在这几年反复游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将正在寻找新址的历史博物馆搬到这里来。 上海历史博物馆居无定所是历史难题。最近的一次变动是2002年虹桥路场馆租借期满，博物馆被迫关闭，至今大量馆藏品分散在4处。世博会即将召开，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选址更加迫切。它的一个选择是在徐汇龙华地区建新楼，那里早在1954年就是其规划用地，不利之处在于，新建筑本身缺少文化内涵，且建筑设计要求高，投入资金多，建设周期长，地理位置较偏。 搬到原工部局大楼的建议最早是由同济大学建筑学院钱宗灏教授提出的。他2003年提议，既然原工部局里的几家政府机构酝酿迁出，恰是一个绝好的历史博物馆的馆址。“上海没有像卢浮宫那样的宫殿式建筑，而工部局大楼围合了江西路、福州路、汉口路和河南路4条马路之间的整个街区，是一幢中间式布局的宏伟建筑，正适合做博物馆。” 钱宗灏介绍说，原公共租界工部局被公认为是建筑用途和建筑风格统一得最好的建筑群和上海最优秀的近代建筑，外观综合了罗马古典主义风格、英国巴洛克风格和仿文艺复兴时期风格。这栋楼本身也承载了上海历史，自1854年，工部局在实质上担任了租界市政府的角色。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市政府大楼。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在这里升起国旗，题写“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上海”，用作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 如今，工部局楼内主要有民政局、园林局、环保局、劳动局、规划局、卫生局等单位使用，游客是不能进入参观的。如果改造为历史博物馆，还要面临居民搬迁、建筑改建的问题。钱宗灏说，严格意义上讲，工部局大楼不算是外滩沿线大楼，但它的再利用可以为未来的外滩大楼置换提供借鉴。 “目前的商业性置换从本质上讲仍是对外滩历史文化的榨取，榨取它的最后一点剩余值。”钱宗灏相信，“外滩最终也可以建立某种国家信托基金委员会，定期对老建筑进行维修、保养，就像在苏格兰一些古堡中所做的那样。不作为商业经营，只用作旅游和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