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人走向对方的初始愿望是结交朋友；西方人发现他人的原始欲望是寻找敌人。
撰稿·边芹 殊途同归西游记 从８０年代读台湾西游者的文字，到９０年代同样的阅读被大陆游者取代，２０多年的“洗头洗脑”让我产生过很多幻觉。随着自己在西方客居日久，我渐渐发现这两批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游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缺憾。两地中国人在几乎没有多少共同背景的情况下“西游”，产生的结果居然如此类同，就好比两地的葡萄最后竟然酿出了同样味道的酒，有心人可以将此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研究的一个课题。 表面最容易的解释是，两地文人先后都处在“落后”文明仰视“先进”文明的历史阶段，故殊途同归。且不说以工业化早晚判定文明先进或落后的合理性，因为打了几场败仗，就把自己的整个文明贴上人家“赠送”的贬义词，以致现在“西方先进文明”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名词，进了教科书，连学者专家用起来都不加思索，是不是集体得了西方文化专制挤迫下的“世纪癔病”？我有时打电话回国，亲戚友人不管自己实际生活得多么惬意，也不管谈到多么细小的事，只要有一点不满，习惯思维和用语就是：“我们中国不行，要是在西方……”我震惊的还不是他们说这种话，谁叫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呢，而是那种脱口而出、不需要任何根据、万事归此一思的巨大惯性。小民思维定势至此，精英究竟做了什么？！文明本身能不能以“先进”“落后”划分？这种将人类文明分等，是西方１９世纪征服世界时给出的“正当”理由，我们接手征服者的洗脑概念目的何在？若一定要划分文明，以什么标准划才公平合理？只以枪炮的杀伤性划，那么最没有文明积淀的美国就是最“先进”的了。只以攻击性划，那么最野蛮的就是最“先进”的了。自古以来，并不总是“先进”文明消灭“落后”文明，而往往是反向。所以近两百年来因为工业化落后了几步，我们便自定义“落后”文明，是混淆了工业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 流于外表的另一解释是，人有模仿的天性，尤其中国人，有一种天然的不可抑制的追寻榜样的力量。所以台湾先行者的“西游记”，在不知不觉中锁定了大陆迟到者的视野、思维，由此紧接下来的这一代大陆写者，仔细想其实是一批模仿者，但“思想模仿”是在潜意识层面决定的，当事者自己未必承认有模仿的企图，不知者不为过。文化传递的惯性往往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将惯性的铁链打断也就需要至少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甚至需要一些灾难的打击才能使链环错位。 我则以为还有更深一层的解释。两地甚至数代写者的共同特点是：肯定性猎奇。这五个字含义多多，首先没有人否定性地、哪怕怀疑性地看人家，可以用“正面报道”一以贯之。无论是嫁了洋人的女人的散文小说，还是学者、作家们的社会、政治记实，清一色都是善意的。以我对西方男人习性的观察，要默默吞咽多少屈辱才能展出那浪漫的绸缎，但过程往往是被省去的。有些作者不管写内写外都“正面”看问题，这类乐观主义者倒也无可厚非，人群最需要的就是乐观主义者和小丑；有些作者却带有明显的分界线，凡涉内无不怀疑否定，涉外立马变成乐观主义者，清醒者与天真汉如此搭配在一个人身上，恐怕要现代精神医学才能给出答案。搭桥者心善的结果是让中国女人以为洋人个个是情圣，让中国民众以为西方处处人间圣土。“善意”这个词颇能点透中国人的本质，中国人与西方人有一本性差异，而且绝无可能相互改变：中国人走向对方的初始愿望是结交朋友；西方人发现他人的原始欲望是寻找敌人（请注意由敌人转为猎物这一必不可少的道德心理过渡）。谁行事更聪明？还真不好断言，反正找朋友固然不一定找到，寻敌则百分之百必定找着个敌人。在欲望零点上就选择了不同方向，终点会相距多远就可想而知了。一个是尽量发掘优点，一个是百般深挖缺点；一个是不抱原始怀疑，一个是没有一丝基本信任；一个是先肯定再为肯定搜索证据，一个是先否定后为否定提供证明；一个是仰视对方、含情脉脉，一个是俯视对手、虎视眈眈。 以善为始还决定了五个字的后面两字：猎奇，中国旅西文人不管起自何时、出自何地，基本未脱出此一围栏。因为主观上并不想去发现敌人，也不想去改造征服对方，总之没有要从人家身上巧取豪夺什么的基本欲望，也就无必要与人作对，何必去揭人隐私呢？这一心理底质决定了他们接收信息时的本能性选择。何况一百多年来凡是倾向于“揭”而非“颂”的文人，尽管在人数上已是屈指可数，已是多不见容于国人。国人不喜欢“小心眼”，尽管“小心眼”看出去的世界可能更准确一点。我近来收到信，有编辑奉劝我学一学冰心的“赤子之心”。我便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是我心不“赤”，还是世界太黑？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中国人心胸之宽，忘记他的牺牲者站到屠夫一边并不需要多少个转身。而这一性格特点西方人是早就摸透了，所以往中国人头上扔石头从来无所顾忌，因为被砸的人后来骂得最凶的是想保护他免砸的人，而不是扔石头的人。这大概就是清醒者无法拆开的生物链。 猎奇的善与恶 猎奇不光是浮光掠影、诗情画意，也有很强的两面讨好的倾向，帮助人家抖动文明锦被上的绸缎。“肯定性猎奇”本身并无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在世界的某些区域也是行得通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与那些不具进攻性的文明打交道，这是彼此尊重之道。但遇到进攻性的、随时在寻找和制造敌人的文明，此法就大有自我缴械、引狼入室的嫌疑。西方现代文明是其精英集团为征服世界精密设计的文化、经济、政治体系，我们虽已无法拒绝，但如果接受时不多长个心眼，被包裹在这个体系表面的道德口号迷惑，就会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不摸到这一层，很难理解他们狂热的推销，以及必置不驯服者于死地的决绝。试想中国人会不会拿着枪炮、远渡重洋去强迫人家接受孔孟之道？若没有统治世界的勃勃野心，做这种事何苦呢。 我最近重读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的《一个蛮人在亚洲》，比几年前读又悟出更多东西。米肖这本有关中国的书写于上世纪３０年代，如果法国人的中国文字也有“méchant”（恶意）和“gentil”（善意）两个阵营的话，米肖的这本书应被列为后者。与１９世纪以来那些或以基督教的优越感、或以种族的优越感、或以工业化的优越感、或以新宗教“民主”的优越感撰写的充满蔑视的文字相比，这书就算礼物而非炸药了。所以我客居若干年，总结最厌的东西，就这三个字：优越感。这个文明最擅长经营的就是这玩艺，它像春药一样诱人，是搭建人肉阶梯的砖石。你在巴黎上层社会少数邀请中国人的晚会上，能观赏到一群浑身沾满模仿来的优越感的黄面孔，蜂团一般，营营嗡嗡，并不知道自己贴附的是什么。很多人意识不到一接手这东西，不管愿意不愿意都成了土著打手。我十多年前刚踏足此地时，上的第一课就是发觉先几年而到的同学已经“穿戴”这玩艺了。倒是中国社会下层偷渡来的人，游离在这条精神生物链之外，多少年沾不上。人肉阶梯的屈辱挤压，一层比一层卑贱，让人不顾一切去争抢优越感的泡沫。我自己也难免疫，人肉阶梯的驯化没几个逃得开，只要有一只手搭到上面的台阶，下面的脚就开始踹了。 但就在这样一本“善意”的薄书里，米肖也没有中国人抖动他人文明锦被上的绸缎那份大方。也许是千年驯化出的排斥异端的本能，他们从不为异文明慷慨搭桥，写发现文字只有一个目的，为本民族的利益探究对方的根底。中国人一直抱怨自己所不具备的“忧患意识”，“寻敌”是其中要素，想想是否学得会，还得再打一百年问号。抱怨自己的恶，也许有法改变；抱怨自己的善，多半奈何不得。即便米肖这样的“正人”，笔也是像刀一样地为中国人做着解剖，抓本性看弱点。 我时常有这样的感觉，读中国人的“西游记”多少有点像读“好人好事”，读西方人的“东游记”，则像读动物科普手册。也正是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搭桥”方式，“中了毒”的中国人往往身临其境后会大呼上当，但也因此脱掉有色镜看到真实；而同样“中了毒”的西方人到了现场却不会有上当感觉，他靠着植入大脑的“解剖学理论”，凡事必经主观套解，越套原来的框框越牢固。
国人需要“解剖学” 我由此得出，西方的精英比中国的精英狡猾得多，肚子里的坏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从为民众设围墙的水平看，后者的确是大大落后了，就像太善的父母圈不住小孩一样。但这种话，你嗓子说哑，国人也是不接受的，占尽好处的人视自己为受害者是常事。我某天偶然落到中央电视台一个题为“我们”的辩论节目，那天讨论的是中国教育。听与会的老老小小（有企业家，有学者、政府官员，甚至还有小学生）一通发言，发觉人只要接受了某种观念的熏染，就可以揪着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看问题。辩论会的预设观念并未调到零水平，而是有大氛围的：西方好，中国不好。因此总结与会者的观点如下：应试教育不好，培养出来的人人格不佳、素质不好，所以要搞个性和人性化教育；高考制度不好，选拔的都是书呆子，没有创造性，所以要取消高考，至少也要由各高校自主出卷；学校由国家管理不好，要加大私营化，取消重点学校。我不知说的人是有口无心，还是带有使命？先不说要推翻现存制度中最公平的选拔制，有什么高招来替代？从科举到高考，中国人固执于同一种选拔人才的模式——考试，难道不是这个民族不接受世袭、种姓、金钱来决定其命运的一种本能？就说与会者仰视的西方，今天的教育体制现实又是怎样的呢？法国经过４０年的个性和人性化教育改革，已经发现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新教育部长一上台就开始了一系列开倒车。所有过去出于对人性的美好愿望而抛弃的不够“人性化”的教育方式，诸如竞争筛选（类同中国的应试、重点学校）、死记硬背（为了强调个性化教育而取消拉丁文教学，类似取消文言文教学，为减轻学生负担而减少语文课时，不再填鸭式强迫背记，等等，结果如今高中毕业生的读写能力不如过去的小学生）、教师权威（６０年代以前法国教师可以体罚学生，本人当然并不赞成肉体伤害，但其后的人性化教育改革，是学生骑到教师头上），４０年后被证明是不该轻易放弃的。严格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僵化，但这是必付的代价，人性不以人的美好愿望为转移。获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法国片《围墙之内》最近公映，此片是法国教育现状的真实写照，建议所有对中国教育体制不满的人能看看这部电影。记得５月在戛纳看完此片与身边法国记者讨论，说到热闹时，围了一圈人，我说：“我看完这片子，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法兰西文明的黄金时代早已结束，而且我知道是怎么结束的。”教育的松绑就像一架文明机器松掉了它的螺丝钉。现在人家都在刹车往回开，我们却要往他们走错的路上开，何苦呢？！我认识两个驻巴黎的中国人，一个满脑子“西方好中国不好”逻辑，一个较现实，来看看对各自子女的教育两人是如何行事的。“中国不好论”者的小孩两三岁就带到法国读幼儿园，我那天碰到她，问小孩到上小学的年龄了，怎么打算？“送回国。”回答令我大惊。她说暑假带儿子到国内一小学参加入学测试，发觉儿子在同龄小孩中像傻子一样。因为两地的教育水平相差太大，法国小学的教材，中国人在幼儿园就已经学了。另外那位的女儿已经在国内读到中学，我见他安顿下来便问他是不是马上把女儿弄出来上学，因为将小孩送出来上中学是国内有钱阶层的时髦，他听了直摇头，“弄来就完了，你看看这里的中学生都是什么素质！”他情愿与妻子两地分居，也要女儿在国内完成学业。 鉴于中式“搭桥”的严重失衡，我以为也有必要做一些“动物解剖”类的工作，尽管至今未有人“心硬”下来尝试。但实在有必要一改百多年来“间接宣传员”的接力角色，做些踏实的“科普”工作，为国人提供点实用的“解剖学理论”。此举不是为了国人去攻击别人，去满世界制造敌人，而是在别人拳头砸下来时有一点提前量，不致脸被打肿了还问人家为的是哪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