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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黄仁宇，积极倡导“数目字管理”。他通过对明朝政治与社会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对明朝中后期的财政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大历史”观点。他认为，明朝由于技术原因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是古代中国社会陷入停滞的重要原因。由此，他把传统中国比喻为“长面包三明治”（submarine sandwich，三联的译本翻译为“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由文官集团构成的一块缺乏精确计量能力的长面包，下面是平等而离散无组织的编户齐民构成另一块没有组织能力的长面包，“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近代以后，国民党构建了新的上层，共产党构建了新的下层，中国社会依然是“长面包三明治”。黄仁宇认为，这种中层断裂的社会结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绝好隐喻。而“三明治”的成因，全在于未能实现数目字管理。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源自有效的数目字管理。 平心而论，黄仁宇的比喻，确实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唤醒对数目字管理的重视。然而，他的这种观点无法证伪，颇有以今度古之嫌疑。如果稍微细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数目字管理的努力，而是这种努力的社会效果南辕北辙。睡虎地秦墓竹简对秦王朝数目字管理的记载，表明中国曾经实施过很严密的数目字管理，但却没有带来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王朝的长治久安。 黄氏观点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引发人们对一个大型或超大型国家（或者公司）如何看待数目字管理问题的思考。黄氏赞扬文艺复兴后西方实现数目字管理的国家或者地区，无一例外规模都不大。由此大致可以判断，三明治结构恐怕不是“顶层设计”就可改变的，它与规模与情境关系极大。即便是企业，熟悉管理的人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成熟、数目字管理极为发达的当代，公司规模的迅速膨胀，也会造成多么难以应对的管理问题。事业部制、集团架构、外包和网络组织，无一不是企业在超大规模下的应对变革。 中国古代的王朝，要说在管理上的独创，莫过于通过长期反复试错，在经验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方式。很有可能，黄氏非议的“三明治”，恰恰是传统中国较为合理的治理架构。帝制时代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面对内外部的种种差异，“标准化”看起来很美，做起来极大可能会削足适履。对于穿鞋来讲，南方的草鞋和北方的毡窝子都有存在的必要，无法划一。而一旦因地制宜，传统社会的数目字管理（如税收管理），乃至工业社会的数目字管理（如大批量生产和流水线管理）都会相形见绌。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时代，数目字管理究竟是不能，还是不为，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许多国外的汉学家都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就是官员未能实现职业化，甚至以外行管理为荣耀。对于一个地方长官来说，他对户籍、税收是否了解无关紧要，而是否文雅，能否作诗填词，甚至书法优劣，则非常关键。那么，工具理性的职业化管理能力从何而来？西方人对此往往觉得不可理解，而对熟悉中国传统的人来说理所当然。在中国传统中，技术管理能力是通过职业化的吏员、谙熟则例章法的师爷来操作的。但是，在传统中国，吏员的地位被有意贬低，长官即便具有技术能力也要有所掩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许多文人，在考中秀才举人之后，往往出任师爷。在幕僚任上不愧为专业人才，而一旦考中进士当上长官，则立即收敛自己的幕宾特长而转过身展示自己的文学才华。所以，黄氏所说的间架结构，很有可能是适合中国人口味的肉夹馍或者煎饼摊鸡蛋，而不是来自西方的三明治。官员不是靠韦伯笔下的技术能力治国，而是靠孔子倡导的人格魅力治吏。这正是中国特有的数目字管理。 由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模式，即便移植到中国，多少会发生一些变化。就像西方流行的干红葡萄酒，他们费劲气力清除了酒中的糖分，但到了中国，有的人却兑上雪碧再喝。你可以笑话这是土老冒行为，但你不能否认确实有一些中国人适应不了那种苦涩。只有当你的味蕾乐于接受其特有的风味时，你才可能心甘情愿地品尝它。很有可能，黄氏诟病的不能实现数目字管理的三明治，恰恰是数目字管理的另一种肉夹馍结构。大数据时代，中国的数目字管理如何在接轨世界和自身特色之间把握分寸，需要中国的企业在实践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