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卑微而真实的一生写照,但是嚼在嘴里,不知怎么总有一种苦涩和凄凉之意。
ＢＹ思郁
1933年10月，《大晚报》副刊的编辑崔万秋约施蛰存先生谈谈读书的事情，具体而言：一是眼下读什么书；二是介绍给青年的书。施蛰存先生在第二栏中写的是《庄子》和《文选》，然后在下方做了一个小注“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给报刊推荐图书是常有的事情，推荐的书目其实也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个人性。但是，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个书单，随后遭到了鲁迅先生的嘲讽和批评，不但引起了读书界的一场争论，而且引来了“洋场恶少”的骂名。 陈子善编选的《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记忆施蛰存》一书中，今人的很多关于施蛰存先生的回忆或者访谈都会提到这场争论。但是施蛰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时候也是前后矛盾含糊不清。比如很多人都会问施蛰存先生当初是否知道写下《重三感旧》的批评者“丰之余”就是鲁迅先生。在朱建国的《施蛰存的第五扇窗户》一文中，朱先生的说法是：“访谈中施蛰存先生透露，当年他虽不知‘丰之余’就是鲁迅的笔名，但从文章的风格还是能猜到作家是鲁迅——这就为他多次自称并非有意攻击鲁迅提供了另外的注释：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在另外的访谈中，施蛰存先生说的是“我不晓得这个‘丰之余’就是鲁迅，我以为与鲁迅不搭界”。而黄裳先生在《忆施蛰存》一文中提到，“当发现对手是鲁迅时，蛰存依旧不依不饶，说了些尖刻的过头话，那就不能不说是年少气盛的出格举动了”。后来施蛰存先生也在采访中坦然承认，当时确实年少气盛，容易冲动，以为文坛宿主也不能以势压人，为了挣得说话的权利，而奋力反驳。事后想来，他也觉得当时太冲动了。毕竟两人没有什么私人恩怨，鲁迅生性多疑，说话刻薄是常有的事情，也并非仅仅对他如此，没有必要如此计较。后来鲁迅去世，施蛰存拜谒鲁迅墓后赋长诗哀悼鲁迅先生，诚挚沉痛，令人动容，可见施蛰存也没把前事记恨于心。但是对施蛰存而言，这个“洋场恶少”的帽子是戴定了，而且一戴就是几十年。
被鲁迅先生骂过的人基本没有什么好下场，１９４９年前如此，１９４９年后亦是。1957年施蛰存划为右派，他后来坦言，主要的因素是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才与德》。因为文中主要观点治理天下不光要有德，而且还要有才，这点触及到了新统治者阶层中基本都是农民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所以才惹得大祸。但他也提到和30年代与鲁迅的争论不无关系。 在《记忆施蛰存》一书中收录的很多文章都提到了施蛰存的住所，上海愚园路上临街的一幢小洋楼里，二楼朝南，书房、客厅、餐厅和卧室合而为一，这间约二三十平方米的屋子就是他和夫人的家。施蛰存先生从1937年搬进这栋楼开始，除了“文革”时期被驱逐出家门外，他的一辈子的学问都被钉在了这狭小的空间内。施先生晚年引以为傲的是在学问上开了四扇窗：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这四扇窗每一扇都让后辈学人难以望其项背，更别说四扇全开了。可是，施先生的房子才有几扇窗可以开呢？ 施蛰存先生有篇文章《说说我自己》，文中他把自己幽默了一把，给自己的墓碑题了字，碑文曰：“钦定三品顶戴、右派分子、牛鬼蛇神、臭老九、前三级教授降二级录用，施蛰存之墓。”这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卑微而真实的一生写照，但是嚼在嘴里，不知怎么总有一种苦涩和凄凉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