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一部分：错误的定位使中国股市倍受“蹂躏” “股市可以试一下，搞得不好，关掉就是了。”这话是邓小平讲的，讲得很气魄，也很轻松洒脱。邓先生的意思是“股份制改革”，若演砸了可以“推倒重来”。但问题是试得不好，能“轻轻松松”地关掉吗？如果邓小平先生现在仍手握大权，心智清醒，恐怕面对今天的股市表现，会毫不犹豫地关掉，可是，他说完这句话后不久就退出了权力场，没几年功夫又退出了人生舞台。所以，他的权力继承者因吃不准情况，不敢将股市关掉。于是那些认为股市是个大赌场，应“推倒重来”的富有良知的改革派人物面对混沌不堪的股市也无可奈何。而那些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层面的“股份制旣得利益群体”则不停地推波助澜，从中渔利。其实，中国经济改革走上股份制改革这条不归路是经历了不少曲折的。从理论层面的辩论到政策层面的反复，再到实践上的争执，无不因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色问题而困惑。 中国的任何重大改革事项，往往是随着最高政权核心人物的个人思维而波动的。权力核心人物如果观点和立场明确，事情还好办一些，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再有不同的想法，只能“意见保留”并憋在肚子里自个儿慢慢消化。但是，如果权力核心人物在面对一些问题犹豫不定、不知所措时，下面的争辩、分歧、甚至相互间的攻击冲突就会日趋激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思想理论方面大辩论和政治路线上的重大争执，首先是因为最高统帅个人在一些问题上暂时还没有想明白。等他想“明白”了，作出决策了，与他思想不一致的人士便成了打击对象。当然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打击的方式已不是政治迫害，而是“冷落”和“排挤”。中国股市的诞生，正是由于当时的政权核心人物邓小平面对诸多争论，“沉思”了一段时间而没有及时表态，所以才引起了很大争论。等他态度明朗了，争论也渐渐平息了。于是中国的股市艰难地诞生了。但是为了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政治理念，当时就确定出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给了“社会主义”足够的面子，但为日后股份制经济发展埋下无穷隐患的原则：三分之二的国有法人股不能流通，三分之一的公众股可以流通。这种先天性缺陷的股权结构，为许多权势阶层和股市投机者，留下了足够的寻租和投机空间。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许多难题，竟是由于政治理念的错误或落后而造成的；许多本是很好的改革举措，往往因为在最关键的环节上向守旧势力妥协并为其留有活口，而酿成无穷后患。股市艰难诞生和困惑发展的过程，就是最深刻的写照。中国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中有一位绰号为“厉股份”的，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敎授。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直谏中央，最先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建议。尽管当时中央高层有不少开明领导非常支持这个建议，并且认为这是为中国经济改革又开启了一扇希望之门。但当时厉以宁等学者的建议却遭到一股势力不小、颇有来头的人物及其所控制的舆论的批评和指责。今天看来，这股反对股份制改革的势力，当时并没有什幺理由和证据指责股份制本身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不利，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搞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这种荒唐的指责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所发挥的效用不可低估。其结果是已经启动的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不得不停止下来。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其前进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落后的政治势力充其量可以延缓社会进步的速度、增加社会进步的难度，但无法改变前进的方向。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是不可抗拒的，时过不久，股份制改革又重新提上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一场前所未有的、将触及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质成分的改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随着改革的深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个问题已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是”与“非”问题，正是由于这个问题，才导致今天的股市存在着大量不能流通的国有股。但遗憾的是，这个最大的“是”与“非”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早在股份制改革的初期，不少官员和幕僚人士就陷入两个层面的困惑。第一个层面是：股份制及股市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模式，中国若实行股份制改革，特别是对国有骨干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是不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引向资本主义轨道。受邓小平“猫”理论的积极影响，股份制改革的思想障碍渐渐被扫除了。改革走出了第一层面的困惑。但是，第二个层面的困惑接踵而来：股份制改革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在股份制公司中占多大的股权比重。由于连邓小平同志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困惑，因此，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国家要在股份制公司中占絶对控股权”的原则。由此而导致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经改制上市后，国有股的盘子太大，为了防止失去控股地位而不许国有股上市交易，所以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不能流通的国有股，而上市交易的可流通股的总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正是这种股权模式为中国市场化取向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随着股市规模不断扩大和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一隐患所产生的副作用已发展到“攻心”程度，如果再不痛下决心切除它，整个股市无疑要彻底崩盘并毁于一旦。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制约因素仍然是社会主义还要不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个仍算得上现阶段最大的“是与非”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个面子问题。由此引伸出的反思是： 中国的很多改革， 本来从一开始就应该干干凈凈、 彻彻底底， 但由于“死要面子活受罪”而贻误良机、 枉交学费。 现在，人们埋怨较多的问题是：中国实行股份制改革，起初并非出于完善市场经济要素的需要，而是出于解救国有企业之目的。由此而导致的最大错误是，股份制改革及股市的形成和运营，其市场定位从一开始就大错特错了。这一埋怨人们想在心里好长时间却不敢说。现在敢说了，但木已成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部分党政干部心里产生这样的困惑：搞股份制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救国有企业，而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料想国有企业不但没有得到解救，反而为少数投机分子大发横财创造了机会。而到今天，那些当初反对股份制改革的最“忠诚”的共产主义老战士，虽已退出了政治舞台，却仍然站在旁边幸灾乐祸：看看股市疲惫不堪的样子、看看上市公司气喘吁吁的样子、看看股民失魂落魄的样子，（股份制改革）演砸了吧！这种“笑看落花”的神态，让改革的倡导者、鼓动者很没有面子。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股份制改革的取向并没有错，把国有企业推向股市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从一开始，股市的定位错了。其定位的性质决定了党政权力阶层把股市当成了化解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的“魔筐”，什幺矛盾棘手难措，就得什幺“魔筐”包装。先是为了给整个国有企业寻找出路，伪装国有企业进行自欺欺人的改制，然后推向城市；１９９８年，朱镕基任总理期间，要实现国企三年脱困，于是股市又开始“为国企扭亏服务”，后来又推出了大公司大战略改革思路，又将绩优国企与亏损国企蜂拥上市。一个年轻漂亮的股市，就像一个还没看过世面的妙龄大姑娘，让国企、国有资本和投机者蹂躏得浑身是病，丧失了激情和活力。股份制经济原本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存在的价値就是服务于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环境中自由竞争的企业。而中国的“股份制”模式，是中国的权力机构参照西方股份制的模样人为“捏”出来的，这个人为“捏”出来的股份制模式的市场定位就是“解救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服务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 人为“捏造”出来的股份制模式起初运营还是“红红火火”，但随着眞相的大白、随着中国股民的清醒、随着与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环境的不适应，整个股市因无力支撑沉重的负担而陷入瘫痪。尽管股市的最初定位是服务于国有经济，但它的确表现得很出色：一方面为不少日趋衰落的国有企业找到一个应急出口，另一方面广大股民挺给股市面子，投资交易十分活跃。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大量民营企业、新兴科技企业的蓬勃发展，市场对资本资源的渴望十分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决策层欲将股市的定位进行调整，由服务于国有企业逐渐转向服务于市场。但是这种定位转换还没有正式开始，股市就大泄、疲软，管理层再三刺激干预，也无能为力。出现这种后果有两大原因，一是已经上市的大量国有经济背景的上市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硕鼠”，整个股市资源已被它们践踏得一塌糊涂，而广大股民才刚刚清楚过来，众多的机构投资者也不敢再玩冒险游戏；二是大量的非流通的国有股是锁在笼里的吸血鬼，不对这些吸血鬼剥皮卖肉，股市就不得安宁。而国家还指望这些吸血鬼能多赚回几个子儿。由此看来，在这种情况下，股市的定位要转向为市场化服务，必须首先清除掉遗留问题。 第二部分：应彻底反思十多年股份制改革谁得谁失 中国股市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应该撕下“假面具”，彻底反思谁得谁失。而且必须尽快、果断地从根本上采取拯救措施，为股份制改革重新定位、为上市公司重新正位，在股市改革和资本市场重建问题上，再也不能搞“不彻底的改革”。但是，要彻底解救股市，作为管理决策层应首先对过去十多年明显错位的股份制改革作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股市救得了日趋衰落的国有企业吗？当初启动股份制改革的时候，从思想上就产生了明显的分野。“赞成股份制的人，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反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更不敢反社会主义；反对股份制的人又阻挡不了股份制改革，同时也需要藉助股份制为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妥协的结果是，最后大家找个双方都可以下的台阶，股份制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① 这样一来，股市的核心职能就是为国有企业筹措资金。但是股市为国有企业筹措到足够多的资金后，国有企业就能健康地生存发展下去吗？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吗？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对这方面的问题，要幺根本就没冷静下来认眞地去想，要幺出于政治理念不愿多想。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有谁能站出来说几句发自肺腑的公道话呢？现在我们冷静下来细想这个问题也不晩，因为至少股市还没有崩盘，仍然有“重整山河”的机会。 其实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股市不可能拯救得了日趋衰落的国有企业，除非将国有企业有效资产以市场化形式公平转让出去，使国有股失去对企业的控股和控制权。而这样一来，企业的性质就变为非国有了，这显然是不给社会主义面子的做法。企业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最有活力的运动单元，它存在的最大价値就是组织和优化配置资源为社会大众创造财富。因此，任何股权性质、股权结构的企业生来就不应该带有阶级的属性和政治的色彩。国际共产主义近百年及中国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如果不与时俱进地创新、如果不尽快走出老祖先设计的制度牢笼，就会日趋衰亡。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背景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正是由于企业自身的资本结构和运营机制明显不适应于日趋市场化发展的经济环境，而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不彻底的、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革，充其量只能解决国有企业维持一时生存的资金问题，并不能改变国有企业走向衰落的命运。旣然对国企进行股份制“包装”并将其推动上市，解决不了国有企业根本的生存问题，反而使国有企业的“内部人”又获得了一次肆意支配财富的机会，那幺定位于解救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有什幺意义呢？因此，我们可以初步下这样一个结论：今天股市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由娘胎里带出来的病症，十多年股份制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
判定十多年股份制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主要是基于这样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股市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明显错位，不是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而是服务于对国有企业的解救，由此而引发的必然结果是，大量被包装上市的国有企业浪费了非常宝贵的资本资源和物质资源。其次，错位的股份制改革为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做了难以消化的“夹生饭”，政府难以下咽、股民不愿再啃，外资也肯定不会当“怨大头”。再次，股份制改革不但大大降低了国有资产的质量和数量，而且拖垮了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使其上游的商业银行缺乏启动改革的基本能量。第四，股份制改革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使最具活力、最有民族经济发展前景的民营经济因缺乏政策和资本支持难以发展壮大。第五，因股份制改革的失利而造成国家产业布局、产业结构难以调整到位，民族产业被迫退出许多领域，国际资本大大提高了对整个中国经济的控制力。当然，判定股份制改革基本失败，并不等于否定中国股市的存在，也不是像有些人士鼓吹的必须推倒重来，而是要按现在大陆最流行的“与时俱进”的思路出台系统的、彻底的一揽子解救股市的方案。 反思之二：国家股权絶对控股能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値增値吗？早在１９９４年，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暂行办法》明确指出：“要保证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的控股地位。国有股权控股分为絶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絶对控股是指国有股权持股比例占５０％以上；相对控股是指国有股权持股比例高于３０％低于５０％，但因股权分散，国家对股份公司具有控制性影响。”这一政策说白了就是，必须保证国家在股份制公司中说了算。为什幺国家要保持絶对的股权控制地位呢？其中一个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値增値。当时不少官员和专家公开讲，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最主要的税源，股份制改造必须以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値增値为前提。就连委派到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在其述职报吿中都要写上这一条。中央大型企业工委及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在对上市公司领导层进行工作检查和年度审评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看国有资产保値增値没有。可实际情况怎幺样呢？虽然从报表上看，国有资产保値增値不少，但如果进驻企业一一如实核查的话，就会发现大都是虚假的。如果仔细硏究一番，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保证股份制企业中国有资产的保値增値”的提法是不合理的，正确的提法应当是保障上市公司资产的保値增値。因为在一个上市公司中，国有与非国有资产是不可分割的。更重要的是，如果眞要保证上市公司资产保値增値，就必须形成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而一股独大很难形成这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因此，国有股权的控股地位不但不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値增値，反而极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为少数人的贪污腐败、转移资产创造条件。有的上市公司的决策层虽然作风正派、秉公办事，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股权制衡，结果导致盲目决策、盲目投资，大量的资本不是因炒股而炒飞了，就是因为炒房地产而炒成了“死庄”。个别上市公司虽然没有大的决策失误，但却裹足不前、缺乏创新，大量的资本闲置在帐面，不知如何有所为、有所不为。总之，“我们当初为了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和保値与增値为目的的股份公司的股权设计，实际上为后来上市公司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① 反思之三：权力和政策能左右股市行情吗？现在絶大多数人认定中国大陆的股市是政策市，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权力及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使股市产生很大的波动。其实，这只是看到了事物的一个表面。如果中国的股市眞是政策市的话，那对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直接受益群体而言可是天大的好事。想让股市什幺时候有怎幺样的表现，就用权力或政策干预一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悉，从２００１年下半年以来，管理层也多次采取释放利好、刺激、干预手段，希望股市能跟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向好发展，但实际情况却是事与愿违。那幺如何认识股市的“政策性”因素呢？第一，股市发展运营初期阶段，即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无论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还是广大股民，对于股市的本质、股市的变化规律以及股市的风险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加之国有企业包装上市后企业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还没有完全表露出来，特别値得一提的原因是，上市公司对筹措来的资本资源的配置能力尙未展现出来。因此，人们对股市的“感觉”主要是建立在政策宣传及政治气候的影响方面。在这一大背景下来看几次大涨行情，都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１９９２年股市的快速上涨，这并不是股市和股民给邓小平面子，而是邓小平的讲话肯定了股份制改革及股票市场，坚定了股份制改革的方向；二是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持续上扬的行情是建立在国家出台“三大”救市政策的基础上，其背景是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４年夏天股市因看不到改革的预期、没有利好消息出台而大幅下跌；三是２０００年的“５·１９”井喷行情。这一暴涨的背景是，经历了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７年的持续上扬后，股民们再次对宏观经济走势、对上市公司的表现，表现出诸多困惑，加之舆论界对股市的争论也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股市发展的最大弱点表现在“出局”人数越来越多、后续资金严重不足。如果政府再不出手干预，股市必然走向崩盘。因此，政府及时从关键处下手，让一部分国有资金在一定条件下有限度地进入股市，于是民间资本积极跟进，很快促成了“５·１９”行情。 通过这几轮的跌跌涨涨，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大陆股市就像政府抛玩充满空气而不是氢气的气球，抛一次涨跌一次，再抛一次再涨跌一次，直到现在再也抛不起来了。一是因为这个气球在不断漏气，政府再也抛不起来了；二是“充气”机制和“充气”能力严重不足。所以，如何处置眼前这个已经打蔫了的气球，已成为政府面临的一大改革难题。由此看来，到目前这种境地，权力和政策已经很难左右股市行情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孤意强行注资救市，其结果必然是“自投火坑”。 反思之四：中国股市背后掩蔽着哪些利益群体，这些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发挥着什幺作用？对于中国股市存在的深层问题和矛盾许多人士已看得很清楚，有相当一些人是心里清楚，表面上却装胡涂。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群体中市场影响力排名第一的吴敬琏先生，曾主动燃起了世纪之交的股市大辩论，使股份制改革及股市交易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越辩越明。股市泡沫在这场辩论声中大量释放出来，一直释放到让旣得利益“放血”的程度。但是，辩论归辩论，解决问题的权力毕竟在政府的核心人物手中。人们不禁要问，旣然股份制改革及股市存在的问题已经十分明朗，为何不痛下决心予以解决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股市的背后掩蔽着不少利益群体。正如中国证券业协会分析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林义相先生所言：“一个股市政策（特别是重大政策）的出台，肯定会涉及方方面面的权力和利益……很多被认为很合理的政策，最终都不能够非常顺利地出台，这深层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涉及到不同集团的利益，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力量在推动或阻碍它们的推行。”①中国这种先天不足的股市，也正因为其先天性的不足之处而为股市幕后的很多集团和个人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主要包括：一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他们可以把所辖所管的国有企业推上市，然后再把这个上市公司当做自己的提款机。即使企业破产了，还可以再“包装制造”一个新的提款机。二是吴敬琏先生所指责的“裙带资本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有时是紧密型，有时是松散型，他们上能通天、下能“钻”地，在股市幕后兴风作浪，坑害广大散户。他们就是所谓的掌握内幕消息的那一批人。三是上市公司管理决策层的核心人物。由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于是他们肆意挥霍公司融来的资本，直到把上市公司资本掏空玩尽，然后要幺一走了之，要幺把“殻”再卖给他人。正是这形形色色的旣得利益群体独自享尽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让广大股民和国有资产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反思之五：股市改革过程中，谁来保护股民的利益？单从宣传口号来听，中国政府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从实际情况来观察，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很不协调，甚至相“对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股市改革过程中，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伤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例如，２００１年６月财政部发布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按市场定价减持国有股，这显然是一个伤害广大股民感情和利益的改革办法。这等于政府为了筹集社保基金，给股民手持的股票中掺水。“在《办法》出台以前，证监会曾征求过意见，当时就有８０％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有的专家就提出，把国有资产增发和社会公众股按统一价格、同一次发行有可能发不出去……但有关部门却认为，肯定发得出去。一是股票仍是短缺资源，发多高老百姓都买。二是通过这个办法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逐渐拉平，老百姓是会接受的。事实证明这样做确实存在很大风险，因为市场有自己的规律，股民也逐步成熟。这种做法是把包袱甩给老百姓，甩给股民。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必须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要为了老百姓，反倒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这样做会对股民、市场造成伤害。”①２００１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上又掀起一股强烈的呼吁，要求股市改革，国家必须给股民以合理补偿。但最高管理层对这种“补偿说法”一直不敢正对。可以预见，下一步的股份制及股市改革必然会有较大的、较彻底的举措，政府如何处理协调好自身利益和广大股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第三部分 中国股市的“国情”悲哀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当天各大报刋刋登了时任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伦女士在上海ＡＰＥＣ会议上与中国记者的一段对话。 有记者问：未来的中国股市是否应带有一点“中国味儿”？ 史美伦答：我不知道什幺叫中国味儿，未来的中国股市应当与世界股市有同样的标准，同样的价値。 史美论一言即出，便引起市场混乱，并引起当日股市暴跌。紧接着，史美伦招致来自方方面面的舆论攻击。攻击的核心观点是：史美伦及中国的海归派们天眞地想用西方标准和价値尺度整治中国股市，这显然是否定“中国特色”，是一种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思潮；如果放弃中国国情因素，按西方模式来管理和裁定中国股市，无疑会彻底葬送掉中国股市。冷静细想，这种攻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史美伦能把中国股市葬送了吗？她葬送了中国股市对她会有什幺好处呢？再说，史美伦强调的是“未来”的中国股市而不是“现在”的中国股市同国际接轨。这本身就考虑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因素。再说，如果中国股市的诸多“国情”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你想同国际股市接轨，国际市场也不会同你兼容。那幺为何有那幺多人一听到“国际标准”的字眼儿就会神经紧张呢？就会不由自主地以“国情”为挡箭牌呢？看来中国股市的“国情”情结背后，掩藏着一批批大发“国情”财的旣得利益群体。因为正为“国情”因素才导致股权结构不合理，只有三分之一的股票可以流通，这为那些善于推波助澜、恶意炒作的人留下了投机空间；正是因为“国情”因素才导致市场监管不严，使那些幕后庄家能够逃避当局制约；正是因为“国情”因素才使股市功能定位于救助国企、姓社不姓私，使那些靠推动国企上市大发横财的权势阶层大肆侵呑国有资产，使国企上市后逐渐变为没有内容的空殻；正是因为“国情”因素才能导致建立在高溢价发行基础上的高市盈率，使那些以恶意“圈钱”为目的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轻而易举地吸走了广大股民的血汗；正是因为“国情”因素才导致中国是个“政策市”，使那些执掌权力的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地用政策干预市场，而每次干预市场的结果，使一部分内幕人士大大受益。如此看来，有必要对中国股市的“国情”因素作一剖析和解读。 中国股市诞生的市场基础并不具备完整的市场经济要素，而是脱胎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半计划半市场的转型经济形态。这种客观因素恰好为股市旣得利益群体提供了恶意投机、肆意炒作的理论依据：中国股市现阶段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由转制时期的国情因素决定的，不能因为出了些问题就“否定股份制”改革，就想“推倒重来”。近几年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弥漫在本来就不晴朗的股市天空：脱离中国国情谈论股市，是一种敎条、是一种天眞，会让人觉得空洞乏味；特别是那些远离股市、没有操盘体验的学院派人士，总是空喊改革“希望”股市背离国情。这种观点的确很有市场，它已成为众多时隐时显的股市大亨们维护自身利益的理论武器。这种观点，对下欺骗了成千上万的盲目跟风的散户，使他们对明天始终抱有良好的预期；同时也蒙蔽了中央决策管理层，使诸多党政高层人物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股市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是正常合理的，等到国企在股市中彻底搞活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股市这个小婴儿就会渐渐健康起来，强壮起来。那幺就等着吧，恐怕按这种思路等到猴年马月，国有企业不仅活不下去了，可能连尸首也无影无踪了。我们应当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国情论之所以颇受推崇，令人“信服”，因为它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客观基础上的、经过精心包装了以后的谎言，其本质的面目很难显现。我们不妨剖切开“国情论”看看其内在面目。 谬论之一：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而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只有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的国有企业才能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实行股份制改革，首先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然后将其推向股市，否则就会动摇国民经济的基础。这种论点的出发点并没有错，即把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并推向股市是无可非议的。其荒谬之处在哪里呢？第一，按上述逻辑反推，如果不把国有企业推向股市，国民经济的基础就会动摇，这恰好说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国民经济的基础已越来越不坚固。因此，把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的指导思想应当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不断发展而改变。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主体应该建立在优势企业的基础上。而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国国有企业的优势之处在哪里呢？就在于政府靠权力控制的资源为国有企业提供特殊的配置，如果没有政府的特殊“供养”，大多数国有企业早已土崩瓦解了。第二，没有认眞考虑把什幺样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按理应当把优势的国有企业进行有效的改制，然后推向股市才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才对得起广大投资者。而实际情况是，各级官员都把上市指针当做“魔戒”，总希望戴在那些让地方政府觉得包袱沉重的企业身上，其结果是给股市制造了不少垃圾股，坑害了很多投资者。地方政府的心态是恨不得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阿猫阿狗式的国有企业统统扔向股市。第三，对推动上市的国有企业进行的改制，大都是不彻底的自欺欺人的改制，这种改制实质上是政府像捏泥人一样，把拟上市的公司“捏得”人模人样，然后推向股市。这种虚伪的改制为日后实施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埋下了顽固的隐患。总之，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正在动摇。 谬论之二：几十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面对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尽管国有企业弊端越来越明显，但它仍然是国家财源的主导力量，同时承载着成千上万人的就业，搞好国有企业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把国有企业推向股市；而民营企业根植于市场经济，有强大的自然生存能力，宝贵的股市资本资源应当留给国企。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党政干部及相当一些专家和民众的认可和拥护，但这种观点把人们的思维和认识导致了战略性误区。无论出于经济还是政治的目的，国有企业可以上市，但其荒唐之处在于国有企业几乎垄断霸占所有股市资源平台，把股市当成国企的“养老保险”。此举造成的危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优秀的民营企业挡在了股市之外，使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无法迅速强大起来，进而导致国内新生民族企业无法为国家和民族创造更大的价値。二是靑一色的国有企业，由于从股权结构、运营机制、公司治理等方面一直存在着先天的缺陷，他们一群群放生到股市中来，等于冲击和破坏了整个股市资源，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这对与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几乎是一种摧残。 谬论之三：尽管非公有制经济现在发展很快，但是同国有经济相比，不但总体规模太小，而且象样的大公司也没有几个。因此，非公有制只能处于国有经济的补充地位，股份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把国有企业推向股市。这种观点顽固地存在于很多党政官员和国有经济机构负责人的脑海之中。这种观点是极其荒谬的。国有经济虽然规模很大，效益很差，为ＧＤＰ的贡献虽大，但大都是无效增长。而且这种无效增长是建立在长期垄断占有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的结果。而非公有制企业，主要是靠自身顽强的生命力、靠市场竞争生存。但遗憾的是非公有制企业的有效增长一直受到国家政策的限制，要想获得政府在物质资源、资本资源的支持非常难。这是非公有制企业贻误一次次市场机遇、规模很难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经济资源等于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正常发育壮大，同时又以规模太小等理由限制非公有制企业改制上市。这显然是一种蛮横无理的做法。为什幺政府要对本国的非公有制企业另眼相看呢？说到底，并不是中央的政策排挤非公有制企业，而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党政官员心理不平衡：我身为国家干部，我执掌着生杀大权，过了一辈子苦日子，没有机会发财，你一个私人企业，凭什幺改头换面到股市圈钱。正是这种失衡的心理，把非公有制企业限制在股市的门槛之外。近年来，不少民营企业看清楚了这些阳间判官的失衡心理，明白了中央给民企已留下了足够的可以伸缩的政策余地，于是采取种种贿赂策略，迂回撬开了股市的大门，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谬论之四：中国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尙未完全过渡到市场经济，因此股市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不能脱离计划经济的指导作用，这就决定了中国股市在现阶段只能是“政策市”；正因为“政策市”的特征，能保证国家在紧要关头，危机关头出手救市。严格来说，任何国家的股市都有政策干预的色彩，并非社会主义中国所独有。但中国的“政策市”的色彩实是太浓重了，几乎是离开国家的政策干预就无法正常运营下去。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西方国家股市的政策干预是建立在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要素完善的股市运营机制的基础上，不到非常时期政府是不会动用政策手段对股市施行干预的。比如，长期以来，美国股市运营一直很平稳，但“９·１１”之后，美国经济同美国股市同步陷入困境，这是因意外的因素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因此，美国政府随即推出了一系列综合性利好政策，旨在以政策手段间接救市。再比如，香港在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港府即动用１０００多亿港币直接救市。这两种救市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但是中国的股市却是彻头彻尾的政策性股市。股市必须按照政府的改革意图上下“波动”。十多年来，政府至少对股市进行过十多次政策性刺激或抑制性政策干预。虽然说每次干预都能使股市在“合理”的范围波动，达到了稳定市场的目的。但是每次干预都为少数人创造了发迹的机会。如果冷静硏究分析一番，不难发现，政府的每一次救市或抑市行为，都是为少数“内幕人士”、“敏感”人士创造大肆投机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少数大鲨鱼借机狠狠地把小鲸、小鱼猛宰一通。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政策干预”实际上是帮助少数投机者集中撒网捕捉中小投资者。正因为如此，至今仍有很多人对“政策市”充满留恋之情，甚至贩卖这样的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只要中国仍处在转制时期，没有过渡到完全的市场经济，政府就不能放弃对股市的走势的干预引导，“政策市”就不能功成身退。 当然，在此指责“政策市”并不是说中国政府应放弃干预股市的策略，而是要强调，必须尽快从源头上采取办法，消除股市运营对政策的过度依赖。中国股市之所以过度依赖政府、对政策高度敏感主要归因于这样几方面：一是中国股市的诞生就是政府按照中国计划经济的思维定式、借鉴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人为“捏”出来的，这样的股市就像是政府的亲生儿子，但他又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基因杂交的畸形儿。因此，政府对其十分呵护。儿子小的时候总盼着快快长大，可是儿子稍大一点儿，又担心他不学好，到处惹祸，因此，政府时不时地要管敎他。二是中国股市诞生的市场经济环境并不是眞正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标志是经济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而中国的市场环境中，主要的经济资源还是靠政府的权力配置。因此，企业不得不看政府的脸色行事。这对于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中国股市来说，政府的指挥棒具有特殊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三是中国股市从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到证券市场的管理运营机制，还存在着各种先天的、后天的缺陷。而且这些缺陷都与政府政策及体制等因素有着深层的因果关系。股市上每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通常情况都寄希望于政府在关键的时候能出手相救。四是中国股市从诞生到现在不过十余年时间，但取得了超常规发展，“时间短、规模大”的背后隐藏着太多的问题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股市还没有形成一批规模较大、业绩优良、运营平稳，而且能主导股市主流、抵抗不良投机的主流上市公司，同时也没有形成一批着眼未来、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机构投资者。这样的股市自然缺乏主流力量。因此，越是在机遇或风险降临之时，越是一片混乱。这种情况下只能等政府收拾残局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收拾残局和进行市场干预的能力越来越弱了。这是因为：第一，股市长期承载了过度投机，历遭非弹性撞击，如今，已被摧残得面目全非，漏洞百出，要在短时间内修复它实在不易；第二，多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使政府财政大伤元气，政府对股市的干预能力已十分有限；第三，众多中小投资者历遭戏耍已丧失了投资信心，对政府的政策越来越麻木，而且很多大户早已看穿了股市的本质，不再企图借政府的政策大赚一把，而是想见机撤逃。可以说“政策市”造就中国股市的辉煌，“政策市”也葬送中国股市的前程。 政府救市能力日渐衰弱的典型例证是：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２日开始，在短短一个月内发布了１１项利好政策，但一直持续低迷的股市并没有因此而有向好的表现。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也是利好消息接连不断，但股市至今没有峰回路转。人们不会忘记，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在美国纽约上演的那场空前震惊的残剧。“９·１１”恐怖事件随即给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当时，中国的股市已经低迷了很长时间，如果受“９·１１”之影响再度滑落怎幺办？这可能是当时北京高层的担忧之一。于是从１０月２２日开始到１１月２２日，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政府发布了１１项利好政策： １） 国务院宣布，停止旨在以补充养老基金为目的的国有股减持方案； ２） 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停止受理５０００万元以上的企业破产申请； ３） 外经贸部出台“允许外资对上市公司进行控股、购并”的政策； ４） 央行宣布规定：对股市中的违规资金要区别对待，禁止的只是用银行贷款直接炒股； ５） 外经贸部出台“允许境内外资企业在ＡＢ股市场上市”的政策； ６） 央行宣布；境内外币存款降息； ７） 证监会宣布。将加快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并批准第三只开放式基金招募； ８） 证监会面向全国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 ９） 财政部宣布：降低印花税５０％； １０）证监会发出募集资金的征求意见稿，并对增发作了明确限制； １１）财政部宣布：取消十项涉及企业资产与财务的财政审批事项。 上述１１项利好政策无不与救护股市的动机有关。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许多媒体有这样的消息：美国遇难了，中国经济会反向高跳，长期低迷的股市可望多云转晴。但遗憾的是，上述一系列利好，只换回了股市非常短暂的回弹，然后大盘又沉陷下去了。从最近一年多的股市情况看，中央高层连续出台了数十项利好政策，特别是ＱＦＩＩ的启动，高层人事的调整和加强，社保资金的渐进入市等等特别利好政策，使证券市场形成了一致看好，牛市指日可见的心态，但股市仍然疲软不堪。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股市“政策救市”的功能已大大弱化，中国政府今后靠政策救市的能力和可能性都很小。除非在非常的经济社会动荡时期，中央政府动用国库资本直接托市，但托市之后，将紧跟其后的是长期被困的大户、庄家撤逃，中央财政大失血。可见中国的“政策市”已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展望未来，中国的股市无论如何发展，如果不除根治本，政策要素将会大大失去市场影响力。 第四部分： 监管的酸辣与苦涩 对证券市场实施有效的监管之所以非常艰难，是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维护证券市场秩序、规范交易行为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会严重伤害旣得利益群体不正常收益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场会伤及旣得利益群体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激烈斗争。要让“势单力薄”的证监会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显然是勉为其难。中国“转轨”性质的渐进式改革已长达二十多年，各个领域已形成不同性质、不同面孔的旣得利益群体，证券业也不例外。近年来，以吴敬琏为代表的良知派经济学家及社会正义人士，一直指责中国的股市实际上是一个“大赌场”。其实要单独是一个“大赌场”就好了，赌场至少还有一系列透明的游戏规则。可怕的是中国股市这个“大赌场”的背后隐藏着一批有着特殊权力纽带、利益纽带、人情纽带、血缘纽带的旣得利益群体。他们的获利条件就是不彻底的改革、不透明的政策，无序甚至混乱的交易秩序，乏力甚至无效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证券市场形成的旣得利益群体已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他们一方面可以带着魑魅魍魉的无形面具到股市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可以卸下面具堂而皇之地周旋在上流权贵阶层，构建起牢靠的保护网。若强化证券监管就是撕破证券领域里的层层黑幕，就是要伤害旣得利益群体的特殊利益，就是要断特殊阶层的财路。而更为滑稽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在很多情况下，监管的刀把子就攥在旣得利益代言人手中。 因此，谈及中国大陆证券市场的监管，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谁的能量更大，谁的势力更强。如果监管者没有被监管者的势力强大，这种监管行为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弹。众所周知，中国证券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与矛盾都是胎生性的先天缺陷。因此，在证券领域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批“食利层”和“暴发户”。这一批“元老级”获利层都有着“深不可测”的权力背景。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个“食利层”也迅速强大，渐成气候，并逐渐具备了借势造风、兴风作浪的能力。演变到今天，这个证券市场的“特殊群体”已成为足以影响中国股市气候的不可小视的隐性力量。事到如今，他们旣不愿轻意地将已获得的巨大的经济利益拱手相让，也不愿断了自己今后的财路，更不愿因黑幕曝光而走上法律的审判台。因此，面对日趋走强的证券监管，他们一方面向海外大量转移个人财产，并加强对监管的防范；另一方面，采取种种策略和手段抵御监管。近年来，部分自感不妙的大蛀虫、大食客已退出证券市场，并将资产转移到海外，多数人却变幻身份、甚至披上合法的外衣，以国有投资机构管理者的名义，继续混迹于证券市场。値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已“修炼”出一批精英投机者。这些智商颇高的精英分子很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创造机会”。他们很懂得在什幺情况下可以利用国家的政策失误，在什幺情况下可以引诱散户进套，在什幺情况下可以放水养鱼，在什幺情况下可以“爆炒鱿鱼”。可以说，在中国这个不大不小的证券市场，已形成了一批专食小鱼的鲨鱼。诸多复杂的因素决定了，证券领域里的腐败分子里有一批受权力保护、受利益驱使，“精诚团结、群防群策”，有多种应变策略的“精英”，同他们进行斗争有相当大的难度，是极其艰巨的。 就中国目前证券市场的资本结构而言，散户仍然是主体力量之一。如何保护广大散户的利益是政府的重要使命之一。但是，要从根本上保护广大股民的利益不被鲨鱼所食，就必须强化监管，规范交易行为，提高交易透明度。当“食利阶层”预感到国家下决心要加大对证券市场的监督力度时，他们便采取种种策略和办法予以“反攻”。首先，他们利用各种舆论媒体造势，认为目前不切合中国国情的证券监管就是要打击股市，用西方那一套办法来监管中国股市是脱离中国国情的“形而上学”，“与国际接轨”就是诚心要搞垮证券市场，搞垮券商，搞垮投资者。其次，通过正面渠道向高层决策机构施加影响，其主要说辞是：中国股市尙在婴儿期，各种问题和矛盾又是先天性的，现在对股市不宜大动手术，否则好心帮了倒忙。因此，监管措施不能太过激烈，只能渐缓实施。再次，那些财大气粗的“食利层”联手采取卑鄙的打压策略砸垮股市。当管理层下决心推出监管举措时，他们就下决心与“强化监管”较量：拿出部分过去的获利去砸盘，并借机造势，声称股市大跌的主要原因是“监管不得当”。比如：２００２年的中国股市的确掀起了一场“监管风暴”，史美伦上任后的９个月内，中国证券层出台了４０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而且也严厉查处了诸如亿安科技案、中科创案、银广厦案、三九集团案等重大违纪违法事件。但与此相对应的是股市大盘被砸到１３００余点，不仅广大股民损失惨重，不少券商也叫苦连天。由此可见，中国股市幕后一直暗藏着一批吃人的大鲨大鳄。 尽管强化对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是拯救中国股市重要的举措之一，但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如果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是一个不具有诸多必备的市场化要素的缺陷较多的证券市场，即使出台完整有力的监管措施，也难保不会失效。这种疑惑是有道理的。失效倒不会，但效果会大打折扣。因此，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务必同对证券市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而对证券市场施行“改造”，首先要从优化股权结构开始。比如上市公司的质量和股权结构必须合理，以保证投资者的投资目标至少是健康的，据此思路是要让该死掉的上市公司以妥当的方式死掉，让有活力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多。只有在优化上市公司结构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加强对股市的监管。现在政府的最大顾虑是，担心劣质上市公司破产后，股民要求政府补偿，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其实这种担心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政府不再允许买殻上市，劣等上市公司就会自然丧失生命力而渐进死亡。股民也会及时调整持股结构，广大股民的风险损失会自动承担。在这一背景下，结合目前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谈证券市场的监管可以分两个阶段：一是基础性监管政策和举措的完善阶段，旨在通过基础的市场性约束手段和临时性行政约束手段保障现阶段证券市场运营基本合理顺畅。二是规范性监管政策和举措的出台实施，这主要是指当中国证券市场具备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后，如上市公司质量较高，股权结构已经优化，同国际证券市场已基本接轨，相应的货币政策和投资政策也基本配套，再全面推行规范有效、处置严厉的监管措施。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是造假盛行、谎言盛行、投机盛行、恶意圈钱盛行。人们将其归责于“监管不力”。但是谁该为“监管不力”承担责任呢？是中国证监会吗？如果是的话，那对证监机构来说可是天大的冤枉。因为中国股市监管疲软是多方面主客观因素造成的，而这些因素是证监机构现有的职责、权力无能为力的。 第一，因法律制裁和行政制裁缺失导致处罚不力。主要表现在针对造假者、恶意违规者，没有严厉的从经济到刑事的惩处制约机制，因而上窜下跳、内外勾结的投机分子在股市大肆兴风作浪。正如大陆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所言：“现在大家比较注意监管，但是我们更应该关注被监管抓住之后怎幺惩罚的问题。因为从人的行为来讲，只有当造假的收益大于造假的成本之后他才会造假。如果造假者没有受到惩罚，第二天大家都去造假了。如果仅仅是发现造假而不去处罚，那幺会加大监管成本。因此，为了降低监管成本，就要加大处罚的力度。抓一个就罚得他倾家荡产。”①樊纲先生的观点无疑代表了目前中国经济界众多人士的看法，中国政府的相关机构对此也坦然认可。但是为什幺对那些违规者不给予严厉的惩处呢？是没有现成的法律条款做支撑吗？显然不是，中国法律最大的特色是随着权力的意志可伸缩。收拾几个股市毛虫何患无辞？是没有眞凭实据吗？也不是，谁是幕后庄家、谁在造假、谁在违规几乎是“一目了然”。那到底是何原因不敢惩处股市蛀虫呢？问题并不是人们在桌面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的那幺简单。每一桩造假、每一桩不合法的交易的背后都涉及到很多颇有背景的旣得利益集团。这些人物已控制了中国股市的半壁江山，如果眞要惩治他们，恐怕台前幕后会有一大批有身份有脸面的人物被挖出来，恐怕股市很快就会大跌崩盘。再说，从某种程度上讲，造假、违规、恶意投机本来就是中国股市的“特质”。首先，上市公司上市前的改制有时就是政府帮助企业造假，否则就无法上市，很多国企为了上市，后门走到证监会、国务院，连中央一级领导人也示意要求予以关照；其次上市公司中有很多国企本来就是又穷又酸，政府为了甩包袱，将其包装后砸向股市；再次企业上市后如果不造假、不遮人耳目，如何面对费心劳神的首长，如何引诱众多股票投资者？还有，很多上市公司本来就没有主导盈利产品，上市后融来的大量资本无法投入到生产经营中去，只好反流股市，与庄家联手搞投机交易。因此，如果强行惩处，岂不把目前股市的半壁江山整倒？ 第二，证券监管机构利益立场有些含混不清，有旣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嫌疑。中国证监会首先应该维护国有经济的利益，还是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是矛盾的，因此，对于受命于国家政府的这个正部级单位，首要的任务是听从政府的命令。値得关注的是，中国证监会与许多券商有较深的血缘关系，不少证券经营机构的负责人、骨干成员都是从证监会“任命”过去的，而证监会的不少工作人员又是从证券经营机构“提拔”上来的。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决定了高层方针、重大决策出台之前，券商就会闻风而动。这种旣是裁判又带领运动员的角色，使得中国证监会的手脚本来就不干凈，因此而制造了不少矛盾。 第三，专门的监管力量严重不足。面对１２００多家上市公司，面对６８００多万股民，中国的证券监管队伍有多少人呢？“澳大利亚全国人口只有２０２０万，股市投资者只有几百万人，但证券监管人员却多达３０００人。”①而中国的职业证券监管人员总共只有区区三、四百人，其中中国证监会专司监管职能的不足２０人，其所属的深交所、上交所专司监管职能的各有二、三十人。从事实质性监管服务的总共只有２００多人。这２００多人平均每人要盯七、八家上市公司。恐怕把人脑换成计算机也会看走眼的。因此，整个股市基本上没有什幺监管力量。再说，中国的证券监管目前只是停留在被动地应付程序性、事务性的工作，对上市公司内部情况只是建立在虚假的报表的基础上，即使上市公司的报表漏洞百出，证监会也无暇顾及。谁会以职业监管精神、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审读上市公司的公吿呢？至于上市公司内部情况如何，被怀疑的上市公司有哪些违规事宜，几乎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查办。那些服务于上市公司的注册会计师机构，受利益的驱使，只能站在上市公司的立场上帮助做假账、假报吿。有些帐目、报吿甚至无法自圆其说，监管部门却无暇顾及。与证监机构相配合的执法机构，由于缺乏具有专业知识的办案人员，因此对个别浮出水面、违规特别严重的上市公司进行查办时，常常遇到诸多困难。总之，监管力量的薄弱大大放纵了上市公司造假、投机的行为。面对这种状况，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股市到底依靠谁来监管，眞正値得信赖的监管力量在哪里，监管不力的责任应当由谁来承担？ 第四，监管到什幺程度，尙没有明确的标准。中国上市公司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一家企业从改制到挂牌上市，再到资本运营、日常经营，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着虚假、违规的成分。而且无论是政府首长，证券机构负责人，上市公司法人代表，还是股市投资者，大家几乎是心照不宣、不言而喩。可以说整个中国股市的日常交易，就是在这种畸形的、病态的环境和机制中运营的。因此，投机设套、庄家违规做市、幕后勾结操纵股价、券商虚买虚卖等等，反倒成了“正当合理”的交易。而那些按正常投资理念炒股的知识分子和盲目跟风的善良股民，却成了投机者案板上的“鲜活”食品。据悉，大陆有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曾在股市小试牛刀，其结果是比普通股民跌得更惨。面对投机过度、乌烟瘴气的股市，成千上万中小投资者的养老金、买房钱、亲朋好友的借款都血本无归。对此，只有舆论传媒体时儿发表一些让股市受益者不高兴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当吴敬琏站出来怒斥股市黑幕时，那些旣得利益群体却把恶意破坏中国资本市场的罪名反扣在吴老先生白发苍苍的头上。中国股市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找不到道德和规矩所在，而对于不讲道德的人而言，舆论的谴责永远是无效的。只有藉助法规严明的监管才能扭转干坤。对于身份特殊、情感复杂但使命重大的证监机构而言，到底如何实施监管职能，监管到什幺程度，监管的具体范围和标准，却一直没有非常具体明确的章法。更为严重的是，谁要主张加强监管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甚至不排除遭到人身攻击。 第五，中央高层态度暖昧，立场不明，左右摇摆，使得中国证监会主席、副主席的椅子都是火辣辣的发烫。虽然中国大多数人现在自认为是在搞市场经济，但本质上还是从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市场化要素只是在权力要素的剩余地带发挥效用。因此，中国的股市只能是“计划市”或者说“政策市”。每当股市发展到紧要关头，都需要中央高层首脑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高层的经济决策是靠一套民主化的机制来完成的，而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民主决策机制。所以，中央高层面对股市变局、特别是面对诸多激烈的争执，往往不知所措。有时他们听到和看到的各派别的言论和做法似乎都有道理，面对现实情况又不知如何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态度暖昧、左右摇摆。这对于证监会官员及中央政府各经济部门而言，则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怎能形成原则明确、措施威严的监管机制呢？ 面对缺乏规范、混乱无序的中国股市，要实施从严监管的确不易，但是只要以为投资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抓主要矛盾，监管控制最危险的“人物”，就基本上可以维持股市大局基本稳定。那幺谁是中国股市最危险的“人物”？中国股市最危险的“人物”就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谁来有效地监督规范大股东”一直是中国股市监管方面最大的软肋。中国股市固然存在不少体制性、制度性缺陷，固然具有“政策市”的特征，固然有三分之二的国有股尙且不能流通，但在这些问题暂时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只要紧紧盯出大股东的一举一动，从严看管大股东，防止其非规操作，就可以保证股市运营不会有大的偏颇。中国股市固然有幕后庄家兴风作浪，但是如果没有大股东与其勾结在一起，那些大蛀虫、大投机商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能耐。为什幺大股东是最危险的“人物”呢？这里不妨列出一些不讲道理、不按章守规的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劣迹： １）虚构条件、刻意伪装、欺骗上市是上市公司大股东一开始就玩的把戏。骗得上市资格后，犹如鲨精入海，开始兴起一股股恶浪。 ２）虚拟出资或出资不到位，使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大打折扣。许多大股东本来就不具备其事先承诺的资本实力，于是玩弄各种骗人的把戏，把所谓的知识产权、注了水的工业产权、几乎报废的房屋建筑和没有多大增値潜力的地皮统统折资入股。这种虚拟出资无形中就吸走了投资者的财富，将粪土变成了黄金。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大股东的出资迟迟不到位，甚至打白条，以无懒的行径不完成出资义务。按规定，大股东的出资无论是实物还是资金，或者是其它形式的入资，都要完成资产的过户手续，由出资者名下转到上市公司名下，旨在使原出资者失去对这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和独立支配权。但是，相当多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根本就没有履行这一出资义务。这无疑是对其它出资人和广大股民利益的侵犯。这种情况已非常普遍，这种不道德的违规行为之所以能够存在，根本还在于政府的袒护。 ３）“虚拟”经营、虚构利润、封闭信息，欺骗公众投资者。很多上市公司本来就没有主打业务，上市后的大股东独揽一切经营管理大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股民交代，给政府“交差”，就人为“虚拟”一些经营项目，比如蓝田集团大面积租地种草，种地成本大大高于收入，却向股民虚报买了多少地，创造了多大的收益。至于上市公司的运营情况、财务情况却向投资者封闭眞实消息。２００１年银广厦伪造合同、虚构利润达７亿多，而这种巨大盈利的背后是３．９４亿元的亏损。这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６０％以上的上市公司，但谁去查处呢？ ４）大股东大量抽走上市公司资金，长期不还，以此为自己谋取巨大的个人私利。这种情况也很普遍。不少大股东成功上市后，凭借自己的控制权，很快形成了“内部人控制”的高层管理集团。因此，大股东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上市公司的资金。这就为大股东进行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创造了条件。他们从股市圈得大量资金后，再抽走。至于抽走后所从事的活动则在监管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情况被大陆经济专家形象地称为：上市公司成了大股东的提款机。近两年来，中国证监会下决心调查此类事件，并下令大股东限期交回抽走的资金，但收效甚微。而广大股民却一直执着地向这个大提款机里塞票子。大股东抽走资金干了哪些勾当呢？天知地知他知。据大陆有关机构调查分析，大股东把大量资金转移走之后，主要用于放高利贷、炒房地产、炒股票、个人挥霍、转移海外，等等。其经营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不合法的。总之，大股东抽走的资金大都很难再返还回来。如果将他们“逼”得太紧，则会逃之夭夭，因为他们早已办好不止一国的海外居留权。 ５）对外进行虚假合作，虚假投资，旨在侵呑上市公司资金。有些大股东采取假合资的形式大量侵呑上市公司的资金据为己有。最常见的伎俩是：先由亲信注册一个空殻公司，为了掩人耳目，将“殻”公司这个公司的注册资本搞得很大，而且租用一流的办公间，配备一流的办公设施和工作人员，一派“大家风范”。然后策划个很有赢利前景的高科技项目，最后由上市公司与这个“殻”公司进行合作。这样上市公司的大笔资金就投入到了这个“殻”公司。最终，这家“殻”公司大不了以宣布亏损或倒闭而吿终，或者撤资逃掉，上市公司大股东最多落个官僚主义，不善经营的坏名声。而大股东又通过“殻”公司几经倒手将钱转换到自己名下，很多洗到海外的“黑钱”就来自这里。如果广大中小股民知道他们的钱是这样被人掠夺去的，该做何感想呢？ ６）与庄家联合炒作，并进行业绩造假，使中小投资者屡屡上当受骗。很多大股东抽走上市公司资金后，又转回到股市进行投机炒作，如果赚了就装进个人腰包，如果赔了也不承担责任。不少大股东在股市最终的结果都是栽得很惨，因此，欠上市公司的钱根本就无法归还。 总之，大股东是中国上市公司中最危险的人物，不强化对大股东的监督和制约，中国股市永无宁日。 导致中国股市出现混乱局面而又往往被人忽视的另一个原因是舆论。而谁来监管舆论却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中国的舆论阵地当局一直严加管制，但是这个“严”是针对政治而言，至于股市言论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一个完全法制的国家，股市方面的言论和消息的发布是需要承担后果严重的法律责任的。可是中国众多的舆论媒体时常成为被投资者操纵的工具：他们一方面在股市调动大量资金推波助澜，一方面藉助舆论大肆造势。如此一呼一应，把广大散户引诱到了他们精心编织的圈套之中爆炒一顿。有些庄家花费很大的代价买来一批股评说客，买通一些著名专家，帮自己造势，有的甚至买通电视、报纸的主要人物，然后包栏目、搞点评。对于所有舆论媒体而言，大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防范意识，反倒认为这是为广大民众提供信息服务。如果仔细翻阅一下近十年来各大媒体在每次股市大行情前后刋载的相关内容，不难发现很多欺诈性信息及其背后的“魔影”。对此，谁来监管舆论的眞伪呢？没有。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媒体太自由太开放了，只要不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什么假、大、空话都可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