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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与基辛格将秘密访华之旅的代号定为“波罗行动”，意指此行像700年前的探险家马可·波罗造访遥远神秘的东方一样，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困难和风险。与那位冒险家相比，美国人的最大挑战，或许并不是横亘于彼此间遥远的地理距离，而是如何跨越隔绝几十载形成的那道巨大的精神鸿沟。
神秘来客 凌晨4点，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查克拉拉机场，仍笼罩在夜色中。机场军用区里，停放着一架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飞机，不可能有人注意到，几双眼睛正透过飞机舷窗的窗帘缝，紧张而警惕地观察着机外的变化。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军车悄然驶来，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先从第一辆车出来，唐龙彬认出他是巴基斯坦外交部秘书长（即外交部长）苏尔坦·汗。一个又矮又胖的人紧随其后下了车，唐龙彬紧紧盯着那人：低着头，大脑袋上顶着个大沿帽，“尽管是早晨，他还戴着遮住半张脸的大墨镜；黑西装，领子也竖起来，黑领带，黑皮鞋，整个都是黑”。唐龙彬现在这样回忆，当黑衣人转身朝飞机方向走来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这便是等待已久的“客人”——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而基辛格几天前乘坐的那架美国专机，正停放在不远处的民航区里，似乎有意无意地遮住了那架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 后来曾出任驻瑞典大使的唐龙彬，当时的身份是外交部礼宾司副处长，与他同机的3个人分别是欧美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英文翻译唐闻生。他们是外交部秘密派往巴基斯坦接基辛格到北京的特别小组。“我们是那天早上不到4点从中国使馆出发的，专车直接开到了机场，我们先上的专机，在上面看。”唐龙彬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我回忆，当时机上还有一位中方工作人员——民航管理局第一飞行总队长徐柏龄，他是专门派来的领航员。 苏尔坦·汗跟随基辛格等人登上飞机，彼此简单介绍后，双方互相握手。36年后，已是满头白发的唐龙彬仍清楚记得基辛格握过来的手“又粗又有力气”。苏尔坦·汗告辞而去，当飞机关闭舱门开始滑行时，唐龙彬下意识地抬腕看了下表：凌晨4点30分，跟原计划一模一样。而历史则永远记住了这一天：1971年7月9日。 美方工作人员一共有6位：基辛格和3位助手以及2名特工。虽然是7月盛夏，但双方穿得都比较正式。“基辛格和他的助手都穿着笔挺的深色西装，我和章文晋是黑色中山装，也是笔挺的——递交国书时才穿的，唐闻生、王海容穿着当时流行的‘列宁服’。彼此的反差很鲜明，我当时脑子里就有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照、两大阵营对照的那种感觉”。唐龙彬说，当时跟随基辛格的2名特工显得尤为紧张，“他们各自拎着一个小文件箱，都带有锁链，一头锁在文件箱上，一头锁在他的手上，要抢走他那个包，除非把他手砍了”。唐龙彬说他后来读基辛格自传时才知道，那两位随行特工是在登机前1小时才知道这次秘密访问的任务。他们当时一路紧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 唐龙彬还记得双方的表情也都有些僵硬，虽然出发前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特地嘱咐平时不爱说话的章文晋要主动些，“你是主人，不要让从没来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但是初见之下，双方似乎都不知道该怎么打破这局面。 唐龙彬回忆，正在大家都觉得稍有尴尬之际，稍显老道的基辛格突然开腔：“我很高兴见到南希·唐。”见大家有些纳闷，出生于纽约的唐闻生赶忙解释，南希是她的英文名字——双方对彼此人员情况的掌握心照不宣。基辛格接着跟唐闻生打趣说，根据美国宪法，她可以竞选总统，而他没有资格，因为他出生在德国。“这么一下就把话题打开了，气氛也轻松了”，章文晋马上代表周恩来总理表达欢迎之意。 “这时徐柏龄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飞稳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架专机的中间是空的，“事先我们就已经提醒机组，给我们放上长桌子，我们4个人坐一排，他们6个人坐一排，面对面，摆开了一个飞机上会谈的架式”。 唐龙彬记得，基辛格似乎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更感兴趣，“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基辛格还半开玩笑地对中方人员说，这次你们的领导人会不会还批评我们美国是帝国主义，“后来双方谈笑风生，而且说话里带笑”。之前章文晋还交代唐闻生，装作自己听不懂英文，所以起初都是唐闻生做翻译，后来为了节省时间，章文晋索性直接说了英文。 交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双方分开休息。尽管时间很短，唐龙彬的直觉是“基辛格对第一次见到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渐渐放松下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唐龙彬记得，当飞机越过雪山进入中国境内，站在前舱的温斯顿·洛德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我是22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官员！”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后，机门一开，第一个迈出去的基辛格又不无得意地回敬了洛德：“我是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官员！” 特殊使命 对唐龙彬而言，仅仅不久前，才刚刚得知自己要去执行这样一次特殊任务，而这个任务来得非常突然。 “（197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22点钟左右，韩叙（礼宾司代理司长）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让我马上赶到外交部。见面后他告诉我：‘我刚从姬鹏飞外交部长办公室出来，现在正式通知你，明天去国宾馆，接受新任务——要接待一个最高级的美国官员的秘密访问。’韩叙特别强调，这个事情绝对保密，礼宾司全体人员只有他和我知道，即使对家里人也不要透露半点消息。参加外交工作也十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往每次出差，唐龙彬总会给爱人留个电话或地址，而这一次，他只告诉爱人要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万一有事，就去找韩叙，只有韩叙知道他的去处。 第二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唐龙彬终于知道了自己要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什么。“章文晋给我详细看了中美之间这一期间秘密来往的一些文件，还有从秘密途径搞到的基辛格的一些新闻片，我才知道我要接待的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第二把手、尼克松的智囊人物基辛格。”对于要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原因，唐龙彬还记得当时听到的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不能用两个拳头打（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应该学会利用它们的矛盾。之前唐龙彬接待的美国人大都是一些旅游者或左派人士，“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没有真正面对过，“所以先是感觉紧张，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接待他们”。 虽然以往也执行过很多次比较特殊的外事任务，但这一次还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唐龙彬对我回忆：“每次领导布置工作，不能用笔写，只能凭脑子记，怕丢失了泄密。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脑子还顶用吧，都靠强记。”唐龙彬说，这应该感谢在礼宾司十几年的锻炼，“那时候交通、通信都有限的，我们脑子里首长秘书的电话记了一大堆，随时拿起电话，给首长秘书打电话，都不用拿本子”。 几天后，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钓鱼台，对即将被派往巴基斯坦的4位小组成员进行了类似于动员的讲话。周恩来对大家说，这次是人家希望来跟我们改善关系，我们要欢迎，关于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他用了4个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周恩来再一次向小组成员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 唐龙彬说，基辛格的住处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总理带着我及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她是搞内务工作的，一起选了五号楼。因为钓鱼台朝北，五号楼比较偏僻，我们把北门封锁了，只提供给工作人员用。四号楼留给周总理临时开会、听取汇报用，六号楼让它空着，那里出口处有个小桥，我们安排两个便衣警卫，防止外面的人进来”。 “总理指示一切要按照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友好气氛来考虑，不该摆的不要摆，该撤的要撤，该提高气氛的要提高气氛。”而此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的标语，钓鱼台也不能幸免。“我们看了一下五号楼的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周总理当时并没有直接挑明该怎么做，但想到他‘不强加于人’的指示，大家心领神会地把那些宣传画拿掉，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或者摆放些瓷器。知道美国人喜欢喝酒，在会客室还特地摆了一个酒台，“美国酒XO啊都有，茅台酒更不用说”。 令现在的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想在钓鱼台里摆放点鲜花“制造友好气氛”，都成了一件难事。“那时候的钓鱼台真是很惨，原来院子里的园林很漂亮，但‘文革’后把那些花草都拔了，成了一片荒地。后来住了部队，全种上粮食了。”唐龙彬回忆，他们当时还联系到一些公园想买些花回来，但偌大的北京竟连几盆好花都找不到，“最后是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中山公园一个老园工，他退休后住在北京近郊区一个四合院里，自己养了一些好花。这样总算弄了几十盆花放在五号楼前面”。 秘密之旅 7月8日上午，天刚蒙蒙亮，按原定计划，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与唐龙彬便从钓鱼台出发赶往南苑机场，“没有任何人送我们，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就上飞机了”。 从北京到伊斯兰堡，要飞4个半小时，“我想休息一下，养足精神，一到巴基斯坦就要战斗了啊，但是怎么也睡不着”。想起总理之前的交代，唐龙彬反复琢磨在言行举止上怎么才能“不卑不亢”。他又想起周总理的另一番话：“与其说我们有求于他，不如说他们有求于我们，是他们先提出了访问。”于是感觉“总理的话也给我们壮了胆”。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到机场将工作小组接到宾馆。那时候，巴基斯坦刚刚将首都迁至伊斯兰堡，“我们坐的车都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所以我都没机会看他们的新首都是什么样子”。大家一头扎进使馆，闭门不出，甚至连到院内散步都取消了。唐龙彬说，中国使馆的院子比较大，附近又有高楼，就怕有人偷拍泄密。 当天晚上，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他的总统私人住宅，为中方人员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席间叶海亚·汗显得非常兴奋，觉得自己能为中美两个大国充当信使，非常荣幸。 也是出于保密考虑，巴基斯坦方面参加晚宴的人极少，除了叶海亚外，还有第一副总长和一个年轻的海军上尉军官，“一会叶海亚找他咬个耳朵，一会他进来给叶海亚咬个耳朵，他的身份有点像我们总理的贴身秘书”。有趣的是，17年后，唐龙彬说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典特命全权大使，递交国书出来时，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一眼认出了正是晚宴当天的那位年轻军官，他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瑞典大使，“因为基辛格来访的事非常神秘，所以每个场景都印象特别深，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中美双方为这次秘密之旅所做的精心准备和策划，一直是后来各种史料颇多着墨之处。公允地讲，如果没有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大力协助，举世震惊的秘访可能不会进展得这么顺利。“当时美国想找一个可靠的渠道与中国传递信息，他们觉得跟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是合适的‘人选’。”冀朝铸在接受采访时对我回忆，当时他参与翻译的很多机密文件都是通过巴基斯坦方面传到美国去的。在基辛格来访前不久，叶海亚还专门来华谈及此事，他和唐闻生在这些绝密场合担任翻译。 “出于保密考虑，我们的出国护照、签证、黄皮书、海关过夜等手续全部都不能办，于是叶海亚·汗提出他有好几架专机，可以把其中一架进行改装——不是内部改装，而是外表重新涂漆，涂成巴基斯坦国家航空公司。”为了摆放那张会谈的长桌，飞机里面还拆了几排座椅。此外，在基辛格到达的一个星期前，中国民航方面派徐柏龄带两个助手，先乘飞机到巴基斯坦，作为领航员，将巴方飞机带到北京试航了一次。巴基斯坦方面也要求他们的飞行员，只负责飞行任务，不要到后舱了解搭飞机的是什么人。所以整个飞行下来，唐龙彬一个巴方机组人员都没碰到过。 当时上演了一幕日后被载入外交史的精彩政治剧。按事先写好的“剧本”，基辛格在招待晚宴上突然表现出肚疼难忍的样子——巴基斯坦当时正流行痢疾，叶海亚马上高声宣布，因为伊斯兰堡太热，基辛格应该到靠近群山的总统别墅休养。基辛格作迟疑状，叶海亚则言辞恳切地坚持。一位毫不知情的美国特工就立即前去驻地了解情况，半夜零点左右，这位特工打电话回来，告知勘察的结果是不宜居住。基辛格只好让巴方人员把这位忠于职守的特工扣留在那儿，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这位倒霉的特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7月9日早上8点，一列国宾车队经过巴基斯坦首都的几个主要街道，朝北部山区开去，车队主车上挂着巴美两国国旗，关注基辛格病情的记者都以为他真的去休养了，殊不知此时的基辛格已离北京的上空越来越近。 “保密”，是美国人单方面的要求，现在看，也是他们唯一的选择。“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当时美国国务院内任何主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系的人都要被清算，因为这段历史，所以很多国务院的官员比较保守，不愿意冒险。这也是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白宫力量决定绕开国务院秘密同中国联系的原因。”若干年后，尼克松的首席翻译、克林顿时期的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对我分析。虽然整个被蒙在鼓里的国务院事后对白宫颇为不满，但当时隶属于国务院的傅立民对尼克松的决定还是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没有人知道基辛格访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公开的话，尼克松面临的政治风险非常大——美国领导人要去访问一个它并不承认的国家，这实在太反常了，不光国务院反对，按以往的经验，蒋介石也有可能想办法阻挠。要是访华失败，政治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保密有道理。”傅立民说。 而中国方面起初对美方的这一要求并不赞成甚至反感。基辛格敏感地注意到，从在飞机上一遇到中国人开始，他就要被问及美国人为什么要保密，“是不是我们承认了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感到可耻呢？” “开始总理和主席都认为，要来你就公开来嘛，躲躲闪闪干什么。通过几次交涉后，我们也理解他们了，而且许诺，双方都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保证访问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秘密访问对美国更有利，回旋余地大。谈得成，照样可以提高尼克松的政治地位；谈不成，残局也好收场。”唐龙彬回忆。 不难理解的是，在政治生活高度透明的美国，“保密”的操作难度更大一些。参与秘密访华的基辛格助手之一温斯特·洛德后来出任驻华大使，与唐龙彬渐渐相熟，也经常单独请唐龙彬夫妇去他的大使馆官邸吃饭。有一次洛德告诉唐龙彬：自从到白宫工作后，出差无数次，每次出差，别人可以不讲，夫人是必须要告诉的，也随时保持电话联系。但基辛格事先交代：这次任务保密第一，对谁都不能泄露半点机密。洛德的夫人是华裔作家包柏漪，出生于上海。洛德很想告诉妻子这一次要到她的祖国去了，可又不能说。结果洛德想了一个办法——临行前一天晚上，他久久地站在自家朝东的那扇窗子前，想给妻子点暗示。不过“破译”这样的身体语言密码难度实在太大了，唐龙彬说，包柏漪后来告诉他，她当时直犯嘀咕，也不好多问什么。直到基辛格之行公开后，她才恍然大悟。 轻剑与大锤 “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970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照例在报眼位置刊登了一则“毛主席语录”。不过当时的中国人，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一细微变化。 其实这条语录出现前，还有一个重要信息是，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头版新闻和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的照片。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照例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上，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斯诺也在受邀出席的嘉宾之列。“当时我也在城楼，我们感到突然的是，总理有意安排斯诺站在毛主席后面，给他提供一个和主席交谈的机会。”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说他当时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按照礼宾规格，斯诺不能站在主席旁边，还有西哈努克等几个身份更高的国际友人。” 为斯诺做翻译的冀朝铸在接受采访时对我回忆：“其实他们也没有谈什么特别的内容，就是互相寒暄了一下，然后就一起观看游行。”而毛泽东则直言，这是放个试探气球，以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然而，“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的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基辛格后来在回忆里自嘲地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基辛格才领悟，“这是史无前例的，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 因为这个信号并没有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12月18日早上5点，毛泽东突然决定接见斯诺。这次长达5小时的谈话，是毛泽东晚年最长的一次。于是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几段著名的讲话：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现在看来，斯诺并不是一位合适的人选，因为美国人都知道他是左派，倾向于共产党。”38年后，当年的亲历者冀朝铸这样认为。
其实在中国国内，即便被革命斗争训练得政治嗅觉极为灵敏的老百姓们也难解其中深意。斯诺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后来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全国的每个党支部。后来成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资中筠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70年的一天，正在河南某干校劳动的资中筠突然被叫去开会，听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讲话的传达，“整个内容给我们念下来，斯诺说什么，毛主席说什么，一直把这个谈话传达到大队支部，传达到最底层”。可是那时的资中筠注意到的是那个信息：毛泽东告诉斯诺，“四个伟大”（指林彪对毛泽东的称呼——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那时候我们的脑子整天看谁出问题了，所以我们注意了那个‘讨嫌’，隐隐觉得林彪是不是要出事，根本就没想到传的是（中美解冻）这个信号。” 讲话传达后不久，很多涉外单位有外事工作经验的人都从干校陆陆续续调回北京，其中就包括唐龙彬和资中筠。当时以为自己会一辈子扎根于农村的资中筠没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她就被调回北京，参加接待尼克松访华的筹备小组，更没想到，她后来会成为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实际上，也并不是中国在单方面释放和缓的信息。虽然未领会到中国领导人的意图，但尼克松几乎在相同时间也向中国传达了示好信号。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尼克松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还必须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相对于中国的表达方式，美国人的方式显得直接又热烈。 几个月后，尼克松在接见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时，提到中国，他第一次用了“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用这个称呼。后来基辛格不无调侃地说：“如果说毛拿的是一把轻剑，尼克松却举着个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号。” 暗流涌动 “中国跟美国虽然有22年没有来往，但始终还是有渠道的，先在布拉格，后来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没有中断，虽然中间也换了好多任大使，一共谈了136次。”前中国驻比利时兼欧盟大使丁原洪当时任外交部美大处处长，参与中美之间多次核心谈判的他也是中美关系的见证者。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从1955年到1970年，中美一直陆陆续续地在谈。”前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过家鼎在接受采访时也回忆，他曾经在中美多次秘密会谈中担任英文速记员角色，因为双方立场彼此相差太大，“15年的谈判只达成一个平民遣返协议”，而这个协议最大的“成果”，应该是钱学森的回国。 中美双方商定好的第137次会谈因为一个遥远的小国而中止——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一个月后，支持政变者的美国从越南派兵入侵柬埔寨。中方宣布中止华沙谈判。不久，毛泽东发表“5·20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并在次日与西哈努克一道出席了上百万人参加的“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此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成为最新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尼克松获悉后不免对改善中美关系感到绝望，而冷静的基辛格当时就提醒他：中方基本是在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果然，几个月后，中国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关押了12年的美国天主教詹姆斯·华理柱主教。不久，“比华沙会谈更适于秘密交换意见的渠道”——借助于叶海亚·汗的巴基斯坦渠道和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渠道已经开始颇有成效而不为人知地工作起来。 虽然没有直接的沟通，但当时双方心有默契地你来我往，很快就有了一个重大的结果——乒乓球外交事件。美国乒乓球队意外地得到中国的访问邀请，又很高规格地在人民大会堂得到周恩来的接见。 前驻英大使、外交部首任驻港特派员马毓真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处工作，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得知美国代表队要来，出于职业敏感，他马上与处里的一位同事一起打一份报告，提出邀请美国记者随代表团一起来采访，“考虑到这么重要的事情，得在世界上、在美国有影响才行”。马毓真没想到，几天后就得到了周恩来同意的批复。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开始陆陆续续接到美国新闻界的采访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都没来过啊，也不能太多，最后决定批一个电视组、一个文字记者、一个通讯社”。于是NBC、ABC、CBS电视台，《纽约时报》，美联社最终成了幸运的入选者，而《纽约时报》派来的记者德里早在重庆时就采访过周总理。在马毓真看来，这一次也是为尼克松访华做新闻接待预演，而尼克松访华的大新闻，就是他陪同新闻司司长陈楚一同宣布的。后来很多美国记者在回忆文章里都提到了一个个子不高、总是充满笑容的友善的马先生。 也是在1971年，马毓真所在的新闻司接到总理指示，要求给他安排见美国的大记者——马毓真后来悟出这是总理在为中美关系的突破做舆论准备。“我们陆续报总理批准，请来了几个大人物”，第一位被邀请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莱斯顿。 “那时候来北京还是很难的，美国人如果要到中国来，得通过加拿大大使馆才能拿到签证。也没有直飞北京的飞机，只能在香港降落，从罗湖口岸入境。”新闻司对莱斯顿的来访格外重视，“我们派了一个副处长去接他，还带了个翻译”。可就在此时，马毓真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莱斯顿到北京的日子要推后。 莱斯顿是7月8日到的广州，接到通知后，马毓真马上告诉在广州的同事，让莱斯顿先在广州多待几天，“别急着飞北京，拖，拖到10号再坐火车”。莱斯顿表示抗议，要求立即飞赴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并不知情的中方人员也只能尽职地拖住莱斯顿。 莱斯顿到北京的第二天，新闻司司长陈楚让马毓真跟他一起到国际俱乐部，邀请莱斯顿吃饭，“陈楚参加了基辛格的秘密接待，总理就指示他告诉莱斯顿，基辛格访华、中美之间决定尼克松访华。总理请他来就是要告诉他这个爆炸性的大消息的，给他个大礼物”。时至今日，马毓真在接受采访时还清楚地记得莱斯顿的表情：“他当时就愣在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晚上莱斯顿连夜就写消息，那时候中国的通讯条件很落后，由翻译带他坐车到西单电报大楼，一直到凌晨1点才打出来交给报务员。 不知是否因为近在咫尺却错过消息而懊恼，回来没多久，莱斯顿把已经睡着了的翻译叫醒，告知自己肚子疼、发高烧。原来莱斯顿急性阑尾炎发作，中方工作人员将他送到反帝医院（即协和医院，尼克松访华后又改为首都医院）做了手术。莱斯顿后来在回忆里说：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既震动了他，也震动了阑尾。 过家鼎大使在接受采访时回忆，当时在外交部有一个专门小组主导与美国的秘密商谈，属于绝密级，“我、冀朝铸和唐闻生是前方小组的成员，收电报、发电报直接给总理，领导人写好的中文我们马上翻译成英文发过去；后方由黄华、乔冠华、章文晋‘坐镇’，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基辛格来华之事，就是在一次又一次通过第三方的往来电文中一步一步落实的，“不过这些电文都没有谈具体方式”。 棋逢对手 1971年7月9日12点15分，飞机准时降落在南苑机场。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等已早早等候在此。当时站在叶帅旁边为他做翻译的冀朝铸现在回忆当时依然很激动。9岁到美国、21岁才回国的冀朝铸被周恩来称为“洋娃娃”，“上次见到美国人还是在朝鲜战场的美军战俘。”38年后，冀朝铸乐呵呵地说。说起来，他要接待的基辛格是他的哈佛校友。 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基辛格，没有仪式，简单的寒暄过后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坐上红旗轿车，朝钓鱼台国宾馆驶去。冀朝铸还记得车窗都用黑帘子遮上，外边人根本不可能看到里面坐的人。 美国人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给他们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再下来吃饭，才五六分钟，他们6个人就下楼了，下楼以后推开门到五号楼外面的院子散步，实际上借散步商量问题，不敢在房间里，怕我们窃听。偶尔在房间里说话也把收音机开得很响，非常警惕。我们当时观察这6个人，都是递眼神小声交换意见，还不时往东看看，往西看看，看着很警觉的样子。”唐龙彬回忆。从事礼宾工作的唐龙彬还特别注意到，素来爱喝酒的基辛格对酒台里摆放的茅台酒毫不动心，“当天晚上周总理在大会堂宴请他，也用茅台酒，他只是象征性抿了一口”。基辛格也很少外出，即便外出，车也是通过地下通道进出，还要把车内的帘子拉得严严实实的。午宴是叶剑英出面招待的。唐龙彬说，基辛格在赴宴前才发现，离开巴基斯坦时走得太匆忙，把衬衫忘在了伊斯兰堡，情急之下，他只好求助于霍尔德里奇，向他借几件白衬衫。出身于西点军校的霍尔德里奇身材高大，比他小很多的基辛格穿起来很不合身。 下午16点，是基辛格与周恩来约定的会面时间。当冀朝铸去通知基辛格，周总理马上过来见他时，冀朝铸回忆，他注意到基辛格“又紧张又兴奋”，“因为他没有想到总理会到他的宾馆来，而不是他去见总理”。按照指示，冀朝铸让基辛格先坐下来等一下。一会儿，电话来了，告知总理马上就要过来，基辛格赶紧站到门口等候，“特意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后来说，“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 “当时我听到总理说‘欢迎您’。基辛格下面的3个助手，马上跟上了，一一给总理介绍。”唐龙彬回忆。以周总理工作的细致，他事先早对这四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对此，他也毫不避讳。站在基辛格旁边的是霍尔德里奇，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下一个是斯迈泽，“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轮到洛德，周恩来说：“你的中文应该学得不错，你的上海夫人一定教你不少中文。我知道她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洛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进入会议室，“我们看他们入座，一入座以后，洛德马上从他的位置上站起来，从警卫递给他的文件包里面拿出了一大堆文件，都是有文件夹的，大概有七八寸厚。基辛格当时没有马上翻看，他两眼朝总理瞄瞄，看没有人给总理递什么东西，既没有文件也没有讲话稿，只有一张钓鱼台的便条，上面大概有几行字，他马上抢着先说：‘这些都是我秘书给我准备的，不好意思。’”。 中方人员耐心地听着基辛格照本宣科地读完同尼克松一起起草的一篇很长的讲稿后，周恩来显得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可以随便交换意见，何必照本子念呢？”基辛格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马上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一样，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了。”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基辛格发言时每一句都严格按准备好的发言稿宣读，他的英语有很浓的德国口音，带着学究气和哲学味，句子又长，记录和翻译他的发言，难度不小。”过家鼎回忆。当时为会谈做口译的是冀朝铸和唐闻生，“我负责笔译和英文记录”，英文速记速度甚至超过美国人的过家鼎，把基辛格的发言一字不差地记下来，然后译成中文。 “为了保持会谈的机密性，我们不能用录音机，全凭耳听手记。”1小时的发言，用英文速记下来，起码要花4小时才能整理出来。每天晚上，翻译人员都要把白天会谈的内容写成详细简报，第一时间送给高层领导。过家鼎回忆，那几天晚上几乎是彻底不眠。如今这些珍贵的记录全文都存于国家档案中。 基辛格与周恩来一共会谈了6次，其间双方你来我往的谈判斗争，都已经被历史详尽记录下来。而它达成的最大的一个成果，是双方商定了基辛格此次访华和尼克松即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在那份日后震惊全世界的公告上，有这样的话：“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获悉’（It is learnt）一词是无人称的动词，没有主语，这一外交礼仪上的措辞，是煞费苦心的，也是没有先例的。”过家鼎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评论。 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仅仅48个小时，而同周总理的会谈就持续了17个小时。 “最后一次（会谈）是11日上午8点半开始谈，原定10点半，两个小时全部结束，到了10点半还没有结束，我就有点着急了。”负责礼宾的唐龙彬记得很清楚：“预计生病”的基辛格一定要卡准时间，48小时之后必须出现在巴基斯坦。“大概11点钟，突然记录员先推开门，我马上就进去了，看到基辛格和总理都满脸笑容，而且基辛格走到长桌尽头的地方，等着总理从另一头过来汇合，然后并排和总理走出，满脸笑容，一直陪总理到五号楼大门门口。”尤其特别的是，警卫员还来不及过去，基辛格就直接走上前为总理拉开红旗车门，不仅如此，他还很体贴地把手遮在车门顶上以免总理撞上。站在总理身后的冀朝铸冲着唐龙彬点了点头，“我心里一下子也明白了，意思是达成协议了”。 基辛格满面笑容地看着周恩来的车离开后，立即叫上助手们和两个特工，一起到院子里散步，“又说又笑说话声音很响，甚至还高兴地哼起小调来”。之前那两位如临大敌的特工，此时也完全放松下来，“文件箱他都不拿了，就放在房间里，跟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那天中午，也是叶剑英陪同基辛格在钓鱼台吃的，“没等叶帅提议，基辛格自己先干了一杯”。唐龙彬笑着回忆，他后来还向服务员了解到，回到房间后，基辛格在酒台旁边自己又喝了一杯，“这是他们第一次中午喝酒”。 美国人离开之前，还有一个颇为有趣的小插曲。唐龙彬说，那天服务员在一位成员房间的垃圾桶里发现了10美元，“我们的服务员都是科长级别以上的，政治觉悟很高”，捡到钱后，服务员立即向中方工作组汇报。大家讨论分析后，认为这是美国人在用这种方式试探中国人是否收小费，“我们决定，这件小事就不要惊动总理了，最后把钱放到他们的办公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