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次展览我希望能够达致两个目标，一个是影像的艺术性，另外一个是影像丰厚的文史内涵，两者结合，会形成很大的文化力量。”
◎ 曾焱
图片提供◎秦风老照片馆 与秦风聊老照片，他几乎不关注在收藏市场能够形成价值的任何话题，比如某张老照片是不是原版，存世版数有多少，是蛋白洗印还是银盐洗印，这些年的升值空间有多大。他敏感于为历史“填空”，迷恋老照片所呈现的影像的丰厚历史质感，人的，物的，“透过影像的直观性和证据性，我们可以更完整地看到过去发生的事”。
11月22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1927～1949影像民国”展览，秦风仍是抱着为历史填空的心境。他说，书写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者常会碰到一个困惑：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拥有过哪些杰出的摄影作品？作者是谁？底片还在吗？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完整回答这些问题。他观察到一个现象：从事老照片收藏和研究的人，对那些伴随红色革命浪潮而记录时代影像的杰出摄影家已经大多了解，对晚清时期宫廷摄影师和那些著名的民间照相馆，也有人着墨研究，但是从1927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22年的影像创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秦风说，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一时期的摄影作品，多半是从旧杂志翻拍，很难呈现原有的影像质量。他这些年所做的努力，并非单纯找寻老照片，他往往会一直追索到当年的底片，拿来重新冲印，确认作者的身份和背景资料，给予原创作者应有的尊重，这才觉得算是尽到了责任。 让更多的人看到更接近原品质的纪实影像，是秦风的愿望。他此次为展览提供的图片，全部由原底片冲洗，无论名人肖像还是重大事件，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现时代原貌。翻看这些照片，会发现大多数作品都署“佚名”，尤其是1927到1937年之间的照片，基本没有记载摄影者的姓名，几张以前未曾公开展示的民国肖像——教育家蔡元培、狂飙文人郭沫若、女飞行员李霞卿，这些照片也都找不到摄影者的名字。李霞卿少时随父亲赴欧洲留学，演过电影，后来在美国学习了飞行，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当年她在上海举行的飞行表演轰动全国。抗战时期，李霞卿以飞行表演在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日并寻求援助，不幸死于事故。现在知道她的人已经很少了，那张立于飞机前的留影，是1935年她在芝加哥深造时留下的，成为这位民国传奇女性的珍贵影像资料。 有时候，一张照片会同时列出参与集体采访的多人姓名，也很难了解清楚真正的摄影者是谁。一张记录1947年反饥饿游行场面的新闻照片，摄影者就落了“秦凯、邓秀壁、陈西玲、宣相权”4个人的名字。对这段时期摄影人员的详细资料，秦风他们正在进一步整理研究。秦风说，在国民党政府这边，也有类似吴印咸、徐肖冰等红色摄影家在解放区所担当的角色，“我们把两者合而为一，就可以书写完整的中国摄影史”。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年你所做的老照片收藏，抗日战争影像是其中分量最重部分。现在展出的“1927～1949影像民国”收藏，与之前的工作相比是否较多重叠？如果有区分，体现在什么方面？ 秦风：1927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抗日战争当然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除此以外，其他的大事还有国共合作与分裂、1930年的中原大战、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等等，这些是政治方面的，其他经济、社会、教育以及文化等方面，中国也成长较快，尤其江浙一带，工商业发达，带动了现代生活文化、电影、出版、话剧、歌唱、娱乐等事业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人物，这些都是这段历史中丰富的内容，体现在这段时期的影像中。 三联生活周刊：存留于世的晚清宫廷摄影老照片以及最早期民间照相馆的商业摄影老照片，现在都成为珍贵的收藏品，因为可以通过它们回溯中国早期摄影技术以及社会形态。对于你的“影像民国”系列，老照片的入选标准是什么？ 秦风：晚清时期的摄影反映当时的商业和工艺发展状态，民国时期自然是延续这种发展，并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跟实际存在的有很大距离，原因在于很多民间影像文物毁掉了，另外一些在国家档案馆里，一般人不易取得这些资料，因此形成长期的空白。现在民间的研究学者正积极填补这段空白，如果我们把影像当做研究的工具之一，那么也可以尽一点心意。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展览的照片，据介绍全部由旧底片洗印。那么原底片是以购买的方式收藏，还是借来洗印后再退还给原藏家？ 秦风：两者都有，可以借底片来冲洗，也可以花钱买底片，来源是不太一样的。不过，现在的价格都很高，而这些东西是我10年前取得的，当时情况比较好，如果现在才去想办法拿到，我不一定有这个经济力量了。 三联生活周刊：旧底片主要收集自哪些地区？ 秦风：这些东西主要是从台湾收来的。10年前我曾在台湾办过民国历史影像展览，当时主要是想建立台湾百姓与大陆的历史联系，加强对中国根源的认识和情感。有些照片过去展过，有些从没展过，但我都把它们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没有特别目的，只觉得它们有价值，没想到10年后它们在大陆有了展出的机会。至于照片的来源，在台湾无论是“官方”的档案馆，或者民间的文物市场，目前的态度都算相当开放，只要有足够的财力，就能够适当运作。举个例子，8年前，我就在文物市场上买到民国时期南京总统府活动的照片底片，非常珍贵。当然在文物市场价格大幅攀升的现在，这种寻宝概率几乎等于零了。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老照片收藏市场的标准，原版或者早期洗印的照片才有比较高的价值。你在进行“影像民国”收藏的过程中，好像并不太看重这种市场收藏标准？ 秦风：我收藏老照片的动机，跟投资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当我开始收藏时，老照片并没有太大增值空间，收藏的人纯粹都出于兴趣。对我而言，除了兴趣，影像还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工具，透过影像的直观性和证据性，我们可以更完整地看到过去发生的事。有趣的是，影像是很感性的，可是在历史的范畴里，它却让我们变得更理性，因为面对既存的历史影像，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凭空地用小说的笔法来描述照片里的事，这也是历史照片最大的魅力。这次展览我希望能够达致两个目标，一个是影像的艺术性，另外一个是影像丰厚的文史内涵，两者结合，会形成很大的文化力量。至于投资报酬这些事，根本没办法想那么多，如果只从那个角度去想，许多重要的事，就没办法去做。过去我收老照片是抱着这种情怀，今天即使老照片价格升高了，我的想法并没有任何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批收藏中，有没有从前未曾发表过、首次面世的历史照片？ 秦风：蔡元培、郭沬若、林语堂、胡文虎等人的照片应该是第一次公开。不过我想最重要的不在于第一次公开，而在于这是第一次由原底片洗出来的民国时代高画质摄影作品的展示，过去我们在印刷品上看到的民国照片，都是从旧的画刊或报纸上翻拍的，跟原来的品质相距很远。事实上，一般人根本没有看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接近原品质的纪实影像，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空白之处，这次展览无论在文史价值或呈现摄影的艺术性上，都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到，收藏的目的之一在于补充完成中国摄影史，目前在这方面有重要发现吗？那个年代从事摄影的人主要是什么身份，比如后面一些图片说明中出现较多的摄影者顾廷鹏和宣相权？ 秦风：他们两位是国民政府时期官方媒体的摄影人员。我们以前能够看到的1927～1949时期的摄影家，多半是伴随红色革命浪潮的摄影家，如沙飞、吴印咸、徐肖冰等人，他们做了很多重要记录，不过他们的作品内容与当时的南京、上海等地有一定的差异。事实上，在南京、上海这边，也有类似沙、吴、徐等人所担当的角色，我们把两者合而为一，就可以书写完整的中国摄影史。至于国民政府摄影人员的详细资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整理，是后续的工作，我现在所做的算是起步。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那些署名“佚名”的照片，还有可能寻找到作者吗？ 秦风：有可能。过去在单位拍照的人，没有留名字的习惯，拍完照片后，底片就交出来，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别人做档案时，有时候不知道谁拍的，就没有留下名字。这种情况不仅民国时期如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仍普遍存在。如果要查是谁拍的，必须从过去的人事记录查起，譬如，那时候哪些人负责摄影，哪些领域是由哪几位专责，如此就把范围缩小到几个人，然后再追查这些人有没有后代等等。这个工作是相当繁重的，需要到处跑腿，有时候后代找不到，线索就断了。有关南京反饥饿示威照片中的作者之一秦凯，现在还活着，80多岁，在台湾，我需要花一些时间跟他做调查采访。 三联生活周刊：这批老照片，主要得自私人藏家，还是公共机构？ 秦风：都有。如果是公共机构来源，是当时我买来办“中华民族历史纪念日”展览的，展后我一直保存下来，因为这些照片真的很好，有些地方展完就当废纸丢掉非常可惜。如果是私人来源，也不是从收藏家手中买，因为我碰到的大部分收藏家都有浓厚的私藏心理，我只能直接从文物市场去买。 三联生活周刊：你谈到这次展览对于呈现中国摄影的艺术性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体现在哪些方面？ 秦风：这些照片都是用原底片冲洗出来的，图像质量很高。到目前为止，除了新华社的一部分照片以及红色革命摄影家的部分作品之外，我在大陆看到的民国照片，绝大多数都从旧报刊翻拍，甚至翻拍过好几次。几个月前，我在上海看到一个展览的宣传，说是要展出《良友画报》刊登过的民国体育照片，有上千张，我非常兴奋，跑去一看，大失所望，原来他们所说的上千张民国体育照片，是指把《良友画报》扫描后放大，可见即使是专业公司对“照片”的定义，也非常不专业。在我看来，所谓“拥有一张老照片”，至少是指一张用原底片洗出来的照片，可以是当时洗印，也可以是现在。电子文件、翻拍都不能称为收藏意义上的拥有。 三联生活周刊：1949年前，一些外国摄影家拍摄的中国的照片，是否也在你的收藏范围之内？ 秦风：如果是指原件收藏，名家作品一张可能要1万欧元以上，我没有财力收集这样的老照片。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关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影像，近年出版界介绍较多，反而是对中国人拍摄的关于中国的作品介绍有限，可能是研究资料来源不足，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