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洲:我没有优越感



    他是香港“的士大王”的儿子,美国最权威的心脏病专家,卫生部长陈竺赴美深造的资助人。

    撰稿·贺莉丹(记者)

  在上海,见到77岁的胡应洲先生(ClydeWu),满头华发的他当天穿着一身挺括的深灰西服,搭配红色千鸟格领带。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的3小时中,胡应洲先生言谈极为谦逊,很多时候,他会微微侧头,想想怎么用普通话来准确达意,许多情形下,英文和粤语脱口而出。离开故土五六十载,乡音难改。

  战乱迁徙

  1931年,胡应洲出生于香港,他兄弟姐妹9人,五男四女,胡应洲排行第五。

  胡应洲的父亲胡忠算是第一代香港人,生于1902年,只念过5年书。“我没见过我的祖父,祖父从老家广东跑到香港,做了一份普通工作。我的爸爸胡忠在香港出生,爸爸本来是养猪的,他常说,‘养猪没出息’,于是学开计程车,很辛苦地挣钱,他很用功”,胡应洲记得,父亲18岁时跟母亲江素琛结婚,母亲那年16岁,只念过一两年书。

  胡应洲自认不是一个太聪明的孩子,“只是个普通学生,不是太坏,比较单纯”,他记得,在香港,5岁的他跟随长他两岁的姐姐胡慧英一起读一年级,那时他是个坐不住的小孩,老师指着他讲,“这孩子真不听话,把他送到最严的私塾去吧”。结果,他真的被父亲送到私塾,不听话时,老师就拿起藤条打屁股,藤条呼啸,抽下去,生疼。这个私塾,他一读就是5年。

  等他为人父时,他却从未动手打过孩子,“打孩子只是大人发泄怒火的一种方式,这个方法没用,不能解决问题”。

  当时香港战事连连,1942年1月,胡应洲的大哥胡文瀚(原名胡应沾)就从香港偷运了一部机器到达广东韶关,他晚上开动这部机器接点活,以补贴家用。1942年6月,11岁的胡应洲跟随亲眷迁徙至广东。

  在广东韶关上中学时,学校要求都学白话文,但胡应洲在香港念的是私塾,学的是文言文,“只能重新学,不然,考试怎么办?11岁时的那个暑假是我最痛苦的一个暑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最让胡应洲发怵的是体育课,体育课要求跳高,他常常跳不过,“我一生都要补习体育,现在我就告诉孙子,你爷爷最害怕的科目是体育”。

  “抗战时期,我们过得很辛苦。但妈妈讲,你们一定要受教育。我也很想学习科学”,当时战乱不断,在内地的4年多时间中,胡应洲先后换了8所中学。

  1944年11月,日军集合两万余兵力,发动第三次粤北大战,打通了粤汉铁路,在1945年初长驱直入、攻占韶关,胡家分成3批迁徙至广东花都阳升村老家。

  胡应洲在内地的这段时光,国难当头,他了解到中国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也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正面貌,“这是最困难的一段时光,但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比如,香港对物质方面追求很多,香港的教育对孩子没有高的希望,就是希望读书出来好好挣钱,但我看到的内地和香港不一样”。

  他在广州培正中学、佛山华英中学都念过书,教会学校华英中学推崇“追求真善美,确立信爱望”信条,给予他很深触动,“这两个学校对学生都很爱护,对学生期望很高,对他们在音乐、美术方面的培养很重视”。

  胡氏商家

  在胡应洲的记忆中,父亲胡忠最初是借钱,与一位印度人合买了一辆的士,后来这位印度人回到印度,父亲胡忠便买下了他的股份,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车。

  “1941年,我的爸爸拥有了自己的20辆车”,胡应洲回忆,但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始攻占香港,“当时政府要求用车运兵,所以我爸爸的20部车都没有了,他早年的努力经营化为泡影”。

  1946年4月,胡应洲随父母回到一片废墟的香港。“那时,父亲又借钱,买了第一辆车,接下来,他买了第二辆、第三辆车……”15岁的胡应洲一放学,就帮着父亲做许多事:当时胡家雇佣一些工人开的士,胡应洲帮父亲向工人们收钱;那时香港的士计费表分几个不同标准,他要确定工人们不同的工作量、给他们发薪,到后来,他要给他们“分红”,比如,如果一名工人营业做到了40港币,就要给他2港币的“分红”,如果到做50港币,就给他2.5港币……“这个方法是大家一起想的,的确提高了工人们的积极性”,参与这个过程,也让胡应洲对实际生活有所了解。

  从1950年起,胡忠不仅经营的士业务,还兼营地产、酒店、戏院及工厂等。

  胡应洲记得,到1967年,父亲胡忠已拥有了200多辆的士,他的中央的士公司闻名全港,胡忠也成为香港“的士大王”。这一年,香港政府改变政策,准许私人自购的士经营,“当时社会动荡,父亲决意将名下的士卖给工人们,工人都也很乐意接受,他们分期付款买下了这些车、自己做老板。这以后,父亲改行做建筑”。

  1954年,胡应洲的三弟胡应湘(GordonWu)赴美,1958年胡应湘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学士学位之后,回到香港协助父亲,“三弟胡应湘对建筑这一行很有兴趣,他在1961年就设计了他的第一套房子”。

  1969年,胡应湘成立合和实业;1972年,胡应湘将家族的事业由车队转向地产投资,并将合和实业有限公司上市,合和成为华资地产五虎将中最早上市的公司,“那时父亲任董事长,三弟胡应湘身兼建筑师与总经理”,胡应洲说。

  从1970年代末期起,胡应湘先后收购湾仔南部的旧式楼宇进行重建,先后发展了合和中心及以父亲名字命名的胡忠大厦,前者一度成为全港最高建筑物。被港人誉为“投资大王”的胡应湘投资内地第一个动作是邀请李嘉诚等共建广州中国大酒店,他亲任工程建筑和技术总管;绰号“飞侠”的胡应湘还建设了沙头角B电厂及广深高速公路,胡氏也步入香港十大富豪排名榜。

  胡家向来低调,胡应洲自认胡家家教是:不能自我骄傲,做人要谦逊,对人要忠实,不要欺负人。

  “父母常讲,骄傲的人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真正认可自己不用骄傲。从小就听父母讲过很多这样的话,都被洗脑了。身在胡家,我们也没有优越感”,在他的印象中,父亲胡忠对子女要求甚严,母亲江素琛则对子女非常鼓励,“妈妈经常跟我们讲:这个是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

  “妈妈是对的”

  胡家的孩子从商居多,跟其他兄弟不同,胡应洲从未想过走从商之路。童年时,他的最大梦想是“做一名医生,为中国人多做一些事”,母亲江素琛跟他说,“你应该去学医,但从医并不是为了挣钱”。

  “妈妈总是比较了解孩子,现在看来,Sheisright(她是对的)!我的兄弟们学工程比较好,但我如果学工程,并不是最好的”,胡应洲感叹,谈及母亲,他的眼圈是红的。

  1949年7月14日,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带着18岁的胡应洲离开香港,他是胡家首个赴美读书的男孩,家人在码头依依作别。胡应洲在一所美国专科大学度过了第一年,初到美国的胡应洲英文不太好,面临强大竞争。第二年他转学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在3年内完成了4年的学士学业。

  “妈妈常说,你不知道不念书的辛苦,就是留级也要念完。幸亏自己用功,还可以挺过去。妈妈鼓励弟弟妹妹也出来,也到美国名校去读书”,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没有电子邮件,亲人只能通过书信联络。在胡应洲赴美留学的最初一两个月,只要提到儿子的名字,母亲就会以泪洗面;几乎目不识丁的母亲思儿心切,专门请了一位老师,教会她用中文写信。每个月,胡应洲差不多都能收到母亲的两封信,这些信需要在路上跑两周,才能到胡应洲手中。

  求学期间,他并未感到自己受到很多优待。“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有个好处,就是学校和老师不管你,你一定要学会自己思考、自己提问。大学就是教会你怎样去自学,这一点,国内的大学可以作为参考”。

  这期间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层感悟,印象最深的是上了一年的《西方文学史》课程,“这门课培养了我从文化背景了解历史,不唯书、只唯实,也让我对文化、艺术保持浓厚兴趣”,在胡应洲看来,念医科的人跟念文学、艺术的人一样,需要有一定的敏感性。

  1952年,胡应洲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士学位。在当时的美国,外国学生要进入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是一件是极其困难的事,有6000名学生同时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150个博士学位名额,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胡应洲凭借优异成绩,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家知名学府录取,哥大医学院那一届的120名学生只有2名亚裔,胡应洲来自中国,另一名来自越南。

  当时胡应洲权衡了两个从医方向:一是心理治疗,二是内科。最后他选择了内科研究,并以心脏学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将焦点集中在研究心脏衰竭的生物化学原理。在他看来,内科中技术次要,关键在于观念更新,“我对研究血液循环、物理学科很有兴趣,我将心脏看成一个动力泵,去研究它”。

  哥大4年,胡应洲得到了良好的医学教育,“好的医生,对病人要有怜悯之心,要致力于减轻病人的痛苦”,他秉信。

  1956年,胡应洲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美国的医生通常是临床、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对心脏科医生的要求尤其高,“要经过一年实习、三年内科学习,才能做心脏科医生”,因此,胡应洲在罗彻斯特大学教学医院实习两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任内科住院医师两年。

  胡应洲经历过美国心脏病治疗史上的“黑暗时代”,1958年他刚做实习医师时,医生们常常给心脏病人开吗啡这种药物以止痛,当时心脏病人的死亡率极高,风湿性心脏病病人也很多,“但现在在美国,由于卫生条件进步,风湿性心脏病病人在美国已经很少了,并且,心脏病病人的死亡率不断下降,急性心脏病死亡率在人群中的比例下降到2%,慢性心脏病每年的死亡率约5%”。

  胡应洲分析,“抽烟人数减少、肥胖人群减少及新药STATIN的研制成功是心脏病人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已推行禁烟运动40年,取得很大效果。如果不抽烟,心脏病、肺癌、慢性支气管炎等患病几率都会大大减少”。

  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成人吸烟的比例从1993年的25%降到了2004年的20.9%。胡应洲在美国竭力推进禁烟运动,他也曾向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提议,要求在中国推行禁烟运动。

  “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

  1960年,胡应洲回到香港大学任讲师,缘分似乎在冥冥中注定。一天,胡应洲翻报纸,无意中看见钢琴家曾庆衡(Helen)赴港演出的新闻。

  曾庆衡由美国辛辛那提音乐学院钢琴专业硕士毕业,她的父亲曾养甫为广东平远县人,192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学习,曾于1940年冬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念书期间,胡应洲跟曾庆衡的表哥是室友,曾庆衡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当时的胡应洲一心求学,之后他们未有通信。

  胡应洲带着助手去听了那场音乐会。他清楚地记得,当天是一位台湾教授唱歌,Helen弹钢琴,他跑到后台,与Helen相认……“我们属于‘再见相爱’”,胡应洲笑称,在香港,他们度过了6个月的甜蜜时光,一年后去美国。1962年11月17日,在美国密歇根安堡城,他们举行了婚礼。他们的恩爱有口皆碑,胡应洲称,相处秘诀是“互相尊重,有爱心。争吵时,要知道什么时候shutup(住嘴)”。

  自1967年开始,胡应洲在澳克伍德医院专科内科工作,担任该医院的心脏专家,他在底特律定居。1961年,他荣膺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院院士;1973年,他被美国心脏学院荣授院士。

  对孩子的教育,胡应洲似乎结合了老一辈华人的孔孟传统与自由开放式主张,“孩子选择自己的路,念书不一定要拿第一、不一定非要进美国名校,但一定要好好念,对学问、对艺术要有兴趣,对社会要有责任感。做人要有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判断力”。

  他的两个儿子均选择从医:43岁的长子胡文旭(RogerWu)是一位儿童心理治疗专家,从普林斯顿大学学士毕业后,取得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学位;41岁的次子胡文禧(DavidWu)是一位胸科专家,胡文禧的妻子胡淰清是一位麻醉专家,两人均是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毕业。

  胡应洲解释,从医是孩子们自己做出的选择,“Roger的文科很好,我们曾劝他去商学院或法学院学习,但他从小对人的心理就很有兴趣,一定要学儿童心理治疗;David在四五岁时就确定了要做一名医生”,这或许是潜移默化的力量。

  在美国,心血管疾病仍是头号杀手,医学界尚未完全攻克这座堡垒。2005年,胡应洲夫妇捐赠1000万美元给哥大医学院,成立ClydeandHelenWu分子心脏学研究中心,“为什么心脏衰弱时期细胞的运作会出现问题?我们要想对心脏病有进一步了解和新的发现,就要在细胞水平上研究心脏病,当时,哥大还没有分子心脏学系”,胡应洲捐助经费,就是希望医疗研究机构能继续研发治疗心脏病的方法。

  “钱只有用了以后,才是你的;怎么用,由你自己决定,有人要买大汽车、游艇,有人要买房子……怎么用钱,这是个大问题”,这是胡应洲的金钱观。胡应洲在底特律居住的房子,1966年买的,“我们只有这一套房子,是普普通通的house(房子),但住着很舒服,这就可以了”。

  “犯错没关系”

  在哥大读书时,胡应洲就遇到了一大批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教学、研究数年的教授们。1992年,胡应洲第一次访问北京协和医学院,他与协和时任校长巴德林相识,也与协和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每个月,胡应洲都会邮寄65磅(近30公斤)的医疗课本、最新医学期刊、各种最新CD及医疗录音带给协和医学图书馆。从今年开始,他向协和提供2万美元让他们自己订阅杂志或光盘,这是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

  胡应洲还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以资助一些年轻医科学者,从1994至2003年,胡应洲基金项目资助了150名中国医科学者到香港大学及美国不同医学院深造,“港大项目的这笔钱是我三弟胡应湘的夫人胡郭秀萍女士给的,我负责挑选候选人”,胡应洲解释。受该项目资助的学生会先在港大度过6个月,若成绩优秀,他们可以继续硕士及博士学位的学习,现在他们都已回到中国各所高校。

  每年通常有150至200人申请该项目,面试时从筛选出的50人中选择15人,胡应洲在面试时通常不问候选人有关的学术问题,“要在15至20分钟内确定一个人是困难的,要看这个人待人处事的看法”。

  候选人的面试反应非常有趣。一次,胡应洲用自己曾犯过很多医学失误作为问题的开头,询问一位候选人,他回答,在他的外科医生生涯中没有过任何失误。当然后来他没被选中。“做医生总要犯错,我也犯过错。犯错没关系,但自己要能改正,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胡应洲这样看。

  此外,胡应洲用个人资金协助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并改进课程设置,他挑选了超过35位北京协和医学院和上海瑞金医院的学者送往美国深造,只有3人没有回国。胡应洲在确定人选时就注意选择那些已在医院拥有一定位置的学者,而非年轻毕业生。至今这些学者有17位已成为医院的主任或副主任,其中包括现任中国卫生部部长的陈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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