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首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援行动，在灾区第一时间开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缺乏有效预案的缺陷，也在救援中凸显出来。
撰稿·黄祺（特派记者）
简强的恶梦 这是简强在地震以后度过的第六个上午。５月１２日的地震，好像把简强的生命剪成了两段，此前，是五彩的青春花季，现在，他的生活被完全改变。 简强是北川中学的一名初中生，“５·１２”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县是伤亡最严重的地区，而北川中学又是北川最大的伤痛——这所中学有１０００多名师生被埋废墟之下，大多数已经死亡。幸存的未受重伤的学生，被暂时安置在绵阳市长虹虹苑剧场，跟其他班级一样，简强的班级已经残缺不全，他最好的朋友，也在灾难中永远离开。 长虹虹苑剧场墙上挂着几台大屏幕电视，画面永远是抗震救灾的内容，声音很大，门口喇叭不时有人用四川话喊“某某同学外面有人找”，安置点里非常嘈杂。同学们的地铺整齐排列，有人捐助了一些杂志发给同学们，剩下没有分到杂志的同学只能聊聊天打发时间。 看上去，大家都很好。简强也一样，他没有受伤，家人也都无恙。在安置点，他有时候跟两个好朋友聊天，有时候自己躺着发呆，吃的、穿的都有，还有老师管理，简强应该没有什么可烦恼的。不过，没有人知道，简强很不喜欢夜幕降临，夜晚到来意味着要睡觉了，睡着就会做梦，做梦，他好害怕。 在程文红医生到来之前，简强没有告诉别人他的这个烦恼，这些天，他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的内容都是同一个：浑身鲜血的好朋友要杀死简强，叫简强去陪伴他。 “你们好，我是心理医生，我是到这里来帮助你们的。在我的医院，很多小朋友心里有一些烦恼，都会来找我，你们有什么烦恼吗？”程文红坐在电视机盒纸板上，这是学生们临时的“床”，几个男孩看着程文红，不说话，好半天，一个小个子的男孩回答：“没什么。” “比如说，这几天你们晚上睡得好不好呀？”又是一阵沉默，几个男生回答：“还可以。”只有简强，始终嘴唇闭得紧紧的，双手抱着膝盖，脑袋枕在手臂上，表情严肃，歪着盯住程文红看，一直没有说话。程文红注意到这个男孩，在继续了几个问题和一阵谈话之后，她特意转向简强，问：“你有什么烦恼吗？” “我做恶梦。”简强依旧把下巴支在手臂上，声音很小。 “什么样的梦呢？” “有一个人，要杀死我，身上都是血，我就跑。” 梦里的人是简强最好的朋友，地震中遇难。地震已经过去６天，简强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但是，夜夜恶梦中，他都能见到这个满身鲜血的好朋友，睡觉变成了一种煎熬。 “哦。你的好朋友遇难了，你很伤心，你非常思念他，所以梦到他，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反应，很正常，随着时间慢慢过去，你会好起来。”程文红先安慰简强，这是心理治疗最常用的手段，首先让治疗对象相信自己的反应是正常和普遍存在的。 程文红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童青少年精神科副主任，１７日赶赴四川绵阳参与灾后心理干预的工作。作为心理专家，程文红知道，虽然这些中学生表面上看上去很正常，但遭遇如此惨重的灾难，一部分学生心里一定有巨大的创伤。 简强出现了典型的心理应急反应，他突然失去了好朋友，他很思念他的好朋友，这种强烈的感情化作恶梦表现出来。受时间和场所的限制，程文红决定先实施一个简单的干预，希望能够帮助简强。 “你的朋友遇难了，你很思念他，对不对？你梦到他，说明你真的很想念他。他现在去世了，你相信他也很思念你吗？” “相信。” “你是他的好朋友，他也一样很思念你，那么，你认为他会伤害你吗？” “不会。” “好的。你梦到他，说明你很想念他，他是你的好朋友，所以他是不会伤害你的，梦里的情景都是假的，你相信这一点吗？” “相信的。” “好的。你现在做恶梦，只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你要相信，做恶梦的这个现象，慢慢会减弱的。而且，你身边还有其他的好朋友，你也要多想想他们，对不对？” “嗯。” “你的好朋友已经去世了，你应该把脑子里这些不好的景象，慢慢缩小，然后把它放在心里一个角落，珍藏起来，用心里更大的空间，去想想身边这些朋友，他们也很需要你去关心，好不好？” “嗯。” 简强还是没有抬起头，但表情看上去放松了一些。程文红很清楚，像简强这样的心理反应，并不是一次干预就能解决的，简强说这些天做恶梦的现象是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这说明他的症状比普通的应急反应还要严重一些，他需要长期持续的心理干预。 可能是最艰巨的任务 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灾后心理救援行动。 ５月１４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二天，作为卫生部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的赵国秋，就从杭州出发抵达地震重灾区平武县，他是国内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心理专家之一，在中国重大灾害救援历史上，这也是心理干预行动反应速度最快的一次。在赵国秋之后，像程文红这样的心理专家和精神科医生，陆续从全国各地到达四川，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１０００名专业人员在四川灾区参与心理干预工作。 当心理专家们到达灾区现场，他们立即发现，灾区心理干预工作将是一个复杂而浩大的工程，等待心理救援的人数太大，心理问题的种类太多，人群种类又如此不同，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预料。 赵国秋最早看到的景象，是一片悲伤和绝望。在平武县南坝镇，随处有倒塌的楼房、遇难者的遗体、哭天抢地的亲人，医院里全是重伤员和他们惊恐的家人。事实上，这里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心理抚慰，但赵国秋和同事们只能寻找那些最急待干预的人群进行工作。 平武县人民医院从地震发生后，就成了当地重伤者的救命之地，根据赵国秋粗略的了解，在医院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存在符合诊断标准的心理疾病。伤者、痛失亲人的人当然最容易引起关注，但当一位护士闯入赵国秋的视野，他发现这些医务工作者，更让人担心。 一位女护士已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表情木然。赵国秋从其他人那里知道，这位护士原本失去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地震中，母亲也遇难，并且有１０多名亲属都已经在地震中丧生。灾难对这名护士的打击可想而知，但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痛哭流涕，却是每天为抢救伤者不停工作。 在赵国秋看来，这位护士的行为并不能仅仅用牺牲精神来解释，她是在用工作来回避现实，这样做，可能会给她自己带来危险。赵国秋特地找护士谈话，一开始，护士不愿意说话，在小心的疏导以后，她开始表达自己的悲伤。赵国秋说，让遭受打击的人面对现实而不是逃避，是心理干预的第一步。 在地震灾害发生十多天以后，赵国秋特别提醒，一定要重视救援人员的心理问题，包括医护人员、解放军官兵、消防人员。赵国秋说，从他接触到的救援人员看，最早参与救援的消防人员、解放军官兵体力透支到了极限，而且他们接触了太多死亡、伤残的景象，他们中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他的建议是，一部分已经非常疲惫的人员应该撤回，换新的队伍到灾区，而撤回当地的救援人员，应该马上安排心理干预。 实战演习 在汶川地震救援中，灾后心理干预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灾区时，多次嘱咐注意灾后心理疏导，邓亚萍等体育明星，也以“心理辅导员”的身份到灾区慰问。 事实上，在全国各地派往灾区的医疗队中，部分救援队里就已经加入了心理医生。积极组织抗震救援队伍的辽宁省卫生厅厅长姜潮，自己就是心理学专家，对灾后心理救援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派出以外科医生为主的地震救援医疗队后，辽宁省第二批增援的医疗队里，就安排了３０多名心理医生。 李晓白是这３０多名医生中的一员，他是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医生。和其他医生一样，李晓白怀着满腔急切来到灾区，希望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灾后心理受到重创的人们服务。当他到达绵阳市安置灾民人数最多的九洲体育馆内，他才真切地意识到，心理疏导的任务比他之前的想象要复杂和艰难。 九洲体育馆内的篮球馆，现在用来安置灾区学生，少部分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也安置在这里。李晓白发现了一名初二的男生，他仰面躺在地铺上，双手把被子紧紧抓在胸前，目光直直地盯住天花板，一声不吭。李晓白得知，这名学生的父母至今没有消息，很可能已经遇难。李晓白说，这样的孩子急待心理干预，现在紧急的任务是把像这个孩子一样的人分辨出来。但是，绵阳市各个安置点，每一个都安置了几百或者几千灾民，怎样发现那些情况严重的人，是个艰难的工作。 来自同一家医院的汤艳清医生，同样靠自己的眼睛，从九洲体育馆上千灾民中发现了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 “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翻孩子的照片，也不哭，没有表情，我觉得一定有问题。”这位母亲在失去儿子以后，根本就没有睡过觉，汤艳清问她是否需要一点安眠的药物帮助睡眠，她拒绝了。汤艳清知道这是一种自我惩罚的表现，这位母亲觉得儿子的死她有责任，深深的自责纠缠着她。汤艳清开始跟这位母亲交谈，引导她面对现实，慢慢地，母亲开始流下眼泪。 “她的情况比较严重，需要持续的干预，但我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到那里去。”晚上总结时，汤艳清忧心忡忡。作为专业医生，她知道持续的治疗非常重要，但他们的队伍在四川究竟怎样开展工作，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一切都还处于摸索的状态。 “对于中国的灾后心理救援，这次只能算是实战演习。”李晓白说。中国的临床心理学在最近几年中快速发展，但是，灾后心理救援尚没有成熟的应急预案，汶川地震以后，从最高级别的救灾指挥部到普通心理医生都意识到心理干预的重要，但具体怎样调配全国的专家资源、如何开展工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专家们只能互相协调，摸索工作模式。 赵国秋已经在重灾区平武县南坝镇坚守１０多天，每天夜里在马路边休息，他最能体会一线心理干预的难处。“我们还缺乏全国性的、可操作的灾后心理干预预案，能派到一线工作的心理专家太少，很多资源难以调配，都浪费了。”
缺乏整体预案导致的后果不仅是灾区缺乏心理专家，无序的心理干预还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程文红与心理专家们到北川中学安置点工作，校长一开始并不是太欢迎他们。校长并非不支持心理干预工作，灾后这些天，不断有心理干预工作者进入安置点与学生们接触，校长担心管理上的问题。 心理专家们同样担心，不同的人去干预，不能维持持续性，如果有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也加入这个工作，不仅起不到疏导的效果，反而带来负面的影响。 赵国秋认为，如此惨重的灾害以后，首先要区分各种程度的心理问题，按照不同程度的症状安排心理干预人员。“如果仅仅需要倾听，那么不是非常专业的人也可以做，但如果是比较重的心理问题，就必须让受过专业培训的有资质的医生来做。”但在本次地震救援中，由于灾害范围太大，缺乏操作预案，赵国秋所说的这种规范的干预，还未能实现。 在直接参与心理干预工作的同时，包括程文红在内的卫生部心理卫生专家，也在不断地总结灾后心理干预的经验，为下一步制订灾后心理干预预案做准备。 持久战 看过灾区的景象，每一位心理干预工作者都强烈地意识到，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救援，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张行也是北川中学的幸存学生，他的教室在五楼，地震发生后他被压在水泥板下面，直到当天晚上９点多，他才被救援部队挖出来。地震中，他的左腿和胸部肋骨骨折，被抢救以后，在绵阳市第三医院接受治疗。张行躺在病床上，腿和胸部缠着绷带，身体的创伤已经开始慢慢恢复，但心理的创伤，却依然严重。 地震之前，张行是个电脑游戏迷，父亲经常因为张行通宵打游戏而教训他。但现在，就算打着手机上的游戏，张行脑中还是不时出现地震当时恐怖的画面，玩一会就不想玩了。 １２日地震以后，绵阳市区经常能感觉到余震，住在医院七楼的病房里，能感觉到余震带来的轻微摇晃。每次摇晃，张行都极度惊恐。在一次稍微明显的余震发生时，张行大叫着要求父亲把他背下楼。还有一天，张行一觉醒来，正好同室的病友、护士和家人都不在病房，他吓得大叫，以为发生地震，大家把他遗忘在病房里了。 精神卫生博士李卫晖医生，开始针对张行的表现，进行疏导。经常想起地震时的景象，在心理学上叫做“闪回”，张行存在“闪回”、惊恐这样的急性应急反应，这些都是灾难经历者常见的心理问题。但随着谈话的深入，李卫晖发现，还有一个阴影留在张行的心里。 地震的瞬间，张行和同学摔倒在走廊上，一名老师从他们身边跑过，他们对着老师喊救命，但老师没有去拉他们。这位老师是张行平时最喜欢的老师，得救以后，张行感到很伤心。“我觉得，他很虚伪。” 在李卫晖看来，如果不进行干预，对老师的怨恨，可能比恐惧等等应急反应会更长久地给张行带来阴影。“你后来跟这位老师核实过吗？你知道他为什么没能救你吗？”张行并不知道这位老师现在在哪里，李卫晖建议他，尽可能找机会跟这位老师谈谈，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他也没有办法救别人。 李卫晖很担心，如果老师没救他的阴影长期留在张行的心里，他会因此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像张行这样的情况，李卫晖认为同样需要长久的干预，帮助他解决心理的阴影。 在过往的重大灾害以后，一部分亲历者和幸存者，会出现严重的创伤后心理障碍（ＰＴＳＤ），“９·１１”事件后，已经发现有很多幸存者和参与救援的人员，存在ＰＴＳＤ。而这种严重的创伤后心理障碍，有可能在灾害１个月甚至半年、一年后才表现出来，程文红表示，汶川地震心理干预，必须维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建立起一个长期有效的心理干预部门，全国的专家要轮流到这里来工作。我们还必须依靠当地的力量，培训大量当地的心理干预专业人员，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把心理干预工作坚持下去。” 汶川大地震，不仅震塌了房屋，也震碎了人们的心，太多的心灵，因为恐惧、悲伤而变得异常敏感，整个社会，还需要学习怎样保护这些脆弱的心灵。 ５月２０日深夜，成都和四川省的电视台，突然一遍又一遍播报余震预报通知，播音员表情肃穆、语调悲凉，听起来更像“讣告”。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也没有指导市民躲避和疏散的知识，播音员单调冰冷的声音，把本来就深陷余震恐惧的成都市民，拉到更加恐慌的深渊，整个成都市的市民纷纷慌忙涌向室外。 “我当时听到收音机里通告的感觉，就好像在说：我们没办法了，自己逃吧，没有人能救我们了。我是精神科医生，我也感到这样无助和恐惧，更不要说普通人。”程文红当时正在绵阳，她说，灾后心理干预，并不仅仅是针对灾民，公众的心理反应也要重视。“媒体应该怎样播报信息，才能让大家既了解真相，又能对事实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至于引起恐慌，这些都是今后应该注意的灾后心理问题。”（文中部分未成年采访对象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