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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和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也是后代文人从政所效仿的楷模。诸葛亮曾经以管仲、乐毅为榜样，苏辙曾经将唐代名相姚崇、宋比作管仲、晏婴。他们二人以自己的治国实践，表达出了相应的管理思想。管理思想史如果缺少来自实践的映照，其色彩就会黯淡许多。正是管理实践活动的丰富多彩，致使后来的学者去总结其中的知识，揭示其中的道理，形成不同的理论，反过来又作用于现实。在这一意义上，管仲和晏婴，正是诸子百家的先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不乏这种实践和理论的互动。管仲和晏婴在管理活动中的“顶层设计”和“水磨功夫”，本身也构成管理思想的重要渊源。两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趋同和差异，又为管理思想史的演进提供了重要资源。如果仅仅看到管仲的事功而看不到管仲的“四维”，仅仅看到晏婴的机敏应对而看不到晏婴的“和而不同”，就如同买椟还珠。他们二人留给后代的，不仅是传说和故事，更重要的是理想、信念和精神。 仁者管仲的治国典范 先后担任过齐相的管仲和晏婴，向来被人们看作历史上的贤相。管仲是春秋初期的名人，正是他协助齐桓公，把中国历史导入春秋时代，晏婴则是古代智者从政的代表，成为季世之际维系国家生存的大臣榜样。相对而言，管仲的历史地位比晏婴要略高一些，事功也比晏婴突出，而晏婴的机智应变和俭约，则是管仲所不及的。后世谈到古代贤相，往往管晏并列；兼谈将相时，则管乐并列（乐指燕国大将乐毅）。即便从为政楷模的角度看，管仲和晏婴也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相应的位置。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齐国颖上人。他是贵族后裔，从他拥有的知识、能力来看，他受过当时贵族子弟的良好训练，礼乐书数射御样样在行，尤其是射和御比较精通。但到了管仲时家境已经没落，他曾经坦言自己的贫困和潦倒，为了谋生经过商，当过兵。后来在齐僖公时，管仲与鲍叔牙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襄公继位，齐国内乱，管仲护送公子纠逃亡鲁国，鲍叔牙护送公子小白逃亡莒国。等到齐襄公把政局折腾得不可收拾，自己也死于非命后，齐国无君。在外的这两位公子，谁回国早谁就有可能当上新的齐君。齐国的执政大臣倾向于公子小白，派人到莒国去迎接，而鲁国则希望拥立公子纠，由鲁庄公亲自护送返国。为了阻止小白继位，鲁国派管仲带兵赶到前面阻止小白回国。管仲截住莒国护送公子小白的队伍，一箭射中了小白。谁也没想到，小白命不该绝，迎面射来的箭卡在了带钩（相当于现代的皮带扣）上，这位聪慧过人的公子应声倒下装死，躲过一劫。鲁国的队伍以为小白真的中箭身亡，放慢了行进速度，结果到了齐国，才发现上了当，小白已经登基，变身为后来大名鼎鼎的齐桓公。鲁庄公不肯罢休，武装干涉，结果不但被齐军打了回去，而且被齐军截断了鲁军的归国道路。齐国还向鲁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鲁国杀掉公子纠，交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和召忽。“召忽、管仲雠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史记·齐太公世家》）。在齐国大军的逼迫下，鲁国只好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而管仲不肯自杀，让鲁国把自己囚禁起来，等待齐国发落。 按常理来说，管仲在齐国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不过，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小概率事件会改变历史。新上任的齐桓公同管仲有一箭之仇，非要杀掉管仲不可。而辅佐齐桓公的鲍叔牙，与管仲的交情非同一般。齐桓公本来要任用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坦诚告诉桓公，论治国能力，他远远比不上管仲。鲍叔牙向桓公说明，自己有不如管仲的五个方面。“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国语·齐语》）他终于说服了桓公，以“欲以戮之于群臣”的名义，把管仲从鲁国弄回齐国。一转眼，阶下囚当了相国。此后，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业，连桓公本人也尊称管仲为“仲父”。 正因为有鲍叔牙的力荐，管仲与鲍叔牙的交往成为历史上的著名典故，留下了“管鲍之交”这一成语。管仲曾经说过他与鲍叔牙的关系：“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 · 管晏列传》）可以说，管鲍之交不仅是管仲建功立业的基础，也为管理思想史留下了一个积累和利用社会资本、识别和评价人才的范例。 《管子》一书，尽管疑问很多，成书较晚，但毕竟包含了管仲的基本思想。其《牧民》中的“国颂”，在其他史书中都有佐证，可以确认其属于管仲的基本治国理念。全文不长，却是管仲管理思想的纲要。照录如下：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璋两原则刑乃繁，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的管理思想，首先表现在价值观念上。他强调“四维”即礼义廉耻对国家的意义。对此，人们固然可以把四维看作是西周礼治的绪馀，但更要看到这种因循中的创新。管仲认为，四维是国家纲纪。由此可以看出，管仲的治国目标，外显的是国土民众和物质财富，而内含的是道义准则和文明理念。价值观念一旦出了问题，国家就会倾危覆亡。“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作为统治者，时刻要关注四维的动态，采取对应的矫正措施，价值观念的偏失一旦累积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济于事。所以，管仲所说的“国乃灭亡”，并不是物质意义上的亡国，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亡国。四维的意义，一是保障社会秩序，二是辨别善恶正邪。“礼不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 · 牧民》） 需要说明的是，价值观念虽然是稳定的却不是一成不变的，表达价值观念的词语含义也会变化。管仲所说的四维，其含义在后代有所变化，不可用今义解释古义。礼在整个古代的含义变化不大，无需说明，即便如此，春秋之礼同西周之礼已经有了差异。义在秦汉时期就有了变化。所谓“义不自进”的义，是谦谦君子的贵族风度，所以当时才释为“无巧诈”。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到了秦汉，“自进”就已经正当化了。汉代察举对策，就有了“自炫鬻”之风。当然，严守古训者对此并不赞赏。唐代科举，曾经有过“不求闻达科”，据唐人赵《因话录》载：“德宗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县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云：‘将应不求闻达科。’此科岂可应耶！号欺聋俗，皆此类也。”说明“不自进”仍在有些人那里被推崇。廉的古义是堂屋的侧边线，《说文》曰：“廉，也。”注曰：“堂之侧边曰廉，故从广。”由于其方方正正，到春秋时，其义已经引申为正直。管仲四维之廉，就是正直义项。战国以后的廉字，才逐渐有了与贪字相对的含义。耻的含义一直未变。《说文》称：“耻，辱也。”但是，以什么为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准则，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标尺。所以，管仲所说的四维，就其内容来说，并非等于后代倡导的四维。但是不管古今词义有多少差别，管理须把价值观放在首位却古今一理。正因如此，不仅在春秋以后的帝制时代，管理思想以四维为纲被普遍接受，而且直到民国年间，还能经常看到四维之说。国民政府曾经推行过新生活运动，就是以四维八德为标榜的（民国的四维八德，四维仍是礼义廉耻，八德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仲对四维的强调，确立了中国传统管理中的基本价值取向。 正是出于对价值观念的重视，管仲特别注意治国中做到“名正言顺”。借助周初分封时赋予齐国可以征伐其他诸侯的权力，齐国强大起来的兵力指向四邻，号令诸侯。齐桓公因为同蔡姬发生了矛盾，让蔡姬回了娘家，结果蔡国干脆把蔡姬改嫁了别人。齐桓公大为恼火，直接出兵要灭了蔡国。但这种用兵理由实在上不了台面，于是，管仲把攻打蔡国的军队指向楚国（蔡紧邻楚地），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惩罚楚国不给周王进贡。齐国北征山戎，毫无理由地攻击一个没有危害自己的部族说不过去，正好山戎在骚扰燕国，管仲就把这次战争的理由说成推动燕国“修召公之政”，帮助燕国恢复立国之初的开明政治。不论这些说法是不是借口，起码可以由此认定，管仲治下的齐国，特别注意自己在国际上的主持正义形象，这正是价值观领先的表现。正如今天的公司，不论赚钱的心理多么强烈，但堂而皇之的标榜总是社会责任。 就以管仲自身行为的抉择而言，也有价值取向上的衡量标准。从他对鲍叔牙的赞誉来看，与其说是赞扬鲍叔牙的美德，不如说是解释自己行为选择的正当性。当他辅佐的公子纠被杀后，同为辅佐的召忽，认为不能背叛公子纠，并选择自杀，管仲的抉择显然不同。他强调君臣关系以社稷宗庙为重。“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管子·大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管仲强调四维，鲍叔牙、召忽也强调四维，他们在这一点上具有共识。所不同的是，三人显然对四维有不同的理解，即使理解相同也有排序上的不同。就拿忠诚来说，召忽把对公子纠个人的忠诚摆在首位，管仲则把对齐国的忠诚摆在首位，其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但他们三个人能够互相理解，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价值观念上求同存异的努力，这对于个人行为的组织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管仲的言行中，尽管资料残缺，但依然可以看到不同观念的兼容。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多样化和冲突权衡，是春秋时期政治适应社会变化的思想反映，也为后来的诸子之学开了先声。 重视价值观，不等于把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管仲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所以，管仲治国，特别注意富民与强国的关系。齐国本来就是大国，立国之初太公姜尚的治国原则就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 · 齐太公世家》）。管仲继承了这一传统，“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而敬百姓”（《国语 · 齐语》）。虽然管仲没有明确对人性进行论述，但他对仓廪和礼节、衣食和荣辱的因果关系链接，说明管仲正面肯定人的需求和欲望，民富了才能国强，物质丰富了才有精神文明，由此把各种管理措施建立在民与国的利益一致性上。这一点至关重要，正是管仲奠定了这一逻辑基础，使得后来的诸子百家各派思想，不管其观点上有多大差别，大多都吸取了这一观点。即便是不大看重物质的儒家，也同管仲的观点类似。孔子把治国顺序列为“庶之，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根本反对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却特别强调恒产和恒心的关系，也在那里精心设计“制民之产”的井田模型，强调富民之后才能“驱而之善”。在这方面背离管仲思想的，主要是法家学说。商鞅和韩非看到了饥饿对民众的驱动力，把民与国对立起来，认为民强则国弱，民富则国贫。所以，管仲的思想与后来法家的思想有着重大差别。概要来说，管仲的逻辑，是顺应民意，谋求国家仓廪实与民众衣食足的统一，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一致基础上；而商韩的逻辑，是国家掌握资源与生活资料以驱动民众为国尽力，其管理措施建立在国与民的利益对立基础上。可以说，法家思想相对于管仲思想，蕴含的逻辑恰好相反。当然，管仲也谈到统治者要运用生、杀、贫、富、贵、贱“六柄”，但同后来法家十分热衷于赏罚二柄相比，管仲更多地强调要“慎用六柄”。所以，有人称管仲为早期法家，恐怕不妥。 需要指出的是，管仲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他也有自己的国家管制理论。然而，这种国家管制，是在西周晚期逐渐出现的社会变化基础上形成的，同后来战国晚期法家主张的以国改造社会的管制理论有较大差别。管仲在齐国主持的内政改革，主要表现在推行新的组织编制措施上。“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国语 · 齐语》） “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的措施，主要内容是四民分居，这是管仲的首创。所谓四民，即士农工商。管仲在历史上最早推行了按照职业固定居住地并限制迁徙的政策。“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即按照职业分区居住，士人居于文化教育区，手工业者居于官府手工业区，商贾居于市井贸易区，农人居于田野耕作区。这种分区居住的好处是能够形成职业化环境，相关技艺可以父子相传，耳闻目染，“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潜移默化而养成职业习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子承父业，秩序井然，不会见异思迁。用现在的眼光看，四民分居是对自然演化的职业分工予以组织确认和强化。 以四民分居为基础，管仲在齐国“参其国而伍其鄙”。郊之内为国，郊之外为鄙。他把国（城）分为三部分，鄙（城外之野）分为五部分，各部分相对独立管理。从管理学角度看，这种组织变革，不妨称其为古代的“事业部制”（当然也要看到它与工业化时代的事业部制具有根本不同）。国内的三部分，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参其国”就是这十五个士之乡分别由齐桓公、贵族上卿国子、高子三人各统帅五个乡。士之乡既是行政建制又是军队建制，“军令寄诸内政”，形成齐之三军。工商之乡则按照工三族市三乡的划分与士之乡对应。五鄙也采用与二十一乡类似的方法，加以重新编制和组织。山林川泽则理顺了管理机构，泽立三虞，山立五衡。由此，齐国形成新的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军政和民政重合，族属和职业重合，承袭了西周以来的部族统治习惯，又突出了职业分工和社会管理，带有春秋时期的新特点。齐桓公能够在春秋时期率先称霸，得益于这种国家组织体系的改造。 国内之乡的管理，主要与军队和工商相关，而五鄙的管理，则主要为农业生产。在五鄙，推行的政令主要是：“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所谓“相地而衰征”，就是根据土地好坏实行差别租赋，合理负担；所谓“政不旅旧”，就是推行政令不能用旧人；所谓“山泽各致其时”，就是管理要顺应时令；所谓“陵、阜、陆、，井田畴均”，就是各种地形灌溉设施实现均衡（中国农民在土地管理历史中积累了精细的方法，如肥瘦宽窄腴瘠薄厚的搭配，其精密程度叹为观止，可为管仲管理方法的旁证）；所谓“无夺民时”，就是政令必须同生产节令吻合；所谓“牺牲不略”，就是不能掠夺式征收牲畜。所有这些管理措施，都蕴含着藏富于民、均平负担、不违农时、顺应自然的取向。 现代人看到四民分居和叁国伍鄙这些资料，往往会从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角度批评这种职业的固化方式。对此，需要从古代情境的角度设身处地加以评判。以四民分居来说，在前工业时代，生活区与生产区是重合的，无论是从技术角度，还是从信息角度或者管理角度看，管仲明确按照职业划分区域，都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成路径，与欧洲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是在氏族社会崩溃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而中国是在氏族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国家。所以，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有一个典型特征，即部族统治。西周的诸侯国按照族属区分“国人”和“野人”，春秋早期的诸侯国，哪怕是大国，诸侯的实际控制范围都不过是一个本族城邦，管理的辐射范围有限，疆域随着部族的迁徙不断变化。由部族统治发展到地域统治，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升级必须走过的路径。管仲的这种四民分居的社会组织方式，既继承了西周分封制下国和鄙（都和野）区分的制度框架，又加入了时代变化后职业分工逐渐强化的管理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从部族国家走向疆域国家的探索。 由于管仲的管理思想蕴含于其治国实践，所以，他带有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他特别重视因循守俗，这正是经验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一个人们熟知的典故“老马识途”，就是来自于管仲。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当时齐国远征山戎，讨伐孤竹，春往冬返，途中在荒原上迷了路。众人不知所措，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遂放出军中老马，任其自然行走，大军跟随其后，终于走出迷途。在国家治理中，管仲也采取了“老马识途”的做法，不忘旧例，尊重民俗。齐国从开国之初，就有顺应民俗、因势利导的治国传统。史称太公治齐的政策是“因其俗，简其礼”。管仲的治国方针，基本上是太公政策的升级版。“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所以，管仲的政令，根本不需要采用商鞅那种徙木立信、杀人立威的高压方式，也不需要采用孔孟那种严格的内心修炼、费劲的道德教育的感化方式，而是四两拨千斤，“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史记 · 管晏列传》）齐桓公奢侈多欲，管仲认为并不妨碍治国。管仲自己也十分豪奢，不知节制。有人问孔子：管仲是否节俭？孔子气呼呼地回答说，“焉得俭？”问：管仲是否知礼？孔子更生气，答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是，即便是孔子，也因为管仲建立的事功，赞许他属于仁者。“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甚至感叹说如果没有管仲，中原早就成了夷狄的天下（《论语·宪问》）。管仲以尊重习俗的方式实现霸业，似乎在告诫后人，“顶层设计”并非只有商鞅式的彻底变革一条路。 论及管仲的思想和业绩，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管子》这部书。先秦的子书中，《管子》的成书年代疑问最大。学界一般认为，《管子》一书是托管仲之名而作。在春秋时期，尚未出现个人著书的习惯，所以，《管子》肯定是后来人所作。最早谈到管仲著述的是韩非，但韩非的原文是“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很可能指管仲立法的一些零散篇章。到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阅读过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却没有提到其他篇章，也没出现《管子》的整体书名。到西汉晚期，刘向受命整理校勘图书，把散见的各种以管仲名义出现的文献删定编辑，共八十六篇，这是流传后世的《管子》一书的原型。可以说，《管子》是刘向手里最终成书的。由于这部书成书时间跨了数百年，所以，其内容包含了不同年代以管仲名义或者与管仲有关的多种文献，许多内容都记载了管仲身后的人物和事件，甚至有西汉人的作品在内。学界都承认，《管子》非一人所为，也非一时所书。魏晋时就有人认为，《管子》过半是后世好事者所加。宋代朱熹认定《管子》非管仲所作。当代顾颉刚认为，《管子》是齐国稷下学宫的著作总集，冯友兰干脆把《管子》说成是稷下学宫的学报。郭沫若称：“《管子》书号称难读，经历年代久远，古写本已不可复见，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管子集校》叙录）郭氏集校后断言，《管子》是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都收集在此。更有人认为，在经济思想史领域最受重视的《管子 · 轻重篇》一组文章，应当是王莽时代的作品。这些考证，固然应该由学术界进行，但是种种说法和疑点，使我们在谈及管仲思想时要慎重使用《管子》的资料，一不小心就可能张冠李戴。 例如，有学者提出“管仲陷阱”问题，而且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引用传播，但其命名是否恰当需要商榷。所谓“管仲陷阱”是指“利出一孔”，以国家对资源的管制与垄断支配社会。从较为可信的史料来看，“利出一孔”最早出自商鞅。“民见上利之从壹孔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商君书·农战》）“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则治，守十则乱。”（《商君书 · 弱民》）。“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商君书·靳令》）在《商君书》中，利出一孔的论述是较多的。这一观点在《管子·国蓄》有所发挥，变为：“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显然，这是赤裸裸的专制论调。主张一切利益都由国家控制垄断，而不允许民众染指。在《商君书》中，类似的论述反复出现，其思想逻辑与商鞅的其他论述一致。另外，《韩非子》也有“利出一孔”的论述。而《管子》里面的“利出一孔”，同管仲的思想并不一致甚至相反，所谓“塞民之羡，隘其利途”，堵塞所有民间牟利路径，同管仲“顺百姓之美，匡救国家之恶，令君臣百姓相亲”（《史记正义》语）的做法完全背离。所以，基本可以断定这属于后来在君主专制思想兴起后，法家后人托名管仲而把这种观点掺入《管子》书中。从上下文来看，这段话甚至有可能是汉代加强国家经济管制的反映。由于篇幅，在这里不展开专门考证，但大体可以把“利出一孔”观点从管仲思想中剔除出来。由于《管子》成书晚于《商君书》（从《国蓄》篇的王霸并称来看，该篇最早也只能是战国诸雄多已称王时所作。按照王国维对《国蓄》中“禺氏”一词的考证，更是把这篇断在西汉文景时期），尤其是内容上与管仲思想的不协调，所以，把“利出一孔”观点命名为“管仲陷阱”有所不妥。既然商鞅明白无误地表达过这种思想，为何不把它命名为“商鞅陷阱”？很有可能是因为管仲早于商鞅，学者看到《管子》有此记载，就把商鞅的思想嫁接到管仲头上。提出这一命名的学者，其思考角度和批判精神值得赞赏，但是，用不实的东西无法奠定坚固的理论立足点。这需要引起学界注意。 那么，在论证管仲思想时可否引用《管子》一书？当然可以。因为该书中肯定会包含有管仲自己的思想内容。哪怕是托名管仲的伪作，作伪者也要尽可能采用管仲的思想，否则就不是作伪。不过，鉴于《管子》成书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在引用《管子》论证管仲时，应该多种资料参照对比，同时注意其不同观点的内在逻辑关系，乃至文字表述上的时代差异。下了这样的功夫，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就要可靠一些。 指出《管子》一书不全是管仲的思想，并非贬低该书的价值，恰恰相反，梳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必须重视这类真假混杂、多人经手的著作。即便该书不是管仲所作（先秦作品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它也保存了相关的资料。哪怕是伪书，而且表述的思想也与托名者关系不大（如《列子》一书就同列御寇关系不大），在它流行之后，本身就反映出一种社会思想，甚至有可能产生喧宾夺主的传播效应。所以，《管子》一书的管理思想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尤其是在经济管理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少见的具有丰富内容的著作。但前提是要认识到不能把该书作者同管仲本人画等号。阐释管仲的管理思想，发掘《管子》的管理思想，探究《管子》与管仲思想的关系，是管理思想史中三个互相呼应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 晏婴的治国艺术与管理启迪 管仲为相四十年（前685—前645），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业。在他之后大约百年左右，齐国又出现了一名杰出的相国晏婴。晏婴辅佐了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君主五十馀年（前556—前500），为相时间比管仲还长。晏婴的管理实践，是与管仲不同的另一种为政楷模。但是，他们二人在价值理念上又具有共同性。正因为晏婴与管仲具有可比性，司马迁为管晏二人合传。 晏婴是齐国莱地夷维人，字平仲。其父晏弱是齐国上大夫，父死后晏婴继任齐国上卿。关于他的治国事迹，有许多故事和传说。由于晏婴辅政带有传奇色彩，所以司马迁对其十分佩服，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史记·管晏列传》） 从管理思想角度看，晏婴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不尽人意的情境下如何辅政的典范。晏婴与管仲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管仲得到齐桓公的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权，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智。而晏婴辅政时期所奉基本不是明君，身边多有奸佞掣肘，不但无法尽情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且还要处处防备不虞之祸。如果说，管仲可以意气风发，晏婴则必须小心谨慎；管仲的智谋方略可以产生出十二分的效力，晏婴只能感叹不如意事常十有八九；管仲目标定位于尊王攘夷称霸天下，晏婴只能尽力为延缓齐国的衰败速度而宵衣旰食。在一定意义上，管仲式的情境可遇不可求，而晏婴式的情境更为常见。所以，晏婴的样板更具有普遍性。在治国策略上，管仲是从组织的“顶层设计”出发，晏婴则是从个人的“水磨功夫”出发。《史记》对晏婴治国的策略概括为：“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管晏列传》） 晏婴从政的基本策略是未谋进先谋退，以洁身自好把自己置于影响他人的有利之地，以道义准则坚守自己的价值底线，所以，晏婴的节俭克制，与管仲的奢侈张扬形成明显的对比。他一辈子为上卿，吃饭不用两样肉菜，妻子身穿粗布破衣，自己身为相国，“衣十总之布，食脱粟之饭”（总为，布之八十缕为，十为粗布；脱粟为碾去粗糠的糙米），下饭所用不过是“茆菹”“苔菜”之类，即普通咸菜。这在周围的奢华背景下显得格外抢眼。关于晏婴节俭的故事极多。如晏婴为相三年后，齐景公在宠臣梁丘据的鼓动下，以晏婴中饭肉食不足而给他增加封地，被晏婴婉拒（《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七）。晏婴一次正吃饭时，宫内有使者来，晏婴招呼他一起吃饭，结果两人都没吃饱。使者回去告诉齐景公，景公大为感动，“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婴坚辞。景公以管仲坦然接受桓公的恩赐为例，强迫晏婴接受。晏婴回答说：“婴闻之，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同上第十八）晏婴的家居也十分寒碜，宅所潮湿狭隘，靠近市场，噪声喧嚣，景公打算给他换一个好一些的住宅，也被晏婴坚拒（同上第二十一）。景公乘晏婴出使晋国不在之机，直接把晏婴家的邻居拆迁了扩建新宅。晏婴回来后谢过景公，拆了新宅恢复邻居原样，又把邻居请回来（同上第二十二）。晏婴上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了说：“夫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任之甚耶？”派人送给他辂车驷马，遭拒绝后再送来，往返多次，最终晏婴也没接受（同上第二十五）。正因为晏婴的节俭近于自虐，而先秦主张节俭最出名的是墨子，唐代柳宗元就怀疑《晏子春秋》是墨家门徒所做。“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辨晏子春秋》）尽管柳宗元的说法比较牵强，但也可看出晏婴节俭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晏婴的节俭不仅仅是洁身自好，而是推及政务。当齐景公要给晏婴增加禄地时，晏婴以给民众减轻负担作为给自己的俸禄，回答说：“君商鱼盐，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罚——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若此三言者，婴之禄，君之利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六）即请求景公做到三件事：一是鱼盐贸易在关市上只检查不征税；二是农田税率取十分之一；三是放宽刑罚，死改为刑，刑改为罚，罚则免去。当景公得知晏婴住宅临近市场时，顺便问他市场何贵何贱？晏婴乘机回答：“踊贵而屦贱”，踊为假肢，屦为草鞋，当时齐国用刑过滥，导致市场的假肢生意兴盛。齐景公因此而受到触动，为之省减刑罚。时人云：“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二十一）类似的谏言还有许多。 关于政务，由于晏婴碰上的君主都不怎么样，齐灵公昏聩不明，齐庄公骄奢淫逸，而且庄公竟然因为偷情被崔杼杀了。齐景公刚即位时要稍好一些，略通情理，但也酗酒作乐，性情残暴，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在这种情境下，晏婴留诸史册的记载，自然以谏言为主。关于晏婴进谏，有很多记载和故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进谏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艺术。例如，齐景公同大臣喝酒，喝高兴了就宣称：酒宴上不讲礼节。晏婴马上指出：礼节还是需要的。景公不听，晏婴也不再吭气。席间景公出去，等再回来时，晏婴故意不以礼待之，等到景公为晏婴的失礼僭越而发怒，他才指出：这就是你说的酒宴不讲礼节，迫使景公认错（《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二）。和晏婴同时的弦章也善于进谏，但针对景公每每滥饮不改的恶习也受不了，当景公连喝七天七夜时，弦章发出“章愿君废酒也！不然，章赐死”的警告。景公大为恼怒，对晏婴说，听从弦章则为臣所制，不听弦章则可惜其死。晏婴马上回答说：“幸矣，章遇君矣！令章遇桀纣者，章死久矣。”（《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四）把景公放置在明君的地位，使其不得不接受谏议。还有如谏景公不杀养马圉人等等，类似的例子在《晏子春秋》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不断进谏，使晏婴对政务管理中投鼠忌器的问题有深刻感受。当景公问晏婴治理国家的难处是什么时，晏婴答之以社鼠猛狗。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地方，而老鼠在里面做窝，“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以社故也。”有人有好酒卖不出去，是因为店里养有猛狗，“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治国要警惕的正是这类社鼠猛狗。人主左右“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秉掌国家权力的大臣“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之，此亦国之猛狗也”。“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主安得无壅，国安得无患乎？”正是在这种谏议之中，确立了晏婴的为政原则，也形成了他的进谏艺术。 关于晏婴节俭、进谏的著述已经有很多，但有一点却被人们忽视——在普遍性奢侈的情境下，晏婴以节俭别树一帜特立独行，如何能够站得住脚？怎样同其他不尽如意的上司和同事合作？会不会因此而遭到排挤？晏婴是如何做到既坚守底线又不出局的？而这些问题，正是研究管理更需要关注的。但要把这些问题分析到位，需要长篇大论。司马迁读过《晏子春秋》，而他在写《管晏列传》时，关于晏婴仅仅取了同越石父的交往和马夫的转变两个小故事，用了几百字，就说得活灵活现。中国古人论事有个特点，就是省略分析过程直述结论，以归纳和洞察直奔主题。按照《史记》对晏婴治国的概括，他在朝廷上，君主说到的事情，则危言进谏，而这种进谏，应把握君主能够接受的程度。“语及之”就意味着在话题上能够取得共鸣，所以存在着讨论乃至说理争辩的前提。而君主不说的事情，“语不及”则不说只做。这种策略，与孔子的思想是相通的。孔子曾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样，既能进退自如，又能坚守正道。有道之国，就遵命行事，无道之国，则斟酌行事，这正是晏婴的基本对策。齐景公频繁给晏婴赐赏，也隐含着引诱其同流合污之意，而晏婴把这种十分难解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从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晏婴起码有以下做法可供研究：一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说辞；二是移情考虑对方的可接受性；三是在不违背自己底线的情况下给对方留有馀地。例如，晏婴拆除了齐景公给自己扩建的住宅，但又通过田桓子向景公说情，最终取得景公同意。所以，孔子对晏婴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推崇，说：“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晏平仲可谓能远害矣。不以己知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孔子家语·曲礼子夏问》） 正是在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中，晏婴形成了既和光同尘、又特立独行的行为模式，并总结出了和而不同的管理思想。与晏婴同时的大臣梁丘据，处处揣摩君主意图，事事讨得君主欢心。齐景公为此感慨道，“唯据与我和夫！”晏婴反驳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景公追问：“和与同异乎？”晏婴答道：“异。”对和与同的区别，晏婴解释说，和就像做羹，“水、火、醯、醢、盐、梅”烹烧鱼肉，厨师需要以不同味道互相调剂，才能做出美味佳肴。音乐需要以“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辅相成，以“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相济相配，才能动听悦耳。君臣关系也是一个道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而梁丘据不是这样，“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这哪能算和啊？只能算同。同是不可取的。“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这种和而不同的哲学思维，奠定了晏婴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 记载晏婴事迹最多的《晏子春秋》一书，也同《管子》一样，成书年代极长。然而，最起码司马迁读到时已经成书，而同时的《管子》还是散篇，所以《晏子春秋》成书要早于《管子》。学界多数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后来又有掺杂补充。还有人认为，该书是秦代淳于越之类齐人所写。不管作者是谁，该书在西汉经过刘向的校订而流传。上世纪70年代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该书102简，可与流行本校正。《晏子春秋》的体例很特殊，八篇共215章，每章都是一个完整的小故事，而且状人叙事带有很强的文学性，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但是其故事或多或少都能得到其他史料的旁证，后人依然把它归入史类。引用《晏子春秋》作为论证晏婴的资料，应当注意同其他史料交错印证。 正因为《晏子春秋》的故事性很强，所以其流行过程中也使晏婴的形象产生了某些变化。在研究管理思想史时值得注意的是，总体来看，晏婴的管理活动以“难为”为其特征，而流行的故事过多地突出了晏婴的机智。比如收入中学课本的“晏子使楚”，整个故事都在渲染晏婴的口舌之利和反应之捷，相关的谚语成语也广为人知，使得民间的晏子形象机敏大于厚重，言辞胜过思想，突出的是晏婴的“小聪明”而不能反映其“大智慧”，稍有不慎，甚至会流于尖刻浅薄。至于“二桃杀三士”之类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更会把晏婴改造为计谋专家。实际上，如果看看晏婴与晋国叔向这类正人君子的对话，马上就可以感受到他的另一面。整体上看，晏婴的管理思想，要从厚重、坚韧、智慧、权衡，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等角度全面观察，才能归纳出有深度的思想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