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非同寻常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大癫狂》
第六节疯狂的终结 南海公司的董事们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法庭的审判。为了安抚那些不幸的受害者，这些“阴谋家”们苦心积虑聚敛的大笔财产被没收，总额竟高达240万英镑。议会视各人的情况而定，分别为他们保留一部分财产，以利于他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其中，约翰·布朗特爵士原本拥有的财产有18.3万英镑，最后只剩下5000英镑；约翰·弗洛斯爵士的财产从24.3英镑减到了1万镑；西奥多·简森爵士原先拥有24.3万英镑，现在得以保留5万英镑；爱德华·吉本以前的10.6万英镑财产，现在只余1万英镑；约翰·兰伯特爵士的家产约7.2万英镑，获准保留5000英镑。其他一些罪行较轻的从犯．得到了比较宽大的处理。 被没收了大部分家财的爱德华·吉本先生之孙，历史学家小爱德华·吉本，在《我的生活与写作》这本回忆录中，对发生在自己祖父时代的这一事件做过详尽的记录和描述。他承认自己并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见证者，但是，人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位作家都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同样，相对于那个灾难性时期里人们所怀有的各种偏见，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做的有关记述就很有参考和警示价值。单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句古训来讲，他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他写道：“1716年，我祖父被推举为南海公司的一名董事。他的财产账簿表明，在他担当这个致命的职位之前，就应经拥有了36万镑的财产。但是，1720年的那场大灾难一下子改变了他的命运，他30年辛苦劳动的成果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什么也没剩下。关于南海事件，关于我的祖父和他那帮董事兄弟们究竟是罪犯还是无辜的受害者，让我来充当裁判者，既不称职，也难免有失客观。当今时代的平衡法必定会谴责那些法庭所做出的粗暴而又武断的判决。这个国家刚被从一场发财梦中唤醒，人们或者说议会，就开始大声吵吵着四处寻找替罪羊了。然而，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尽管所有人都认为南海公司的董事们罪大恶极，但这个国家却还没有任何法律条款来制裁他们。莫勒沃斯上议员那苛刻的言辞并没有被采纳，但却引发了一个严厉的法案——一个具有追溯性的法律条文，用来惩罚那些潜在的、可能发生的罪恶。立法机关限制董事们的人身自由，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付出巨额保证金。还在他们的人格上强加了一个可耻的记号。他们被迫发誓，把自己的钱财上交，一分也不能少，而且也不能转往国外。”
“他们对这项惩罚措施大为不满。每一个英国国民都享有为自己申辩的权利，他们请求为自己申诉．然而这一要求却被拒绝了。那些压迫者并不要任何证据，也不听他们的申辩。刚开始，有人提议给每位董事留下八分之一的财产．好让他们应付日后的生活。但却遭到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在财富应与罪恶想匹配的原则下，这个比例对许多人来说都嫌太轻，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又嫌太重。于是乎，根据每个董事人品和行为，他们遭到论斤称量般地区别对待。但这并不是一次公正和理智的调查，33个英国人的财产和名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审判程序是如此潦草，由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多数投票和几个最卑鄙的秘密委员会委员主宰一切。委员们一句恶意的言论或是一次沉默的投票，都可能转化为乖戾的怨毒或是个人的私愤。给董事们的剩余津贴就这样在言笑之间被改来改去。这种侮辱性的笑话令董事们感到更加难堪和痛苦。” “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中说，某位董事曾经牵涉到一项计划，而该计划使一些人受到了损失。这就成了于是就成了判定他有罪的证据。另一个人之所以获罪，只因为他曾大发过一番谬论，说他要用金子来喂马。还有一位在当时声名显赫的财政部人官员，则为他过分的骄傲而摊上了罪名。他居然敢拒绝回答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们的种种有关个人隐私的提问。所有董事都在缺席法庭辩论，因此也就不可能为自己做申辩的情况下被判有罪，并被处以在武断的惩罚和没收财产。董事们毕生积累的家当中的大部分都被席卷一空，用来填补政府亏空。这种光明正大的掠夺必然是得到了全能的议会的庇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