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用改革开放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理念释义每一条词目，才给《辞海》带来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造就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并奠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坚实基础。
撰稿·王悦阳（记者）袁晨雨
《辞海》十年一修，从1979版、1989版、1999版，直到明年即将面世的2009版，不妨把它们看作时代的一个个“定格”：从不同条目的“新陈代谢”，从对同一个条目的不同诠释，分明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个足印。 抢购《辞海》要凭结婚证 一册书必须凭新领取的结婚证才有资格优先购买，这是不是天方夜谭？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0周年的大喜日子，这个国家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恰在这个时候，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大型百科类工具书《辞海》正式出版了，一经问世，引起热烈反响，取得巨大轰动。当时，一册《辞海》缩印本的售价是人民币22.2元，在“36元万岁”的计划经济年代里，这相当于普通人大半个月的工资。谁能想到，一册厚厚的《辞海》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必需品”！在黑市上，它的价格居然被炒到了原价两到三倍，却依然供不应求！ 面对抢购局面，当时的上海市政府甚至还出台了一个颇为有趣的“规定”：新婚夫妻凭结婚证，可以优先购得《辞海》一册。于是，许多年轻人一大早去民政局婚姻登记处领了结婚证后，又急忙赶到上海工具书店门口，而且还排起长龙，只为能购得一册《辞海》…… 编辑部的老人们还清晰记得，湖北天门县的一位读者为购《辞海》，3年内跑遍了当地及武汉所有的书店，依然难以如愿，最后只得写信苦苦哀求《辞海》编辑部能够破格让其购买。这种“洛阳纸贵”的空前盛况，现在听来几乎就像神话。 “《辞海》的故事太多了！几乎每一个条目中，都包含着一段故事。”一晃三十载，守候《辞海》三十余年的副主编巢峰今年刚过完八十大寿。眼前的这位耄耋老者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端坐在《辞海》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提起一生为之奋斗的《辞海》，巢老神采飞扬，充满激情地与《新民周刊》记者侃侃而谈。 《辞海》前世今生 《辞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辞源》。然而，《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基本以语词为主，专业性较强，并不普及。为此，中华书局决定编辑一部百科性质的工具书，并将这部书定名为《辞海》。 著名学者舒新城先生主持编纂工作后不久，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闸北地区，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一部分人屈服于日帝的压力，竭力主张“砍掉”《辞海》，将语词部分变为《国语大辞典》，而把自然科学部分另成《自然科学辞典》一册，更有人提出删除“一·二八”、“九一八”、“塘沽协定”等条目，这些卖国“建议”遭到了舒新城的坚决反对，他坚持：“我国积弱，不能与强敌抗衡，敌污我之词不与辩论，已属屈辱，而敌人强加我之事实亦默而不提，未免不近人意。”由于舒新城的据理力争，这版的辞海中才得以保留住诸如“塘沽协定：日军自九一八起，侵占我辽、吉、热、黑四省后，又陆续向关内进兵，威胁平津……”这样的历史政治性词条。 《辞海》在1936年出版了上册，又于次年出版下册，出版之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应。《辞海》相较《辞源》为后发之作，纠正了《辞源》不少缺点和错误，后出转精，堪称“后来居上”，渐渐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案头工具书。据长期担任毛泽东主席警卫员的李银桥回忆，即使在延安戎马倥偬的岁月中，毛泽东也始终要求身边带有《辞海》、《辞源》两本工具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看20多年前出版的《辞海》，已显得十分陈旧。因此，重新修订势在必行。1957年9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原《辞海》主编之一的舒新城先生，舒先生提出了编辑《大辞海》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对此极为赞成，并建议舒先生挂帅中华书局，专门设立编辑部，以修订《辞海》为基础，随后编纂百科全书。舒先生听说要自己挂帅编纂，立即表示为难：“一则经费有限；再则自己年岁已大；三则作者人手不够。”毛泽东风趣地用“愚公移山”的典故劝说舒老：“你有儿子吗？自己不干了，儿子继续干下去，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至于人手问题，现在有那么多的右派没事干，何不‘趁火打劫’一番，调用一批真才实学的人？” 这个提议顿时吓坏了舒新城，舒先生表示：“使用右派很为难，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毛泽东哈哈大笑，“如果批右派批到你的头上，你这个‘右派司令’也是我让你当的嘛，右派的帽子我们两人共同分担！”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在场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帮助舒先生解决具体问题。195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前身），次年又成立了辞海编辑委员会，由舒新城任主任，罗竹风，曹漫之为副主任，修订《辞海》的浩瀚工程就此启动。 1960年起的三四年时间里，《辞海》编纂队伍先后三次进驻外滩的浦江饭店，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全国的粮油都定量供应，浦江饭店却仍然有“四菜一汤”，另有中华牌香烟、糖果和茅台酒供应——为了修订好《辞海》，国家可谓不计工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此时的浦江饭店，云集了苏步青、俞振飞、丰子恺、裘沛然等各领域的大家，根据不同的学科，修旧补新，逐条逐字琢磨推敲。 7年转瞬即过，1965年《辞海》终于编纂完成，但只是内部发行，称之为“未定稿”，这主要是为了留有余地，以便博采众议。“未定稿”名曰修订，实为重编。收词97723条，包括单字13587个，除大量新增条目外，保留条目也基本被改得焕然一新，比如“马克思主义（原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先仅有88字简短介绍，未定稿则增至1508字。相较老《辞海》，用“脱胎换骨”一词来形容新版本一点都不夸张。 《辞海》未定稿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中央各部门的高度评价，本想在第二年开始正式发行，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爆发，襁褓中的新《辞海》被打成“字字句句都是毒的大毒草”。上海70多个单位红卫兵组成了“批辞联络站”，不仅出版了《辞海批判》一书，还在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张春桥在一边添油加醋、不怀好意地说：“辞海那里好人怕是不多”。从此，围绕《辞海》编纂者的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瞿白音、贺绿汀、罗竹风、巢峰等“骨干分子”，几乎无一幸免。“8条39款”敢为天下先 “文革”十年，除了铺天盖地的“红宝书”外，书荒犹如旱荒，有人揶揄地说，“八亿人民拥有一本新华字典”。为此，1978年国庆刚过，国家出版局立即下达指示，《辞海》必须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 屈指一算，连编辑带出版的时间不足一年！而此时，《辞海》的第一、第二任主编舒新城和陈望道都已逝世，巢峰、罗竹风等又都背负莫须有的“罪名”等待平反，《辞海》的老编辑们也大都流离各地，有的生死未卜……就在这样的困难局面下，上海市委迅速成立以时任市委书记王一平为首的《辞海》编辑小组，并由夏征农继任《辞海》主编（就在本文采编过程中，105岁的夏征农先生于10月4日逝世），罗竹风带着“帽子”出山，担任副主编主持常务工作。上任伊始，罗老就认真地根据回忆详细开列了各学科负责人名单，并开始着手找寻原《辞海》未定稿的条目作者。随后，编辑小组与各方打交道，落实办公地点，终于在1978年12月25日进驻陕西南路25弄的三幢小洋房内，作为《辞海》编辑部的临时办公处……到了1979年1月，各学科各就各位。 巢峰回忆那段时光说道：“罗老第一次来开会时，就穿着一双破烂不堪的布鞋，连双袜子都没有。”副主编如此窘迫，编辑部成员条件之艰苦由此可见。尽管如此，这群整整十年不曾工作的知识分子依然豪情满怀，他们实在抑郁了太久太久，在“文革”的十年里，不但无用武之力，更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如今终于能够出重新出山著书，工作热情骤然间释放，生命又重新有了意义。 当时修订《辞海》的稿费其实十分低微，“修补”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人民币3元，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15元，然而，作者、编者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夜以继日地工作，不少人甚至连春节都加班加点。巢峰亲自绘制了一张“进度图”，把这张图贴在了会议室，根据进度在图表上插一面小红旗作为标记，以此鼓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所有人必须首先面对的，是那些历史遗留的疑难问题。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问世，对于不少近代历史上的事件人物，尤其是建国后的那段历史如何评价，实在是非常棘手。例如“刘少奇”一条，当时，刘少奇尚未平反，依旧戴着许多“文革”时期的“大帽子”，若以此为参照，明显有失公允……为此，夏征农考虑再三，决定让罗竹风到北京向有关方面请示。在北京的20多天里，罗老几乎找寻了所有相关部门询问情况，但没有一人敢对这些问题下结论，就算有些人说了自己的看法，也始终强调“仅供参考”…… 既然请示无果，《辞海》编辑小组大胆制定了一套章程，总共包括8条39款，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本予以否定，不收更不按照这样的精神释义，坚持还原历史，客观公正。这一“意见”出台后，各方都不置可否，有些莫逆好友则劝告巢峰：“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关键时刻，饱经沧桑的罗竹风一语定乾坤：“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被打倒一次嘛！” 经过一段时间，编辑部终于盼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及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些改革开放的风向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大大增强了《辞海》编辑部的信心。不久以后，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同志看到《辞海》编辑部拟定的所谓“8条39款”，更是如获至宝，大加赞赏，为编辑部指明了前路，最大的疑难基本迎刃而解。 方向已定，1979版《辞海》得以较为准确、客观地评价历史。例如，“文化大革命”一条，1979版《辞海》释为：“1966年毛泽东鉴于苏联叛变为修正主义的历史教训，为了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而发动的政治运动，但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林彪、‘四人帮’等阴谋家、野心家的严重干扰和破坏。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这一释义现在看来并不十分完整，但参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词条中已有明显否定倾向，实属不易。 此外，对于许多历史人物的评论，1979版《辞海》也尽量参照历史，力求客观公正。例如，对“杨度”一词，编辑部就做了大幅度修订：作为帮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第一人的杨度，在1965版《辞海》未定稿中几乎被一骂到底，但在1979年版中，却有了另一种评价。原来，周恩来总理曾在逝世前不久，专门派秘书转告《辞海》编辑部，希望重新检查“杨度”这一条，并补充说明：“杨度后来是我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他的晚年，曾多次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并且积极营救过李大钊等革命同志，不可忽略。”在仔细探寻历史真相后，1979版《辞海》一改1965版的行文，在否定杨度前半生的基础上，补充了杨度后半生的经历，诠释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人物。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第二次修订后的新《辞海》，收入词目比未定稿多了整整7370条，单字则多了1285个。据统计，1979年版《辞海》年最高印数达60万套，总共发行了至少二三百万套，成为我国极具权威的工具书之一。1979版《辞海》是对之前多部《辞海》的“拨乱反正”，用改革开放的眼光，以“实事求是”的理念释义每一条词目，才给《辞海》带来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也因此造就了“洛阳纸贵”的盛况，并奠定了《辞海》十年一修的坚实基础。 “对不对，查《辞海》！” 1984年，《辞海》编辑小组开始了对《辞海》的第三次修订，并于1989年国庆期间出版了全新的1989版《辞海》。 1979版《辞海》以未定稿为基础，给予大部分词目较为中肯的释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学术资料的更新，学术理论的健全，1979版中对科学技术的不少解释已显得相对滞后。1989版《辞海》的最大亮点，正在于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例如，“社会学”在1965年的未定稿中仅列一条。到了1979版编纂时，编辑组派专人赴北京，找到了当时还未平反的费孝通先生，热情邀请其担任分科主编，费老欣然接受，但由于时间紧迫，只赶出18个条目，聊备一格而已；到了1989版，“社会学”仍由费老主持编纂，收词一下子增至367条，形成了一定的学科规模体系。同样，“美学”也从1979版的35条增至270条。 巢峰告诉记者，在第三次修订中，编辑组在许多词目上一改以往的阐述方法，换而采取博采众家，强调了知识性，弱化了编纂者本身对词目的意见，做了一次很大胆的尝试：例如“帝国主义”一条，1979版仅仅根据列宁主义原理释义，即“垄断的、寄生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等等，而1989版则分别采用霍布森、希法亭、列宁的不同论述的方法，较为全面地、多角度地诠释了帝国主义。 此外，1989版还改写了1979版中一些简单化、缺乏知识性、科学性的词条目。例如，1979版中“社会民主党”的提法，沿袭了未定稿的说法：“十月革命后，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民主党在其右翼首领的操纵下，进一步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到了1989版，则删去了“分裂和破坏工人阶级队伍”这一极左的判断，又将二战后的表现改为：“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一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和重要影响的政治力量，积极进行活动，在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细辨之下，两者所包含的意思可谓截然不同。 又以“个人主义”为例，1979版只是简单将其定义为：“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表现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等，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根本对立，对革命队伍起着腐蚀作用。”称得上是彻底否定，几乎将个人主义形容得一无是处。1989版将此条作了改写：“一种极端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不受外来约束的政治、伦理学和社会哲学。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最早使用，被形容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把个人主义普遍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道德的主要内容、判断善恶的主要标准，以此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思想武器。”试图从源头解释“个人主义”，而不再只是局限于单纯的“一骂到底”。 围绕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9版《辞海》在科学性、知识性方面的修订用力颇深。1989版《辞海》基本健全了全书的学科体系，使这部辉煌巨著的框架和内容精益求精，也标志着《辞海》开始走向成熟。 “1989版《辞海》虽只发行了一二百万部，相比1979版《辞海》少了不少，但无论发行量多少，《辞海》都已经是一部非常权威的著作”，巢峰不无得意地说道，“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起这么一句话，叫做‘对不对，查《辞海》’，足以看出1989版《辞海》的重要地位。” 市场经济：从40字到430字 积三次修订的经验，《辞海》的第四次修订在1993年底就开始酝酿，并在1999年“世纪之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华诞献上了一份厚礼。 1994年3月，巢峰把“《辞海》（新世纪版）编纂方案”送给常务副主编罗竹风审定。直至此时，几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修《辞海》的罗老已是身患骨癌，长期住华东医院治疗。罗老在病床上看到这一文案，字字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修改竟有49处之多，文末批上“请打印上报。罗竹风1994年3月31日”，这是罗老生前最后一次为《辞海》签发文件，也成了他留给辞海人永远值得纪念的回忆。 编纂方案经夏征农老人最后审定并经主编会议讨论通过，上报上海市委审定，并受到了上海市委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经几年的努力，1999版《辞海》终于在国庆五十周年前如期问世。江泽民同志欣然为《辞海》题词：“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 基于1989版《辞海》体系的基础，1999版根据十年来世界格局的改变，中共十五大精神以及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最新成果，在1989版的基础上作了全新的修订增删。这其中，特别表现在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为此，1999版新增加了诸如“邓小平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等等新的条目。此外，又大量修订了1989版有关“市场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释义不全。例如：1989版《辞海》对“市场经济”的描述只用了：“由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进行调节的市场经济，亦即由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商品经济”如此简单的40个字概括大意，而1999版则将“市场经济”的描述增加到了430个字，不但详细介绍了市场经济的产生条件，还具体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的根据和积极意义，更为全面且符合实际情况。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科学技术日行千里，新《辞海》力求追踪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沿项目。在1989版《辞海》已收入“厄尔尼诺现象”一条，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辞海》编纂者在许多报刊上看到有关影响全球气候的“反厄尔尼诺现象”（即“拉尼娜现象”）的介绍。于是，1999版《辞海》及时增收了“拉尼娜现象”。此外，“地球内核自转增速”理论，作为美籍中国科学家宋晓东和美国科学家泡尔·理查兹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被1999版《辞海》增收，以反映地球物理学的最新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A种股票”、“BP机”、“影碟”、“纳米技术”等这些刚从社会上“流行”起来的热门词汇也均在增收在了1999版《辞海》中。 1999版《辞海》最为引人注目的创新之处，在于全新的彩图本《辞海》问世。彩图本为国际标准大16开5卷本，封面上十分醒目的“辞海”两字为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笔所书，全书配图1.6万幅，比1989版整整多了3倍以上。打开书册，一派图文并茂的景象，与过去白纸黑字线条图的容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十而立，若从1979版《辞海》算起，《辞海》与改革开放事业都迈入了而立之年，即将于2009年国庆节前夕出版的2009版《辞海》，将一如既往地准时迎接祖国的六十大寿。 巢老估计，2009版《辞海》依然会有很大变化，增加条目可能在一万条左右，删减条目也将达七千至八千，还将新增数千条的现代汉语。在1999版《辞海》中只收了“邓小平理论”一条，而2009版则要将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补充进去，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条目；又如今年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神舟七号”等全新词目，也将悉数新增到2009版《辞海》中。2009版《辞海》还将采用最新的电脑排版技术，在版面设计上安排得更为精致、美观。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彭卫国说：“从毛主席交付修订《辞海》（1936年版）的任务算起，50年来，《辞海》的编辑出版工作，始终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看望《辞海》和《大辞海》的主编夏征农同志时，关切地询问了《辞海》、《大辞海》的出版情况。”他所说的《大辞海》，是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作为新闻出版总署重大出版工程规划项目，计划收条目25万条，共5000万字，篇幅为《辞海》（1999年版）的2.5倍。截至2008年8月，《大辞海》已出版13个分卷，其余分卷也在加紧编纂制作中。 对《辞海》点点滴滴如数家珍的巢峰说道：“尽管历版《辞海》的发行量逐年递减，但《辞海》十年一修的传统，为之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得《辞海》成为一本永远‘与时俱进’的伟大工具图书，让《辞海》成为了一棵真正的常青之树。更重要的是，《辞海》三十年来不懈追随改革开放的步伐，辞海人为《辞海》注入了新鲜血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