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文章中的大无畏精神不同，生活中的波伏瓦其实是一个易受惊的人，她不苟言笑，对于这种层出不穷的骚扰很困惑。
撰稿·金姬（记者） 波伏瓦《第二性》里的观点或许在当今已经毫不稀奇，但是以《第二性》为代表的女性解放意识在今天似乎仍旧值得呼吁。有意思的是，这位以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伟大女性，在生活中却“略显羞涩”。 今年是西蒙·德·波伏瓦诞辰100周年，作为波伏瓦生前好友，加拿大的玛德莱纳·戈贝尔（Madeleine Gobeil）女士带着她1967年专访萨特和波伏瓦的纪录片《双人肖像》在全世界做巡展。近日，《新民周刊》在上海法语培训中心专访了这位年逾古稀的波伏瓦的“粉丝”。 从笔友到至交 《新民周刊》：您是怎么会和波伏瓦成为朋友的？ 戈贝尔：我1936年生于加拿大渥太华。我15岁在渥太华大学念书时，很喜欢看波伏瓦的作品，例如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和被誉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尤其是后者，对于女性来说是如此与众不同，让我们明白“女人不是先天形成，而是后天造就的”。我的一个教授看我“玩物丧志”，就给家母打了电话。在那个时代，渥太华还是一座思想保守的城市，看波伏瓦的作品简直是大逆不道。家母一气之下就把我的书全部扔进家里的火炉烧了，家父则给了我严厉警告，希望我要顾及自己的学业和前途。 我当时感到很孤独，也年轻不更事，自作主张给巴黎的波伏瓦写了封信，想不到她竟然给我回信了。我们就这么认识了，从交笔友开始。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大作家会搭理大西洋彼岸的小姑娘。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名人几乎都没什么架子，我也因此在日后认识了很多那一时代的大人物。 《新民周刊》：见到波伏瓦本人后，给您留下怎样的印象？ 戈贝尔：我们通信几年后，我一直希望见一见波伏瓦本人。1958年，我去瑞士巴塞尔观看国际展，之前那个周末途经巴黎，我就直奔波伏瓦住所了。当时她已经50岁了，但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美”。她的眼珠是蓝色的，但眼睛的轮廓很东方，脸部曲线也很完美。我一开始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波伏瓦很平易近人，我们马上就热络起来，有空就见面，友谊保持到她1986年去世为止。 《新民周刊》：您和波伏瓦一般都聊哪些话题？ 戈贝尔：除了我们各自的生活（如我的恋人，她的萨特等），更多时候就像两个读者在交流。我1964-1971年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教授法国文学，因此很喜欢和波伏瓦谈论法语文学作品。而波伏瓦也对英语文学颇有研究，她会和我说勃朗特姐妹和艾略特等人的作品。我们有时还会“竞争”，推荐对方不知道的作家和作品，然后再分享感受。例如，她有一次问我：“你看过《尤利西斯》吗？”当我表示对乔伊斯这部晦涩的爱尔兰小说一无所知时，她就给了我一本。 双人肖像 《新民周刊》：作为波伏瓦的终身好友，您如何看待她和萨特的关系？戈贝尔：我注意到他俩的关系很特殊，是一种彼此尊敬的伙伴关系，且这种关系超越一切。萨特会阅读波伏瓦写的每一字每一句，波伏瓦也是如此。在工作上，两人也许会起争执，但他们在生活中相敬如宾。有趣的是，他们从来不用“你”（tu）而是“您”（vous）来称呼对方。两人心灵相通，有时一个微笑就足以表达一切。 波伏瓦在很年轻时就和萨特走得很近，彼此深深了解。她热爱巴黎的生活，喜欢去咖啡馆，每晚都见面。当我和波伏瓦吃午餐时，一般是2-4点。然后4点萨特也出现了，他俩一起工作到8点，这就是他俩的真实生活，这是她喜爱的方式。
《新民周刊》：如果没有遇见萨特，波伏瓦是什么样的？ 戈贝尔：我不喜欢这个问题，波伏瓦就是波伏瓦，没有什么假设和想象。 《新民周刊》：《双人肖像》是如何诞生的？ 戈贝尔：1967年，加拿大广播公司准备拍摄三部有关萨特和波伏瓦的纪录片，他们找到了巴黎的电影制作人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他在1952-1958年是波伏瓦的情人，也是《新时代》当时的主管，这是萨特和波伏瓦等人共同创办的“存在主义”哲学月刊。摄像师是蒙特利尔的米歇尔·布洛尔（Michel Brault），他在加拿大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是即兴拍摄风格的先锋人物之一。 波伏瓦和萨特在60年代已经红遍全球，但他们不喜欢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当时我在卡尔顿大学执教，也兼职为报纸和电视工作。加拿大广播公司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纪录片拍摄，也找到了我，于是你可以在镜头里不仅看到朗兹曼对两人发问，我也跟着两位大师行走在巴黎街头。这是萨特和波伏瓦第一次接受拍摄的纪录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西蒙·德·波伏瓦和尚·保罗·萨特的双人肖像》是我们完成的第一部纪录片。 《新民周刊》：在《双人肖像》中，您的镜头不仅记录他们在巴黎的日常生活，还有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看法。 戈贝尔：萨特主要对着镜头阐述了他对于阿尔及尔之战和越战的不满。而波伏瓦则更多从女性问题方面入手，希望人们消除对她的误解。你知道吗，虽然她的著作如此伟大，但她在当时受到了很多保守人士的指责。有人觉得一个从未结婚生育的女子不是完整的女人，她怎么能写出《第二性》这种惊世骇俗的书呢？我们有一次在外吃饭时，一位妇女突然冲过来对着波伏瓦说：“你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干什么？你会腐化她的！”波伏瓦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只是带着我离开了餐厅。和文章中的大无畏精神不同，生活中的波伏瓦其实是一个易受惊的人，她不苟言笑，对于这种层出不穷的骚扰很困惑。 现在更需要波伏瓦 《新民周刊》：波伏瓦已经离开我们22年了，您觉得今年来纪念波伏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新的意义？ 戈贝尔：波伏瓦的观点从来没有过时，事实上，我们现在更需要波伏瓦。你会发现，男女仍然不平等，至少在法国还没有做到男女同工同酬，有20%的薪水差距。而且，波伏瓦的光芒此前被萨特掩盖了，她本人的思想很值得研究，波伏瓦也是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但我们都只关注她对女性运动的贡献，虽然她的确为女性的未来而工作。 现在世界经济处于危机阶段，更能凸现女性的作用。她们是继续推动发展的一股稳定力量。哥白尼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达尔文说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波伏瓦说两性是完全平等的——这三个发现是同等重要的。波伏瓦是一个探索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 《新民周刊》：您如何看待《第二性》对亚洲的影响？ 戈贝尔：1975-1997年，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巴黎总部工作。那时我就经常到亚洲地区出差。如今我退休了，有更多的机会到这里交流波伏瓦的研究。我今年11月就参加了南京大学的“波伏瓦及其当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发现中国学者对波伏瓦的研究很全面很细致。 我发现亚洲女性在婚姻和生育等方面的想法都比较传统，很难冲破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意识。但至少波伏瓦让大家明白了女性是完全独立的，她有选择的权利，成为什么样的女性是个体的自由。女性与男性有同样的权利，我们首先是人类，其次才是男性或女性。女性首先必须在经济上独立才能获得自由，我们要争取更为平等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