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汶川大地震
四川汶川大地震的哀痛是“旧式中国”的遗产，而一场快速的伤痛痊愈过程将成为重新开始的信号
四川大地震将惊骇和伤痛带给了太多的灾民，而他们所遭遇悲惨不幸的画面震动了我们所有人。这次大灾难是中国近期所遇到的最大考验，但是对于危机的迅速反应显示出这个国家原有力量的强大，同时也显示出一些积极的、未曾预想到的社会进步。
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能力来应对灾难，它的GDP在今年可能会达到4万亿美元的历史高点，庞大的经济总量为处理地震影响提供了足够的财力。相较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国如今的工业化程度和后勤保障能够提供的力量得到了巨大提高，从而能够实现有效救援：数千人因此被从废墟中救出。经济发展不仅能够使人们变富裕，它还能挽救人们的生命。 巨大的经济体也将对重建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为5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建设房屋和提供生产工具需要3000亿人民币，总的重建支出更可能超过1万亿人民币。仅仅10年之前的话，如此庞大的数目将压垮整个中国。而现在，中国的财政收入即使在2008年也会有大幅度的增长，使用其中的5%投入到重建当中就足够了。当然，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并且将在今后很多年带来财政方面的压力。
中国政府对灾难作出了最快的响应，在效率和所提供的资源方面都应该得到最高评价。更加重要的是，整个救援行动证明了对于人性尊严毫不含糊的尊重。这次，中国政府把“将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口号落到了行动上。 政府的救援努力值得我们赞扬，而地震的破坏范围也引起了对于中国发展模式的早已存在的思考：救援速度“第一世界国家”，死亡人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发展策略似乎重视数量更甚于质量。地方政府热衷于增加GDP，但是这种增长是通过预支将来实现的。举例而言，环境、教育和医疗保障如今就遇到了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房屋和基础设施则建设匆忙。 贪腐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据称，所有倒塌的校舍，其建筑者都可能使用了太少和低质量的钢材与水泥，政府应对这些进行调查，并惩罚涉案的官员和开发商，以避免类似情况重新发生。更加重要的是：政府应该能够保证贪污不会支配整个灾区重建过程。 灾难也暴露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在东南沿海打工的父母们需要长途跋涉回到家乡的村庄，去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从一个层面放大民工潮现象的灰暗面。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的出口型经济繁荣任劳任怨，但因为缺乏接受教育的渠道和高昂的住宅价格，这些人不可能将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如果希望这些孩子没有白白死去的话，中国应该建设足够多的低价住房供给这些外来劳动力，同时允许他们的孩子进入城市的公立学校。 最使人受到鼓舞的，是在灾区的人们如何相互扶持和帮助，以及全中国的人们都踊跃捐款并投入到救灾当中。这表示出中国人民显示出了很强的公民精神。有一些专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中国人不可能表现出整体的协同，因此需要一个强力的全能的政府来管理他们。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似乎能够提供一些反证。媒体的全面彻底介入，为这种公民精神的繁荣提供了渠道。 在过去3年中，贪婪与空虚充斥在中国社会，它引致了股市泡沫，当股市崩溃时，很多人希望政府能够施以援手，但是，当数十万人受伤、几百万人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时候，怎么能够将有限的金钱来拯救那些赌徒？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的光荣时刻，于是很多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了那些表面虚荣的方面。仅仅是为了炫耀，财政资金就被大量用于建造成本巨大的大厦和其他建筑物。在尚有如此众多的孩子还无法拿出学费的时候，中国应该将数十亿的资金投入到那些地标建筑中吗？奥林匹克是一次充满友爱的竞赛，作为主办国的人民表现出真诚和欢迎、比赛场馆和器具足够，就可以完成一场伟大的活动。为了表示对地震中死亡的人们的悼念，中国应该将尽量少的精力放在庆典仪式上，而将这些钱用来灾后重建。 一个民族，她的人民在相互同情，或者一致憎恨某个外人的时候才最能够体现出自己的民族性，而只有前者才能使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荣耀。中国人已经经受了考验，这一次同情胜出。 (谢国忠 独立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