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梅兰芳》：影视营销
在曾经那个“京派”、“海派”纷争不下的纷乱局面下，独具慧眼的梅兰芳选择了将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留在了上海，因此，他的一生，也注定要和上海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了。
撰稿·王悦阳（记者）
1913年，上海。 这一年，梅兰芳19岁，第一次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北京，南下来到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 很难说梅兰芳是在哪一年成的名。因为，他并非因为某出戏的轰动而一夜成名，他生命中的“大红大紫”，完全是靠自己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艰辛走出来的。也正因为此，观众便更难准确界定出他成名的具体时间——有人说是1921年，因为那年他与“国剧宗师”杨小楼创演了至今风靡不衰的《霸王别姬》；也有人认为是1927年，因为当时北京《顺天时报》发起了一个名为“新剧夺魁”的票选活动，梅兰芳最终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四大名旦”之首；但最多的一种说法，还是在1913年，因为梅兰芳的首度赴沪演出，令他得到了“寰球第一青衣”的美誉……在曾经那个“京派”、“海派”纷争不下的纷乱局面下，独具慧眼的梅兰芳选择了将其人生最重要的一段岁月留在了上海，因此，他的一生，也注定要和上海结下深深的不解之缘了。 自1933年起，至1953年，梅兰芳在上海差不多定居了将近20年，上海不折不扣地成为了他的第二家园：若从演出上来看，那么自他从1913年到1956年最后一次赴沪登台，梅兰芳在上海公演京剧整整21年，几乎把他最美好岁月中的精湛艺术奉献给了上海观众……曾有文章这样说道：“只要有梅兰芳来上海的消息，无处不谈梅兰芳。……梅兰芳既来上海，不去看他的戏，差不多枉生一世。”（《申报》1923年12月21日） 丹桂第一台：雏凤从此鸣 梅兰芳是同当时的著名须生王凤卿一起受邀来到上海的。当时，梅兰芳在北方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小名气，但挑剔而特别的上海观众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衣，却根本一无所知。此次挂头牌的是王凤卿，梅兰芳只是陪衬，加上自己对于上海观众的审美品位一无所知，唱好唱坏，决定着自己今后的发展道路……想到这一切，梅兰芳顿时更觉压力不小。而作为邀请方，坐落在四马路大庆街（今福州路湖北路口）的“丹桂第一台”，更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戏院的头牌,最堂皇舒适。在20世纪初，“丹桂”赫然是上海戏馆的代名词。 梅兰芳成功了。三天打炮戏后，由王凤卿推荐，梅兰芳主演了刀马旦应工戏《穆柯寨》，第一次演大轴戏，他出色地塑造了穆桂英的艺术形象。后又在一天内演完头二本《虹霓关》，头本饰东方氏，二本饰丫环，开创了同一剧目中一人演两个不同行当、不同扮相、不同演法的先例。从此，梅兰芳确立了他在上海观众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崇高地位，以后他每次来沪演出，都会受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究其原因，或许当时著名的戏曲评论家孙玉声的一番话最有道理：“梅先生的扮相、嗓子和出台的那种气度，过去我们是没有见到过的。” 其实，“过去没有见到过的”何止上海的观众！在位于上海十六铺的“新舞台”，以及“春柳社”假座的“谋得力”剧场中，梅兰芳更惊奇地看到了大量所谓的“新戏”，其中既有纯用对白的话剧，也有独具一格的“海派”新编京剧，甚至还有西装旗袍戏……加之丰富的声光电运用，逼真的实景摆设，贴近生活的化妆……这一切，都让他看到了京剧艺术未来的崭新面貌，由此也激起他创排了大量新剧目，进行艺术上的革新。如第一次编排时装戏《一缕麻》、《宦海潮》，新编古装戏《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童女斩蛇》等，还第一次破天荒地排了连台本戏《太真外传》，并在台上运用机关布景，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大制作”……正如梅兰芳后来回忆的那样：“看了上海新式舞台的装置，灯光的配合……这短短的五十几天在海上的逗留，对我后来的舞台生活，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1914年，在第二次赴沪公演成功后回到北京，梅兰芳更是直接表示：“等到二次打上海回去，就更深切地了解了戏剧前途的趋势是跟着观众的需要和时代而变化的。……我要走向新的道路上去寻求发展。”正是这两次相隔不到一年，待遇上“先冷后热”的上海之行，使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改革与创新上受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也奠定了他创造流派的基础。 如果说，齐如山的“旧剧改造”是梅兰芳成功的第一箭，那么上海之行无疑是紧随其后的第二箭。在上海，梅兰芳出奇地“顺风顺水”，但保持清醒的他却没有沾沾自喜，相反主动放下架子，积极而投入地去认识、理解、学习独特的海派文化：他与书画大家吴昌硕交上了朋友，并在吴老的影响下钻研起书画来，希望传统文化给自己的京剧艺术以更多滋养；而“海派”京剧的丰富精彩，也让他学习到了许多，在带回北京之后，得以逐渐消化、吸收，成为“梅派”的精华……没有“红透上海滩”的第二箭，很难想象梅兰芳可以射出“访美访苏”这样高水准的第三箭。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多少少的京城名伶来过上海，但无论怎样都不曾融入这个城市，而梅兰芳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广收博取，出了大名，成了大事，奠定了自己在全国剧坛的地位。也正是有了上海之行，梅兰芳才会动了“去美国”的念头，更没想到的是这看似千难万难的事情，梅兰芳却真真正正地做到了，非但做到，还获得了“博士”的光荣头衔，给国家和人民争得了荣誉。 思南路87号：动荡岁月中的淡泊人生 1933年，为避日伪凌辱，梅兰芳举家南下迁沪，先是在上海法租界的沧洲饭店暂住了一年，后来才本着“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的觅房条件，几经选择，最后租下了马斯南路上的一幢中档洋房（今思南路87号），作为全家的安身之所。当时马思南路属于法租界，马路两边尽是高大的梧桐树，密密匝匝，遮天蔽日，秋风一吹，顿时沙沙作响……梅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式花园楼房，共四层。其中四楼是梅兰芳的岳母和女儿所住，他们夫妇则住在三楼，二楼是儿子们的卧室与厨房，底层为汽车间和佣人们的居室。虽不豪华却颇为温馨的小楼前，总是栽有不少花卉草木，前庭则有一片绿茵茵的草地，透着悠闲与舒适。梅兰芳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据当年曾经见过他的一位老邻居回忆：每晚演出结束后，一辆黑色的轿车总是轧着梧桐的落叶悄然驶过，慢慢地在87号门前停下，人到中年的梅兰芳依然姿态轻雅地缓缓推门、下车，不发一语地进门……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更没有观众粉丝的围观……邻居们过了很久才知道，那条小巷的尽头，竟然是梅兰芳的家。 事实上，梅兰芳在思南路上的生活并非如此平静悄然。许姬传等“幕僚”的追随，言慧珠、杜近芳、李世芳、毛世来等弟子的陪伴，还有夫人福芝芳、子女葆琛、葆玥、葆玖等等……无不令他的生活充满乐趣。然而，梅兰芳仍然常常感到焦虑，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他意识到，他已经和所有中国人一起，无可选择地站在了国家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激情澎湃的他一口气排出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酝酿着无尽国仇家恨的新编戏，借以弘扬民族精神，号召民众抗日。两剧一出，舆论哗然，群情激昂，每场都爆满，也因此惹怒了当局。面对当局强烈的“封杀”与禁演干预，梅兰芳顶住压力，并以“观众不同意停演”为由，继续演出，甚至还辗转南京演出，同样获得热烈反响，排队买票的观众甚至将票房的门窗玻璃全部挤碎，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1935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友谊的使者，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访问。但自苏联返回“孤岛”上海，却仿佛又一下子重新掉进战争和混乱相胁迫的深渊。梅兰芳虽身居租界，但也只能在马斯南路花园洋房之外的很小的一块天地中活动，不时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因此，当香港方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便毅然率领梅剧团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演出结束，梅剧团成员北返，梅兰芳却在香港住下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陷落，自然也无法安身。1942年夏，梅兰芳被迫返沪。从此，他蓄须辍演，杜门谢客，以书画自遣，过起了寓公生活。 1942年秋季的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外交部长”褚民谊突然来访，邀请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等地巡回演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用手指着自己的唇髭，沉着地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褚民谊却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对此，梅兰芳不紧不慢地回敬道：“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唱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逆顿时敛住笑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狼狈而出……在梅兰芳当寓公的几年中，他巧妙地与敌、伪周旋，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威逼利诱，矢志不与敌、伪合作，表现出一个爱国艺术家的崇高气节。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本1956年日本“三一书房”编辑出版的《京剧手帖》中，也详细记载了梅兰芳“蓄须明志”的经历。而这部书的跋正是鲁迅的友人内山完造先生所撰。在这篇题跋中，作为知情人的内山先生揭露，日军攻占香港后，日本军部曾专门派出力量搜捕避居南方的梅兰芳，并将其挟制赴沪。这与传统上认为梅兰芳是在香港沦陷后自发回到上海避祸的说法有一定差异。此外，内山还提到，在梅兰芳于香港被日军寻获之时，已经蓄起了八字美髯，并表示这是自己告别舞台艺术的纪念，坚决拒绝了为日方演出的要求。按照内山的说法，日方和汉奸势力很清楚梅兰芳这是在借故推托，因此使用了种种威逼利诱，试图强迫梅兰芳与他们合作。然而，梅兰芳刚毅不屈，“如同磐石一样坚决”。 这种威逼利诱，在内山完造的文字中仅仅点了一句，而事实上，当时的险恶环境不仅胁迫着梅兰芳，甚至还影响到了他的家人。有一次，特务头子吴四宝“邀请”梅夫人福芝芳来到汪伪政权特务机关的76号宅院。吴四宝阴阳怪气地劝福芝芳道：“几年不见梅老板，听说蓄起了长长的胡须，是不是为了在国民面前要个面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应该关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当道，还是识相点为好。”对此，福芝芳当即回击：“梅兰芳是个中国人，岂能出卖祖宗、放弃节操！”吴四宝听后勃然大怒，指着福芝芳恶狠狠地威胁道：“梅老板唱了几十年的戏，大概还没有领教过我吴某所导演的‘舞台’吧！”说罢，硬领着福芝芳去看铁门里血淋淋的刑具，接着又陪福芝芳赴宴。福芝芳紧锁双眉，坐在桌边，始终不动嘴巴，不动筷子，坚持以沉默抗争。无奈之下，吴四宝穷凶极恶，命人端来一罐硝镪水进行威胁，没想到福芝芳对此毫不畏惧，镇定自若地说道：“硝镪水岂能毁掉梅兰芳的国格和人格！”言罢，拂袖而去…… 风雨过后艳阳天，在该书题跋的末尾，内山完造慨然赞叹道：“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蓄抗战之须的伟丈夫万岁！” 见证胜利，见证复出 1945年8月，蓄须多年的梅兰芳忽然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顿时喜不自禁，立即从楼上下来，走向他的家人和朋友。当时，他用一柄打开的折扇遮着脸的下部，猛地一下，折扇合拢，只见原来唇上所蓄之须已全部刮掉！几个月后，梅兰芳重新登台，恢复演出，从此正式结束了他在上海为期4年的寓公生活。同年10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登台杂感》的文章，“沉默了8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读者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8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的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这是梅兰芳心声的真情流露。梅兰芳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八载留须罢歌舞(田汉诗)”，为此作出了多么巨大的个人牺牲！ 就在兰心剧场，梅兰芳演出了复出以来的第一出戏——昆曲《刺虎》。同年11月，梅兰芳和俞振飞等人合作，在美琪大戏院演出了10天昆曲戏。这一下不得了，几乎惊动了上海滩所有的观众热潮，无论看戏的、懂戏的，还是从不接触戏曲的，无不争相踊跃一睹梅兰芳的绝代芳华。具有典雅欧式建筑风格的兰心大戏院是中国最早的欧洲式剧场，考究豪华、富丽堂皇，主要演出话剧并兼放电影。美琪大戏院取自“美轮美奂，琪玉无瑕”之意。自1941年10月15日开幕之际，被海内外人士誉为“亚洲第一”。通常演出以电影为主，兼有芭蕾、歌剧等西方艺术形式，绝少演出戏曲。这两家带有浓厚西方古典主义华丽气息的剧场，却破天荒地上演古老传统的京剧，其中的原因，无外乎梅兰芳“蓄须明志”的气节与无与伦比的艺术号召力。年过花甲的著名华文文学家白先勇至今记得自己儿时随同母亲观看梅兰芳、俞振飞演出《游园惊梦》的盛况： “美琪是上海首轮戏院，平日专门放映西片，梅兰芳在美琪演昆曲是个例外。抗战八年，梅兰芳避走香港留上胡子，不肯演戏给日本人看，所以那次他回上海公演特别轰动，据说黑市票卖到一条黄金一张。观众崇拜梅大师的艺术，恐怕也带着些爱国情绪，景仰他的气节，抗战刚胜利，大家还很容易激动。梅兰芳一向以演京戏为主，昆曲偶尔为之，那次的戏码却全是昆曲：《思凡》、《刺虎》、《断桥》、《游园惊梦》。很多年后昆曲大师俞振飞亲口讲给我听，原来梅兰芳在抗战期间一直没有唱戏，对自己的嗓子没有太大把握，皮簧戏调门高，他怕唱不上去，俞振飞建议他先唱昆曲，因为昆曲的调门比较低，于是才有俞梅珠联璧合在美琪大戏院的空前盛大演出。我随家人去看的，恰巧就是《游园惊梦》。从此我便与昆曲，尤其是《牡丹亭》结下不解之缘。小时侯并不懂戏，可是《游园》中《皂罗袍》那一段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致许多年后，一听到这断音乐的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就不禁怦然心动。” 有一年，梅兰芳在上海天蟾舞台（今福州路逸夫舞台）参加一次明星荟萃的汇演，剧目是《龙凤呈祥》。当时，著名画家丰子恺坐在剧场里观摩。演到中场，只见舞台上，一群宫女款款出台，站立两厢，观众们的眼睛无不盯着上场门，期待着梅兰芳出现。这时，乐队把气氛造足了，在西皮慢板的胡琴过门中，梅兰芳扮演的孙尚香，雍容大度地走了出来，顿时光彩照人。“哗——”全场给他一个“碰头好”，简直炸了窝。丰子恺更是惊呆了，左右顾盼，再使劲地掐自己，旁边的观众觉得奇怪，问道：“你怎么啦？”饱经世面的他竟然懵懵懂懂地问道：“我不是在梦里吧？”……后来梅兰芳转移到中国大戏院继续演出，丰子恺连忙跟去，接连观看了五场之多。就这样，一位大画家，被梅兰芳美好的形象所征服，成为粉丝，神魂颠倒。 没过多久，丰子恺通过友人介绍，同摄影家郎静山先生一道，拜访了梅兰芳先生。在上海的马斯南路梅兰芳住宅的客厅里，获得了零距离接触的机会，不由自主地仔细端详起梅兰芳来。他细看梅兰芳的面相。觉得脸皮后面的骨头，布局得很好，又看梅兰芳的身体，长短肥瘦，也恰到好处。丰子恺是以一个画家的眼光观察梅兰芳的，后来他写文章说：“西洋的标准人体是希腊的维纳斯，按人体美的标准去衡量，梅郎（梅兰芳）的身材容貌大概接近维纳斯，是具备东方标准人体资格的。”丰子恺称赞梅兰芳的躯体：“是一台巧妙的机器，是上帝手造的精美无比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