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局部 陈丹青为什么成为“愤青”



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人出来揭示真相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跟你挑战,你拿了一个枪出来,没有人来回应你,你变成一个傻子似的。我愿意做这个傻子。

  

      撰稿·乌力斯

 陈丹青 局部 陈丹青为什么成为“愤青”

      2008年,是艺术家陈丹青在社会上倍受关注的一年。他以个人身份,参与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这使得他的影响越过了文化艺术界,他的言说不再是自己书房和大学的教室,而是城市的中心广场。

      这种因媒介放大而引起的普遍关注影响了陈丹青的日常生活。电话、手机响个不停。众多大学生、中学生,还有文学界、美术界、教育界、建筑界等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或者发手机短信给他,向他申诉遭遇的个人问题……这让陈丹青感到意外。他当初完全没有预料个人的言说会获得如此广泛的回应。一个在书斋里安静写作的人,就此走上了社会的前台。

      其实,陈丹青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的双重性,早在他回国初期就使人感到好奇: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在艺术圈视野中消失了将近二十年,被视为一个隐居的人。即便在他归国后无所不谈的文字著作中,也很少谈他自己,始终保持自嘲、自贬的姿态。另一方面,当他回国出现在媒体前,他就相当坦率地、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调侃和种种异常个人化的见解。

      这让陈丹青陷入一种尴尬的状态:一方面他被公众当作是正义和良知的知识分子;媒体把他称作是中国知识界里的“最佳知道分子”,围追堵截采访他;另一方面,对陈丹青的非议随之而来。美术圈内有人批评他江郎才尽、不务正业,吹牛比写文章好,写文章比绘画好。说他到处作秀,发布奇谈怪论。而美术圈外的人都在为他叫好,认为他的言论与书写比他画画更重要。

      公众与媒体视陈丹青为一位“老愤青”。“‘文革’中长大的人,对苦难和侮辱特别敏感。我为什么对表格愤怒?从小填表格:填政治身份,填出身。只看你表格,不当你是个人,可是回国后发现还在一张表决定一个人!”陈丹青说,“‘文革’的另一份遗产是‘怀疑’,我们都不肯接受被告知的真理,我们要自己想想,‘文革’一代比今天的青年敢说话。”所以当记者问他敢于批评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他立刻回答:“我出国前脾气就是这样啊!”

      一谈到社会问题,陈丹青就会变得脸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在那上面。2008年以后,他将回到书斋,彻彻底底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写写文章作作画。“虽然有大学请我去,也有人劝我自己办学校。但我不会去,我也不会办学校,我只想自己一个人,讲讲真话,但这到今天还是个难事!这不是很沮丧吗?”

      中国的创造力在哪里

      《新民周刊》:今年,你参与了奥运会开幕式的策划,开幕式是否体现了中国文化现状?前半部分的文化都是中国原创的,后半部分就彻底是西方引进来的。

      陈丹青:百年来中国一切新玩意儿全是西方的。奥运会开幕式表面很中国,骨子里也非常西化。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画卷当然是一个中国符号,但是一个画卷打开,就有人在那儿打滚,这完全是西方的现代舞,中国古典里没有人这样跳舞。这种方阵,还有后半场所有聚合的队形,完全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国古代的庆典,中国古代皇家出巡,队列不是这么安排的。

 就算唐装、汉服,古人完全不是这样的,不要说唐女裙摆,连汉儒底下的裙摆都是从欧洲宫廷拿过来的设计。我们所谓的中国元素、中国符号,其实是用一种西化的手段来包装的,包括灯光,包括电子团体操。

      《新民周刊》:中国的文化处于一个创造力比较低下的时代吗?为什么看上去表面那么繁荣?有人甚至预言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到来。

      陈丹青:要论国家民族的大复兴,目下形势空前大好,照唐德刚教授说法,今时正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扬眉吐气、国运大开的好时光;李敖则放言今日中国是“开汉唐以来所未有”之“盛世”,想想也是,因强盛如汉唐,也始终为边患所苦,故以李敖“中国不再挨打、中国不再受穷”的标准看,说得并没错——问题是今日中国的文化与艺术。

      从国际上的反映来看,中国文艺在国外受到好评和追捧,一是确实因为国家的强大,二是对中国重新回到世界的奖赏,三是随着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西方的那一点东西我们不仅学熟了,还举一反三,用得得心应手。我告诉你,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会这么好呢?就是我们省掉了一个创造的过程。

      西方走到今天,它真的是一路苦过来的,从印象派苦斗,然后到现代主义苦斗,再到它的这个抽象啊,极简啊,普普啊,它都是一场一场仗地打下来的。我们不要打这个仗,我们用的都是现成的他们的战利品,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工具、材料,包括构思,包括样式,我们就是拿来,这非常简单。

      所以后现代对亚洲的文化有一个定义,是“盗版文化”,中国现在这个后起之秀,后来居上,一个大规模的盗版。观念上可以盗版,样式上可以盗版,同时在这个盗版当中,中国人这种聪明智慧用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盗版过程当中焕发的一个——我不能叫创造力,就是一个新意。这个新意是西方人看不懂的,就我们这一套资源怎么到你们那里变成这样呢?但问题前提是我们拿来了这个资源。

      《新民周刊》:如何恢复我们的创造力?

      陈丹青:在目前的状态下,很难出现真正原创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不是中国人自己原创的;中国人原来的那套东西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我们的住宅、汽车、电话、飞机等等,全部是西方发明的,然后推广到全世界的。现在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想完全、彻底地独创,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自己传统的资源,失落很久了,就算找回来,它中间有一个断层,中国传统资源里面有多少是能够把它转换成现代性、具有世界性的,这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另外一个资源就是西方资源,西方资源我们拼命在学,学得也很快,但是西方资源里面最核心的部分,也很难学到,它最核心的部分是个人,是自由,而且它没有禁忌,学习它非常困难,转化就更加困难。

      我愿意做说真话的傻子

      《新民周刊》:你现在反复讲的问题,很多都是常识,很多人也明白这一点,但更多的人是“视而不见”,只有你在一而再地呐喊,为什么?

      陈丹青:呐喊?言重了。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胡说,我也知道为什么众人不说,为什么呢?这一层意思,恕我不说。不过就我见闻,许许多多人在说真话,做实事,只是没得虚名,无缘“作秀”——为什么有名位的人物不肯开口说几句呢?

      《新民周刊》:有人称赞你是童话《皇帝的新衣》的那个孩子,敢说真话;也有人说你讲的问题都是大家看见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发现。

      陈丹青:我还是做不了那个小孩,毕竟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的很多话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但问题是除了真话和假话之外,说话还有好多种方式,我们今天话语方式太单一了,就是是和非,黑和白,对和错,还有好多说话的方式,还有好多听别人说话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听也不会说,所以就弄得不好玩了。

      《新民周刊》:问题是说了真话以后又怎么样呢?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中,激起波澜一会又成了死水。

      陈丹青:鲁迅早就说过在中国的语境中,有人出来揭示真相如入无人之境,没有人跟你挑战,你拿了一个枪出来,没有人来回应你,你变成一个傻子似的。我愿意做这个傻子。

      《新民周刊》:到现在为止,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你的行为,为什么是你跳出来批评社会现实问题呢?

      陈丹青:是有这个问题。在我身上遭遇到一个错位,大家觉得我应该是一个艺术家,应该整天呆在家里画画,而现在我跳出了学校,也跳出了美术圈,当了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

      对我的变化这里面比较认同的反而是绘画圈以外的人,绘画圈以内的人认为我有点不务正业,我会公开承认这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我不太愿意说,就是我并不同意大众对艺术家的这种定位。

      我在美国碰到的艺术家都是政治意识非常强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的,而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我也不大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像中国这样当艺术家,我宁可不是艺术家。因为现在的艺术家往往把艺术和社会和整个时代分离出来,这我绝对不能同意的。我一直用我个人的行动来反对这样的定位,包括现在艺术家们对中国社会现实变化的冷漠和无视。

      《新民周刊》:你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过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的话:“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就是不要成为任何角色。”你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批评者的身份转变?

      陈丹青: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无能阻止别人在我名字前面添加各种形容词。

      《新民周刊》:你不在乎是一个知识分子,也不在乎是一个艺术家,或者是一个画家。你在乎什么?

      陈丹青:我在乎我能不能说话,我还是不是我自己,虽然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但是我看到别人的时候,我发现我可能是和他们不同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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