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康红雷拍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跟上一部大相径庭，他喜欢这样。当《士兵突击》的演员在公众视线中享受到无数荣誉后，康红雷把他们聚到云南腾冲的一个地方，开始了另一场比《士兵突击》困难十倍的旅程，拍摄一部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172天的拍摄时间，经历了种种磨难，这部电视剧将在明年与观众见面，届时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中国战争题材电视剧中最逼真的一部。
现在的康红雷，正在制作间里紧锣密鼓地做后期，已经剪出了41集，总集数会比他预想的要多。走出绝望和焦虑的康红雷，聊起这部戏，还常常显得有些激动。
◎ 王晓峰
我们组了一个打没的川军团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和兰小龙合作这部戏的？ 康红雷：原来是想和他合作《隋唐演义》，我不爱做古装戏，我说咱们有没有别的选择啊，他说有一个，但是挺难的。我说我就喜欢难的。他说有个关于远征军的故事。我说，远征军好啊，我愿意。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他给我一本《史迪威日记》，然后我们就到滇西整个走了一圈，这一圈走得特别有感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帮活着的人，最年轻的76岁，老的已经100多岁，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他们完全就是滇西农民，可当你翻阅他们的档案，发现他们是西南联大化学系、英文系毕业的，是上尉、少校，突然就跟眼前的他们对不上号，籍贯来自福建、河南、湖南、河北……然后我就想，像我父亲这辈人，老有一种自豪感，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你再看那些老人，他们经历了那么长一个时代，曾经那么辉煌，血气方刚，结果现在他们归于平静，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把那个潘多拉盒子摁下去？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大家都有共性，很少说那个年代的事，唯独就说一个儿女不孝。 我突然发现孝道是有代价的，不是那种血缘上的。然后再看这些事迹，我们当时看沿途的这些战役，包括和中国命运紧密相联的事件，就突然发现他们的作用特别大，如果当初不是他们在怒江岸边把日军阻击住，日军从缅甸一路下来就直奔重庆，当时政府可能就是个流亡政府。阻击两年，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包括当时美国的救援。再有感触最深的就是，了解到近距离搏杀和远距离射杀的关系，他们就是跟日本人零距离地拼杀。咱们小时候都打过架，150米撇砖头和近距离动刀子那是两个感受，所以这个东西让我着迷，就老想问问他们，你是怎么把日本人耳朵咬掉，你是怎么一刀把日本人攮死的。但是他们很少讲这些，所以需要你去琢磨，然后当我了解到这些事、这些人，就觉得要是不做这个事就太对不起他们，觉得连自己都对不起。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就做了。 所以我们就虚拟了一个团，其时叫“我的团长啊，我的团”。我们组了一个川军团，川军团是一个打没的团，而且川军团在历史上是特别值得敬佩的一个团。当年淞沪会战，汤恩伯领导的部队往后撤，可是川军迎着敌人往前走，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大搏战全有他们的影子，所以打得最勇，伤亡最惨，这支部队基本上全军覆没。我们最后就用川军团讲这个故事，讲了他们从淞沪会战下来流落到一个小镇到重新聚集到缅甸被打回来，最后重新树立信心，把南天门战役（历史上叫松山战役）拿下来。以这么一段历史，从1942年到1945年，来反映滇西战役当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当时兰小龙跟您说的时候剧本还没写？ 康红雷：没有。2007年的4月份他跟我说的，兰小龙准备得比我充分，今年2月24日我拿着前20集剧本就开机了。 三联生活周刊：他写剧本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沟通，你希望能拍成什么样？因为跟《士兵突击》不一样，有一个现成的东西，你可以从一个结果去把握。《我的团长我的团》什么都没有。 康红雷：我当时想拍成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用什么力量把心中的这些东西恢复到如此之平静。就是那么一个状态，把他们年轻时候的叱咤风云和后来归隐在人群之中这之间的中间段给它填上，因为反差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这个中间就需要想象力，需要很多东西去充填它。我读了大量的书，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想做一个关于亏欠的故事。你发现在跟朋友聚会聊天中，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谁都不欠，上不欠领导，下不欠朋友。现在咱想想，咱还是欠。比如经常以工作之名很少回家，其实有那份对父母的亏欠。所以这个亏欠的心情产生后，我觉得是个挺好的心理支持，再看所有事情时开始有一种谦卑，会对所有的心情都能包容。我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觉得这个戏可以有这种东西，这部戏里从始至终都弥漫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团长他确实觉得他欠了江对岸1000多个坟，他总觉得这个东西压着它，可他又觉得无能为力，其他人也是从这种什么都不欠，到最后发现我是亏欠别人很多很多，有这么一个变化，这部戏里这个东西挺明显，尤其后来在后期制作中这种东西越来越浓郁。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在这个戏里如何把这个亏欠展开的？ 康红雷：比如说孟烦了和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清末第一拨送去国外读书的学童，身上兼着中西文化，回国后身上还带有孔孟的那种形式感，从小对儿女那种严厉的教育，给孟烦了蒙上一层阴影，常有一种抵触情绪。在这部戏里他从抵触到最后确实觉得父母不易，有一个变化过程，从瞧不上甚至到拿枪顶着父母的脑门子、当着父母的面杀鬼子，到最后理解他父亲、扶着他父母走到一种很融合的关系中。比如戏里面的一个师长，一个铁血军人，从他认为的炮灰团、渣滓们，到发现他们身上无数闪光的东西，叫他觉得歉疚。比方说主人公龙文章，从一个军需员冒充团长，在滇西捡了件衣服穿上，跑到一个地方说我是你们团长，从大家到对他完全不信任，到揭穿他，到真的认可他，最后他的离开对大家来说是一种伤感，从天天拿他开涮，给他下小药给他使绊子，到最后他真的被军部带走之后，大家觉得亏欠他很多很多，就是他给了我们希望，带着大家从无尽的林海中走出来。我觉得大家看完之后会有种扪心自问的感觉，达到我想要的那么一个初衷。 60年前历史的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士兵突击》所传达的是一种生存观念，亏欠是你这个新戏所传达的一种观念？ 康红雷：我把它看做是一种现实意义吧，我做片子总想在这个平台上带出点什么，《我的团长我的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关于自己亏欠别人的那么一种内疚之感，当然这个东西我现在不能往大说，如果往大点说，我们当然很亏欠他们，但我们看到的那种亏欠，你总得帮点什么忙，可是你又能帮点什么呢？后来我们就要求摄制组，任何地方都可以体验生活，但不许到他们家去，别跟老爷子说“大爷，你给我讲讲过去吧”，为什么？你把那个潘多拉盒子打开，你拍拍屁股走了，人家怎么办呢？那么大家看完这部戏可能会有一种亏欠之情。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这些健在的老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呢？ 康红雷：他们现在很平静，过着15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我们去看他们，路上的泥有一尺多厚，开始会觉得很辛苦，走过去会觉得环境很好，可是走进茅草屋后又会发现他们很艰苦。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反正心里觉得不太舒服，因为他们越是脸上很平静，我就越是觉得这种亏欠的心情油然而生，会很害羞。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兰小龙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 康红雷：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经常晚上回来痛哭，我们晚上坐在宾馆里，想起这些事，就两个人号啕大哭。其实你哭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亏欠之意，那么就是这些心理的构成吧，激励他把这个剧本写成了。 三联生活周刊：《士兵突击》播出后，讨论得比较热，跟现实结合得比较紧，《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核心是关于亏欠的，你会对观众有什么期待？ 康红雷：我拍东西很少去考虑到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但是你要用你真实的心理状态去触摸你现在要做的东西。当时《士兵突击》感受很真实，你总觉得做出来后会有一部分观众和你一样很认可那些生存法则或坚持的理念，因为你是真心去考量这个事情。这个戏也是同样这个感受，会去感受它的现实意义，你同样感受到它会跟你很近很近。一个60年前的故事，但是里面的言辞也好，行为也好，心理变化也好，你内心能感受得到，那么我相信有一部分观众也会感受得到，带来所谓的共鸣。如果我们表达的跟大家生活的困境、顺境一点关系也没有，观众除了看看节奏剧情，别的什么都感受不到。如果故事再稍微不真实点，那么观众会立刻换频道。如果故事很好，底下还流淌着跟我们的生活接近的东西，观众一定会有共鸣。 三联生活周刊：拍《我的团长我的团》跟以前拍《激情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在压力上有什么不一样？康红雷：我觉得《激情燃烧的岁月》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第一次做，无知者无畏，就凭一种本能的质感和感受去做。《士兵突击》也没压力，我是带着一种愤怒去做，《士兵突击》和《激情燃烧的岁月》有个一样的心理状态，就是我非做一个给你们看，你不是认为这片子没人看吗，我非做一个给你看。《我的团长我的团》带给我最大的压力不是来源于外界，而是来自于这个摄制组所有人对那个时代是特别陌生的。你要说60年前我们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从小学教科书上知道的东西，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这个远征军的故事，所有人都没有概念，没有一个参照系。我以前拍戏，80%跟人打交道，20%搞艺术。这个戏，我85%跟人打交道，15%搞艺术。因为我要让所有部门都明白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怎么让他们明白？ 康红雷：我让朋友从海外买了很多那个时代的书，包括图片、影像资料，小到英77步枪（“一战”时期的步枪），英式钢盔、法式钢盔、德式钢盔的区别，包括阵地的模式、格局，包括行进队形应该是什么样的。过去你不操心，现在你要操心，英77步枪怎么打，巴组卡这炮怎么开，没有教官，只能我自己去做。 三联生活周刊：没有请过一个军事顾问？ 康红雷：没有军事顾问，一切完全靠自己，包括怎么敬礼，德式礼还是法式礼，因为当时滇军敬的是法式礼。那个时代军阀割据，都不一样，晋军用的武器跟云南这块不一样，跟四川又不一样，你不能把它统一到一个地方，得找资料，查完后还得给大家讲。我和小龙想创造一种语境，60年前跟现在说话肯定不大一样，无论节奏速度还是说话方式，你还得让观众看懂又不能失去那种诙谐幽默的成分，那么就想办法去创造这个，所以就查阅那个时代的说话方式、书写方式，至少让大家觉得很舒服，这就是所谓的真实。作为一个导演，你得让那些还活着的人看到真实，不然人家会轻视你，你要尊重人家，那些细节都得知道，这些东西占用了大量时间，主要压力也来自于这些。 走出事故的阴影 三联生活周刊：《士兵突击》达到了一个巅峰，你和兰小龙想过去超过这个么？ 康红雷：我觉得这是大家一般自觉不自觉会想到的一个问题，但我们没必要考虑这个事情，想都不要想。其实艺术创作就是这个特点，你为它想的越多，越适得其反，不如干脆不想。你有很新鲜的一种创作状态，很诚惶诚恐的一种创作态度，你还是把自己还原到这样一个状态。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当你带着这样一个心理状态去做事情你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值得紧张。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看过很多报道，说剧组出事了，当时怎么从困境中走出来的？
康红雷：事故发生后，整个人都走不出来，那个感受特别深，无法拔出来。因为事情既突然又太大，可是你坐那儿一想，你不能不出来啊，你是这个戏的领军人物。但是那时候那个事是无形的，我根本就出不来。我8天睡不着觉，明明白白感觉到，就感觉眼前有一根钢丝，那钢丝细得拿手一抻就断，如果那钢丝一断，康洪雷你就疯了，就是这么一种恐惧感。8天，我每天晚上都想，明天还有那么重的工作，6点钟还要起床，可就是睡不着。我弄了点蒙古音乐听，我特感谢蒙古音乐，我天天听，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哎呀，怎么音乐响起来了，原来我睡着了。从那以后，逐渐能睡着了。可是你看组里那些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小姑娘、化妆师，都特别小，整个眼神都没有焦点了。这么小的小孩，离开父母没几天，离开学校没几天，面对这么大的事故，他们的心理根本好不了。我们哪有心理医生啊，哪有什么领导的关怀啊，谁来关怀你啊。比如说山东火车出轨，国家不仅派出最优秀的医生，还派出最优秀的心理学家进行心理干预，但是摄制组没有。可是这事你得做啊，我说咱们不拍了，歇一星期，小姑娘们都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上街去，洗个澡去，逛逛商场，别老在宾馆里待着，出去溜达溜达。大家互相约好了穿上好衣服，出去溜达溜达。男孩子怎么办呢，出去踢球，我就在当地找，那时候刚高考完，街上我认识不认识就拉住问，你会踢球吗？会啊！你能弄一个队吗？然后就赶紧开踢，我都46岁了，估计踢6分钟就死了，结果还能踢整场，反正踢完后你就看大家眼睛里不一样了，特别是赢球以后那个感觉，那就再来一场。 三联生活周刊：一共踢了几场？ 康红雷：踢了四五场，就在滇西那么一个小城市，跟中学生、跟社会上约，最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后来摄制组的很多女孩子也到体育场了，穿得漂漂亮亮来看踢球，又喊又叫的。这些男的看到这些女孩子，力量又倍增了。踢完之后大家找地方吃饭，用这样的方式，踢了一个多礼拜，我发现心情就不大一样了，起码大家不像开始那样迷茫恐惧了，也不厌倦摄制组生活了。我们慢慢从一些简单的戏开始——坐在汽车上，不用炮不用火，不用炸点，不拼刺刀，一点一点拍起，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渐渐回到了正常工作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这就是您当时的心理治疗？ 康红雷：只能是这样，可能是我们走出来的唯一办法。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大家都从阴影中走出来了吗？ 康红雷：不可能全走出来，起码轻了一点，一拍战争戏大家的那个眼神又出现了，原来根本没有。因为这个事故出现后我跟大家说，这事情谁也不能怪，论责任只有我有责任。其实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把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个意识特别强烈地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上小学，有时候突然有警报拉响我们还趴在课桌边，双手交叉放在下面，张开嘴，防原子弹演习，上中学我们还有三角带使用这样的训练。但是现在哪有这样的训练？那个意外伤亡事件出现后，大家全部抓瞎。摄制组反映的事情，其实反映了一个大背景。我说担责任就是我来担，我们这个公司担责任。我们说这个话就必须承诺到底，对所有伤员负责到底，只要能治好，不惜一切代价，因为那时候你没有必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方面花的钱我知道的就有820万，所有受伤的人和家属非常通情达理，不给摄制组找麻烦。 还有，好多演员都到了崩溃边缘，我们的化装组不叫化装组，我叫他们泥瓦装修工，脸上都是土块，不这样化装出不来效果。每天拍完戏，我都带演员到大浴池去，先洗了再回宾馆，结果一洗澡就把宾馆下水道给堵了。我说，只有今天的付出，你们才能有荧屏的形象，到时候看到自己的形象，这个形象这么好，你就要感谢那时候你坚持下来了。你相信这个团队，这么做是对的。但是话是这么说，他要天天这样化装，很多演员都很抵触。 三联生活周刊：172天，这么长一段时间把人圈在一块，人的那种心理承受能力肯定是有限的，当他们出现厌烦情绪，对拍戏有多大影响？ 康红雷：肯定会有影响，但是那能怎么办？我说其实我跟你们一样，有了问题，换戏，换地方，比如我们一直在拍战争，没拍完，我们不拍完了，就换内景戏，换一个风和日丽、没有炸点的地方。后来我们住进昆明，换地方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个不一样的刺激，你发现大家又好了。我就用这种方式让大家坚持了下来。我还有一个方式，让所有家属都来，男孩有女朋友的，女孩有男朋友的，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当家属、男朋友、女朋友来了，你再去看这个小伙子就不一样了，小姑娘也不一样了。所以我很主张摄制组，特别是拍摄周期超过三个月的摄制组，一定要请家属到现场，这样对大家有好处。要不咱们工作太繁重，你想一天十几个小时，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家属的关怀，心里很难承受。 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家属看到这种工作环境，是种什么感受？ 康红雷：反馈回来的信息是，他们开始对我更好了，知道我在工作现场，还说我很有魅力。我好像觉得曾经有过女孩子说：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是他的工作状态。你发现这是让他们感情磨合更好的机会。我听着很有意思，起码听着知道他们心里很高兴。然后他们觉得家属在旁边，他们的戏得演得更好。他们得表现出更真实的心理体验状态，那么对戏岂不更好？原来我是极力不主张任何家属来现场探望的，因为我原来拍戏很快，两个月，这个戏不一样。原来我从来不让媒体到现场，但这次不管哪个媒体、哪个朋友过来，都欢迎，我觉得这对他们都是一个调剂。 那些演员们 三联生活周刊：原来《士兵突击》里面几个主要演员，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表现如何？ 康红雷：人都有到极限的时候，比如段奕宏，我一般很少表扬演员，因为我觉得会让他们膨胀，但是我真得表扬段奕宏。你看到一个来自西北的孩子，他的坚韧，他作为主演，身上要背好几支枪，同样的冲锋同样的打同样的拼刺，你很少听到他说累得不行了歇一会儿吧。我觉得有一个带头就会有人去带别的头。我从来都是跑着干活，我说我年纪比你们起码要大一轮吧？我跑着干活，你们看着办。还有张国强，倒绑着双手，要从一个山底下跑到山上，后面五六个兵追他，跑了两趟，他下来后我问他，以后还拍战争戏么？他喘着气摇着头。 因为我们要拍一个战争电视剧，战争戏一定要有战争体系。什么叫战争体系？就是不能只有一场两场战争场面，得有七场八场，才可以说是战争戏。要达到这么大的量，就需要每个人去付出。因为战争戏不能哗的一个大全景完了，战争中必须有局部，包括在战争下的话语和生活状态，这个戏里全有，他们就得挺，所以这次无论是体能还是灵魂上都是一个历练，包括待人接物、团结人的能力、容忍能力、宽容度都在这出戏里体会得到。 三联生活周刊：拍完后，演员都有什么变化？ 康红雷：每个人见我都很客气，没有了那种拍完《士兵突击》之后狂热的凝聚力的感觉。因为这么大的戏，我也曾经骂过他们责备过他们，在问题面前大家表现出不同态度，大家再见面似乎有了几分客气。我突然发现他们比过去成熟多了，有一种距离感。我觉得这样挺好，拍《士兵突击》，说得通俗一点它像一个孩子跟爹的关系，拍完《我的团长我的团》之后，我发现像一个小孩长大之后对爹的关系，这是成熟的表现。 三联生活周刊：《士兵突击》里您给大家树立起来的形象，这次完全给颠覆了。 康红雷：我就是有意的。我拍完《激情燃烧的岁月》后，一定要拍一个不一样的，我就去拍《青衣》，因为我喜欢不重复。我也希望我的演员也有不同的变化，我觉得这是职业。至于观众怎么看，我不能考虑观众，我这样变是为了观众更好地去观看。张译这次颠覆最大，他演的是一个心里充满了阴霾、扭曲、带着强烈的那种老北京对什么事情都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人。比如张国强，变成了身上充满了匪气，最后对人毫不原谅的一种人。其实我拍戏最大的乐趣除了剧本本身之外，把演员的潜质开发出来，我想看看演员在这个角色里有哪些表现，还有什么潜质。人的潜质是无穷的，在同一个环境下你总觉得就这样了，当把你放到另一种陌生的环境下，你的潜质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喜欢把男人放到最艰苦的环境下，展示他的创造力和个人魅力。我曾对段奕宏说，《士兵突击》我开发了你1/3的潜质，我还想开发你，你愿意么？他说愿意。这次我觉得又开发他1/3，他完全是另一个人。他身上带着的那种龌龊，用了各种各样卑鄙的手段把大家拉拢在一块，我想他很困难，但是他做到了，我觉得特别满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喜欢拍战争戏？ 康红雷：我童年没玩好，咱童年玩打仗玩得不纯粹，不是那么身临其境，现在我完成了小时候的愿望。我从小就一个想法，我们院有个一个大烟囱，我什么时候能够炸倒它，但做不到。拍《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时候，在本溪，有一个兵工厂，全都空了，就有一个大烟囱，但有个军委会管，我说我把这个大烟囱炸了吧？军委会说：不行！这是国家财产。我说这都没人了，你让我炸了得了，你说多少钱。不行，给多少钱也不让炸。那我就做一个，我做了一个大水塔，咔嚓给它炸了，特有快感。这次也是，当时的吉普车和坦克，跟“二战”时一模一样，都是1∶1比例做的。比如阵地怎么挖，一线是战壕，二线叫交通壕，三线叫休息壕，把这些知识告诉美工，然后美工做一个。你在里面生活，你在里面拍戏，你有一种无名的，甚至是想撒尿的感觉。你有好奇，就会抵御你很多的疲劳，你有兴趣了，那么画面里传递出的那个就一定有趣味。你不可能说这么大中国，所有人都喜欢你的戏，凭什么大家都喜欢你的戏呢？但是你很真实地去体验它，把它还原了，很真实还原了它的队形和战争的状态，就会有快感。 （实习生张萌萌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