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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炼的职业头衔是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总裁，而骨子里的诗歌情结又让他在诗坛拥有一席地位。或许是精神创造与物质创造在他身上的完美结合，他的思考，无论是对事业还是对诗歌，往往显得与众不同，令人刮目相看。他被人称为另类。假使说，另类是对虚伪的叛逆，对狂妄的纠正，对平常的守候，对生命的真诚的话，我们当为另类献上一束鲜花
本刊记者 李路阳
企业家的另类 早有媒体如此说：“中国的企业界有3位与众不同的企业家，他们的特点是经营企业成就突出，个人爱好成果非凡。他们是登山企业家王石，小说企业家海岩，诗人企业家于炼。”于炼就这样被归入与众不同之列。后又有评论家司马平干脆直说：“于炼，的确有些‘另类’。于炼是企业家？于炼是诗人？如果说不是企业家，他却实实在在统领着全国知名的资产逾百亿的大型企业；如果说不是诗人，于炼的诗却引起全国最重量级的诗评大家谢冕、吴思敬等的真诚喝彩!” 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诗人是精神世界的行吟者，而企业家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二者压根儿不搭界。倘若搭界了，而且两个角色的表现都很出色，那便一定是非常理能够说清楚的另类了。于炼的职业头衔是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总裁，是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曾出版经济著作《股票、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同时，他又是诗人，喜欢以诗直抒胸臆，出版过《回望中滚落的纯情》、《三套车》、《圣洁的玫瑰花》；一本厚厚的《名人评于炼的诗》，云集着中国诗坛40余位大家对他的诗作的评说。 对此，于炼这般解释：“干企业，我是把它作为一个事业来追求的，事业必须要成功。而写诗，那是我骨子里的情结，是血液里面的东西，既然是血液里的东西，一定甚至超过了主动，它是一种天然的属性，不存在写好写坏的问题，是自然的流露。” 但笔者以为，作为企业家的于炼，他的另类更多地体现在他对事业与众不同的思考与实事求是。 且看当今中国，但凡企业进入成长发展期的时候，似乎没有太多的例外，都把目标锁定在做大做强，有条件的在做大，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做大。但于炼却是那一个例外，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瘦身策略，把企业目标定在做小做精做实。 2003年“非典”时期，于炼调到中国城建集团做总裁，这时该集团员工总人数3万，企业资产总额600亿。此后，他领导城建集团通过改制实施瘦身计划，员工人数锐减至3000人，瘦身10倍；企业资产总额减少到近百亿。尽管企业总资产缩小6倍，但资产质量优良了。瘦身前企业总资产是600亿元，但银行负债及不良资产却是巨额的；瘦身后企业总资产100亿，银行负债结构及资产质量却是优良的。这在国有大企业中尚属罕见。如果按人均效益做比较的话，瘦身后中国城建集团的人均效益330多万元，比瘦身前人均增加130万元。 问及于炼缘何要把企业做小做精做实？他若有所思地说：“我参观过美国的第三大建筑公司，这家公司建造过很多著名建筑，‘9·11’被夷为平地的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建筑（Twin Towers）就是该公司的杰作之一。但不可思议的是，这家公司一共才有62个人，都是技术人员和骨干管理人员。这让我非常惊讶。美国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建筑劳工属于劳务公司管理，不属于建筑商。中国建筑行业完全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中国虽然没有劳务公司，但是有民工啊。如果我们的建筑企业不养这么多建筑工人的话，同样也可以给社会创造相应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可以解决更多的农民工就业，可以间接地加快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 他继而说：“我们把企业做小做精做实，更多的是从管理学角度考虑的。其实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之间的差别，除了文化背景和技术含量的差别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是管理资源太不对称，也太不对等。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的管理资源，明明只具备管理3000人的能力，却非要管3万人，甚至30万人，这个企业能管理得好吗？” 他的一席话使笔者联想到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数十家问题奶粉和液态奶的曝光，其中三鹿、蒙牛、伊利、光明等中国乳品业界并购扩张的四大霸主均榜上频出。这不仅暴露了中国成长型企业在快速扩张时，管理上出现的致命问题，也对企业一味追求做大做强的做法提出质疑。 于炼根据多年管理企业的经验指出：“管理才是硬道理，管理才是企业的核心。”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拿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比管理，那我们的管理资源、管理软实力的差距可就太大了。美国哈佛管理学形成的那套理论以及多年的管理实践，使他们积累的管理资源非常充沛，管理软实力远远强于我们。比如说，一家美国企业组成的10人管理团队，可以扛动500斤重量；同样一家人数相等的中国企业管理团队，能够扛动的重量可能只有50斤。虽然两家企业都有10名管理骨干，但是，两家所凝聚的管理实力，所形成的管理资源的差距悬殊太大。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管理资源与实力达不到的企业就必须瘦身。瘦身的结果仍然可以给社会创造财富。” 瘦身后的中国城建集团，3000精英中只有两类人才，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于炼认为，中国未来的建筑发展方向一定会像欧美一样，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转化。中国城建集团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诗人的另类 于炼是诗人，但当属诗人中的另类。 不知从几何时，诗歌在文坛的地位不再像以往那样神圣，几多萧条中，于炼依旧还在坚守“诗之好望角”。也不知从几何时，诗歌变得晦涩、荒诞甚至莫名其妙，于炼却不改初衷，依旧如故。他，无疑是诗人的另类，坚守着诗歌的灵魂，“走向惟一的真理”。就像他在《中国根》一泻千里的那样：“……曾几时/我的泪水默流成长江/对你的炽爱源远流长/曾几时/我咬破深秋的葡萄/踏尽寒霜品嚼你的悲壮/我咏颂你唐诗宋词里的华章/学会了什么是如梦的幻想/我在四大发明的余晖中倘佯/懂得了什么是智慧的光芒/我踏着方块字/穿越五千个春夏秋冬/寻找你的激扬/我捧着古琵琶/抖落三千年日月风尘/把风流弹响……”。 他的诗，被诗坛大家称为“久违了的诗”。 著名诗人杨克这般评说：“于炼的诗让我重临了早年阅读的快感——那种久违了的总是诗的少年情怀。他的诗就像一个纯净的玻璃瓶，瓶中装满怀念之水，水中飘着一朵朵蓝的、红的、紫的玫瑰花。我们无从揣测这40多年当中，于炼曾经历过怎样的风雨。我们欣慰的是，即使这位管理学博士整天忙于跟经济数字打交道，用他的智慧和想象力给城市写下一行行立体的‘诗’的高楼，即使年已不惑，于炼仍保持着诗一般敏感的青春情怀，仍然保持着对纯真年代的向往和怀念。‘诗缘情’无疑是于炼信奉的艺术真谛。” 著名诗歌理论家谢冕如此感叹：“于炼的诗句，简洁而不简单，有深意而不深奥。平常情感、平常心，却有着不平常的表现。我以为诗能如此，便是新境界。” 著名诗歌理论家吴思敬这样写道：“于炼笔下的根，不单纯是民族精神的礼赞，同时也可视作是诗人自我心态的写照。根的品格是厚重与坚强的，它不求伸向空中与花朵、绿叶争妍，而只愿默默地伸向地层深处。正是这种‘根崇拜’情结，使于炼的心态沉潜再沉潜，他不愿为高贵、尊荣的事物添加光环，而是眼睛向下，在生活的底层，在寻常的物象上发现诗意。” 于炼的诗有一种激情穿透力，让人在思考中回味人生，荡涤心灵的灰尘，回归自然的真谛。 他笔下的知青时代在苦涩中裹挟着青春的渴望：“梦同野山一样荒凉/生活是一碗淡淡的清汤/但/青春不是/一群绝望的灰狼/不是醉酒后/玻璃杯一样摔破的希望/于是/便有三套车/从古井般幽深的喉咙滚出/男知青和女知青/有了第一次苦涩的和谐/歌声/漫过伏尔加河/像一匹老马/艰难地走向短暂的遗忘/远离年代和历史的忧伤/土坯房的烟筒/冒出了青蓝色的渴望”（摘自《三套车》）。 他笔下的父亲是中华民族冲破苦难走向希望的脊梁：“你的面孔/是一幅黑色的土地/条条犁痕/写满岁月的风风雨雨/泛出光泽/幅照百年沧桑/我吸吮你汗中的苦涩/长成一株/倔强的仙人掌/我吞嚼你抖落的尘砂/发育一幅/多钙的骨酪”（摘自《父亲》）。 即便他在写往事，那也是对生命的盘点：“再回首/是对积累的珍藏/默默的清理/再回首/是对灰暗的遗憾/无声的晾晒”（摘自《再回首》）。 走进世纪之门，在他吝啬的字里行间依旧凝结着思想的沉重：“待哺的历史仍旧贫血与饥荒/走过世纪之门如同走过一片苍茫/这时候股票只能踏着残阳/互联网也倾听着怀念昔日怀念牧羊/偶尔听到复制的婴儿放屁比哭声嗓亮/于是，人类与角落的狗一起恐慌/只是没有谁/再将洒脱这样悠闲地送给匆忙”（摘自《世纪之门》）。 当笔者问及做老总忙碌的生涯是否还有时间写诗？于炼说：“写诗和事业是不矛盾的。如果谁认为二者间有矛盾，那他就不是诗人，而是想做诗人的人，或者刻意去写诗的人。诗就是生活中的产物，不论再忙，它都伴随着我的生活，伴随着我的事业。” 有人说诗人是青春的产物，早已过不惑之年的于炼笑着说：“我以为，诗人是激情的产物，如果没有激情，那就写不出诗了。假使我活到70岁还能写诗的话，那我就不用到医院检查心脏，因为我一定年轻。” 另类是一种返璞归真 如果说，另类是对虚伪的叛逆，对狂妄的纠正，对平常的守候，对生命的真诚，那么，于炼坚守的便是它。 于炼在《三套车》再版后记中对生命如此写道：“对你的回忆不管是生锈的冲动，还是没血的伤口；不管是永远的等候，还是青春中的一次季风，我都愿意拿起停歇了多年的天蓝色的笔，用天空的颜色对过去进行一次过滤。没有什么埋由，只要走进老板生涯就可以泯灭纯真背叛浪漫背叛高雅而遗忘透明的你；没有什么借口，只要拥有商旅的匆忙，就可以省略真诚省略往昔而不去想过去的苍茫……”。 无论是做老板还是诗人，无论是做事业还是做诗歌，于炼始终秉持返璞归真，去繁求简，实事求是。 当迅速扩张、加快并购已成为诸多企业效仿做大做强的一种流行手段时，于炼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管理实力和管理资源来配置项目市场，不顾及自身的管理实力而盲目扩张，就会对企业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在对其掌管的企业提出瘦身，说，把有限的管理实力与管理资源用于智力密集型人才队伍的建设与发展上。从中国城建集团的历史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走出去”，承担援非项目的建设。现如今，他们在国际竞标中多次中标，迪拜、沙特建设项目已取得颇丰的回报率。他说：“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比以前做得更多，“走出去”的更多，但是，在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们感到管理资源太有限。”在他看来，目前他们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压力，仍然是有限的管理资源和管理经历与国际优秀的建筑公司差距太大。面对那么多国内外的好项目，尽管资金实力足够，由于再派不出去过硬的管理干部，他们也只好放弃。他说：“中国企业的失败往往就败在管理不到位上，项目再好，市场再好，资金再充沛，但管理投入不足，或丧失了管理，企业必垮无疑。” 他将诗歌的激情与简洁带进企业文化之中。在项目论证上，推崇激情氛围中的简洁高效。每论证一个项目，就如同拿着一个剧本在拍连续剧，在对项目进行严格审查和广泛论证后，将领导班子成员分为正方反方，对项目进行对辩，经过几轮辩驳，所有的潜在风险因素都无一例外地被反方指出，又被正方一一考虑论证，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辩论的结果是：惟有能够经得起推敲的项目，才能获得通过。他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让大家广开思路，畅所欲言，用一节课的时间高效完成一些企业一周才能完成的事情。 于炼的内心揣着回馈社会的感恩之心，他对员工感恩，对生活感恩，对他事业成功背后的所有生命感恩。“你已经拿去了我的生命，只要把它放在神圣的地方／我浸泡痴情的血液／就会奔流成不息的长江／没有半点吝啬，滚滚流淌”(摘自《给你》)。在他的影响下，感恩已成为中国城建集团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于炼曾去过那里多次，那里让他震惊，却不能让他有诗。他实话实说：“有句话讲，哀莫过于心死，大哀之下，心都死了，怎么能写出诗来？在那里，在那种状态下是不可能产生诗的。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带头募捐。”当时，中国城建集团员工集体募集捐款近百万。 当全社会纷纷向灾区捐款的时候，当有些企业利用捐款炒作自己的知名度的时候，于炼领导的中国城建集团却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从集团角度不再向四川灾区捐款，因为灾区的捐款已经很多。但是他们拿出一个亿的资金，专门为那些没有发生地震的地方建一百所抗震小学。他说：“对于那些已经在地震中死去的学生，我们没有能力让他们再活过来，也没有办法抚平悲伤，但是，我们有能力对那些尚没有发生地震的地方，像云南、甘肃、宁夏等地捐资建抗震小学。我们能够做到的是，不使悲剧重演。” 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拿出一个亿的资金用于非灾区抗震小学建设的只有中国城建集团。（摄影 王南海 陈醒） 于炼自述他述 于炼自己说：他“出生于壬寅年冬天一个落雪最多的早晨。童年有幸属于美妙的乡野时光，来自大自然的启发逐渐铸成性格。不很坦阔的环境中，却顺利地读完小学、中学、大学……直至获得博士学位。所学专业虽为邮电通信，工作后却步入记者及政府机关生涯。现涉商海多年，就任中国城建开发集团公司总裁。虽商旅匆匆，却诗心不改。人生最美的愿望依然是：明天再写一首好诗!” 于炼是管理学博士，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入选世界名人辞典。 早在1988年他就担当了国有企业老总，那时他24岁。 他的社会兼职很多：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青年建筑房地产委员会主任、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理事、中加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导师。 他的著作不少，分为经济著作和诗集。《股票、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是他为事业的思考。《回望中滚落的纯情》、《三套车》、《圣洁的玫瑰花》是他为自己而泻的诗歌。 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