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何潇 北京残奥会开幕前，菲利普·克雷文学会了一句新的中文：“不用谢。” 从语义学上说，这个词暗示了这样的意思：发出方是提供帮助的一方，往往比接受方具有某个方面的优势。一个常见的例子，身体健全的人在对残疾人进行了关怀和帮助之后，通常会说“不用谢”。 “IPC要做的，不是如何去关怀我们的运动员，而是让他们可以独立地发展自我。”菲利普·克雷文说，“关怀并非不好，但是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让残疾人获得独立的能力，这样才可以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发展。如果整个社会只是对残疾人进行关怀，而忽略他们作为个体发展的能力，这种关怀会变得像捆绑，使得他们像社会的囚犯，反而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潜能。” 9月5日，在港澳国际酒店，记者采访了国际残奥委会主席菲利普·克雷文。 克雷文先生坐在轮椅上，说话条分缕析，谈吐间是英国绅士的姿态。“在那些被旁观者称为残疾人的人心中，残疾只是个假设，它并非真正存在。” 1950年，菲利普·克雷文出生在英国。16岁那年，他因一次攀登事故致残，其轮椅篮球生涯就此开始。1972到1998年，克雷文参加了5届残奥会轮椅篮球项目比赛，并在世界轮椅篮球锦标赛和欧洲轮椅篮球锦标赛上屡获奖项。两年前，他获得了“萨马兰奇最杰出残疾运动员奖”。因其对世界残疾人运动的贡献，2001年，菲利普·克雷文当选为国际残奥委会主席，他的角色也从比赛的参与者转变为比赛的组织者。2005年，他被英国皇室授予骑士爵位。 “在接过火炬的那一刻，我开始思考残奥会的意义，运动员、运动、竞争……所有的一切都浮现在我脑海里。”就在采访的前一天，菲利普·克雷文参加了火炬传递，“所有的运动都是关乎生命和人道主义的。残奥会也一样，是与生命、与人道主义相关的。” “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为什么英国需要2012年残奥会。”那是2005年，在一次从英国到瑞士的航班上，“上了飞机后，我问乘务员第一排在哪里。乘务员看见我坐在轮椅上，认为我坐的一定是经济舱，而不是商务舱。她没有看我的机票，直接给我指了后排经济舱的位子。”克雷文说，自己对这名乘务员进行了帮助，纠正了她对残疾人的一些偏见。 “这件事情发生在2005年的英国，而不是发生在100年前。可见，即便是在英国今天的社会里，依然有很多关于残疾人的错误认识，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通过努力来改变的。” 现在，这些努力正在取得成果。从本届残奥会的市场发展表现上，也可以得到一些肯定。“我们有与奥运会相同的合作伙伴，比如三星、Visa等。很明显，在这些赞助商看来，残奥会与奥运会有着相同的意义。另外，电视转播也是非常重要的。北京残奥会的电视转播，使得残奥会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成绩，这对下一次的合作也更为有利。”菲利普·克雷文谈到残奥会市场策略时说，“但我们更为重视的，是这些赞助商是否与我们有相同的理念和哲学。如果这个公司经营理念与残奥会的追求相反，即便是再大的投资，我们也对其没有兴趣。” 因为此次残奥会，菲利普·克雷文见了许多志愿者，并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的最大收获是，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大家可以互相学习。我们谈话的内容是相同的，大家有着相同的思想和爱好，都喜欢音乐，都热爱运动……残疾人与身体健全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都是人，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在残奥会中，很多运动员成为我们的英雄。”菲利普·克雷文提到了侯斌，“他在运动场上学到的东西，能运用到个人的生活中，这使得他的家庭生活也非常完满。”他还谈到了不久前去世的美国轮椅篮球运动员欧文（Owen），以及南非游泳运动员纳塔莉·杜托伊特，这位24岁的南非姑娘凭借一条右腿游完了10公里的漫长赛程，给克雷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残奥会运动员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人。” “相信我，”菲利普·克雷文表示，残奥会的精彩毫不逊色于奥运会，“你们来看一次残奥会比赛，你们就会一直来看。”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期待全球最高体育竞赛给中国带来变化，更多的是指奥运会。残奥会也能改变中国吗？ 克雷文：我相信残奥会将改变中国。中国有决心这么做。就在最近的10天里，我看到了北京发生的改变，变得非常适合残奥会，很不可思议。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体育带来的活力与精神。残奥会带给人们的改变主要是意识上的，不论是去运动场，还是在家里观看电视转播，运动员比赛的表现都会让观看者感到震惊，受到鼓舞。 这种鼓舞与激励或许也能改变人们对残疾人的看法，这正是我们希望残奥会带给人们的。我们不想强迫人们去改变自己的想法，而是希望以更为积极的体验来改变他们的看法。当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所见，在观看比赛时，他们会下意识地对自己说：“这太让人震惊了，我以为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当他们通过亲身所见所闻感受到运动、感受到残奥会带给他们的兴奋时，他们的意识就会发生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2004年的雅典残奥会上，中国队第一次位列奖牌榜首。中国的残奥会成绩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残疾人工作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个国家的残奥会成绩与其国内的残疾人工作是否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 克雷文：这两者间或许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残奥会运动员是运动员，他们的表现更为出众。中国运动员能在残奥会上取得好成绩，获得冠军，说明中国政府支持残疾人奥运会，鼓励他们去表现，去做一个好的运动员，去取得金牌。 现在再回到你的问题上。如果仅仅从单纯的体育比赛表现出发，我觉得自己无法对中国的残疾人政策做出任何评价。但是，自从雅典残奥会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到中国来，大约每年有三四次的机会。在我去过的中国城市中，可以看到城市的巨大发展、城市设施的极大改善，这反映了中国对待残疾人士的态度在发生积极的改变，相关工作也在取得很快的进步。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样看待残奥会运动员扮演的角色? 克雷文：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运动员。这些运动员训练了很多年，来到北京，希望通过残奥会检验自己的训练成果。所有运动员都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水平，去取得比赛的胜利。对那些观看比赛的人而言，运动员的表现才是改变他们想法的东西。这个改变不是运动员本身带来的，而是运动员在比赛中做出的表现所带来的。 这里，我需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IPC的使命。非常简短的一个句子：使得残奥会运动员达到运动的卓越，并以此来鼓舞和激励全世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对残疾人所做的关注表现在如何去关怀他们，去关爱他们。而IPC所做的不是这样。IPC的工作不是去关怀我们的运动员，而是让个体运动员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雄心，去取得卓越的运动表现。这与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 克雷文：“使其可能”（Enable）或许是最为重要的一个词。不是我们在为他们实现这些，是他们自己为自己实现这些。首先，我们支持个体运动员，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做出优异的表现，这个优异的表现是多个层面上的，不仅是取得比赛的奖牌，参与本身也是一种优异的表现。其次，当他们做出了优异的表现后，他们鼓舞和激励了世界，并让人们对于残疾人的看法和观念发生改变。这是个人的表现在发生作用，运动员是独立的。这个词是“个体”，他们不是身患残疾的人，他们是个体的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对于旁观者，看到那些身体上有残疾的人，想到的是他们身体残疾的部分和什么是不能做到的。残奥会运动员与此不同，他们看到的不是“不能”的部分，而是可以发生作用的部分和什么是能做的。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我们的理念，我觉得这非常必要。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残奥会推崇的不仅是体育精神，更是人道主义精神。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克雷文：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个问题是，何谓体育？这是21世纪存在的一个问题。你提到了“人”这个词。体育是什么？是如何取得胜利，如何获得金钱，还是教导年轻人，如何去学会生存技能？体育对年轻人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在他们打篮球，玩棒球、乒乓球……在享受体育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无意识地学会了如何与他人交流，如何去取得胜利，同时，如何去接受失败。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各种生存技巧。2000多年前的孔子就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到了今天，这一切还是有关联的，甚至更为相关。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我遭遇事故前，我参加在学校里的各种体育活动：游泳、网球、板球……这些我都很棒，其中，我最喜欢的运动是足球，但是我不在行。问题就出来了，是参与自己喜欢的运动，还是参与自己拿手的运动？我还是踢了足球，虽然我踢得不好，但这个过程依然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在事故之后，我遇到了轮椅篮球。这是一个我既喜欢也拿手的项目。当天分和乐趣合二为一的时候，才可以做到最好。这大概就是我取得冠军的原因。 最后归结为一点，所有的运动都是关乎生命、关乎人道的。所以，残奥会一定是与生命、与人道有关的。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是斯托克·曼德维尔残疾人运动会的60周年纪念。60年来，残疾人运动会给这个群体带来了什么变化？在提升残疾人地位和赋予他们希望这方面，有什么国际经验？ 克雷文：我没能参加60年前的斯托克·曼德维尔残疾人运动会，我那时太年轻了（笑）。但是，我很确定的一点是，通过这些积极的体验，人们的观念在改变。这种改变不是来自这样的假想：因为我告诉了你，让你去改变，你就会改变你的想法。人们的改变来自于他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这种改变可能是逐步的，也可能是迅速发生的。 从残奥会的前身——1948年罗马举办的第一届斯托克·曼德维尔残疾人运动会开始，每一次运动会的举办，都会让举办国和举办城市发生改变。有了电视直播的覆盖后，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你不能到赛场观看比赛，也可以在电视里看到比赛，不论你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通过相关频道和网站，你也可以看到残奥会的直播。而通过对比赛的直接体验，人们在意识上的变化十分巨大，他们对于残疾人的看法正在改变。 这些改变是运动以及关于运动的积极体验所带来的，而不是言辞传达，不是去告诉公众应该怎么去做。改变是运动本身赠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