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 时间：2004-8-29 来源：白鲨在线http://baisha.mdn.cn
《环球》之三
德隆出事了，银行纷纷逼债，企业忙于收购，媒体穷追猛打，学者专家们则开始语重心长地批评德隆的种种失误。对于曾经的“明星企业”德隆来说，真有一种“成王败寇”的滋味。从公开报道来看，社会各界对于德隆的反思不外乎是：财务有问题，短期债务过多；贪多求快，盲目扩张；头脑发热，好大喜功。当然也有人借机反思中国家族企业的经营、资本市场的发展、政府管制以及破产法等诸种问题。这些反思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些反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就事论事”，但是我却偏要“就事论人”。我想问的是：德隆出事前，那些专家学者们都干什么去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影响着大众传媒，在德隆事件中是不是应该承担特殊的责任？他们反思了没有？我们对于他们的行为又反思了没有？
德隆不是一家靠政府力量组合的巨无霸型国有企业，也不是因为符合了某种潮流而被追捧起来的，否则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它只是一个民营企业，或者是一个家族企业。也就是说，德隆的崛起不是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社会推动的结果。让我们检索一下德隆出事前的历史吧：几乎所有的中央大报、全国主流财经媒体、各大门户网站对德隆无一例外地大加赞赏，专家学者、尤其是一些大腕级的“著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对“德隆模式”倍加推崇，某位北大博士甚至专门写了本书总结德隆的“战略远见”。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一路赞歌，却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学者对德隆说过一次“不”。既然德隆是民间力量推动的，自然没有谁强迫他们去阿谀吹捧，为什么就没有人事先发出警告？事到如今对德隆大加挞伐又有什么意义？！
我不想批评记者。报道眼前的事是记者的责任，但是看到长远的事却是学者的义务。否则学者跟记者有什么区别？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学者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
是因为学者们学识不够从而没有能力发现德隆的问题？似乎不是。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早已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揭示了盲目多元化必然失败的道理。德隆直接间接拥有177个公司，跨越食品、水泥、机电、矿产、造纸、纺织、金融、流通、旅游、酒店和娱乐等十几个行业。作为一家不到20岁的企业，如此大肆扩张，不失败才怪呢。我相信，任何了解其基本情况的专家学者都不难做出这个判断。
是因为学者们独坐书斋不问世事以致不想发出什么声音？理由非常勉强。且不说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转型中国几乎找不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理论家，就算有这样的人，我相信也会是极少数。要知道德隆可是炙热一时的“明星企业”啊，其“产业整合”和“企业家俱乐部”概念一度风靡大江南北。那么多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法律专家，还有所谓的独立评论人，事发前怎么都对德隆的问题闭口不言？
是因为学者们成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好像不全是。今天的教授、博导们，早已不是过去的“臭老九”了，尤其是经济管理法律领域的他们。每个月拿着国家发给的几千块甚至上万块人民币，总不至于个个都“为五斗米折腰”吧？再说，总不至于所有的学者都是德隆的代言人吧？
既然不是能力的原因，也不是信息限制和物质羁绊的原因，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怀疑到道德良知的层面了。对于学者来说，“良知”绝不仅仅是指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欺骗行为，而更重要的是其社会意义：他们有没有对社会说实话？他们敢不敢实事求是地言人所未言？很多发现德隆问题的学者认为自己没有吹捧过德隆，但是他们又何尝批评过德隆？如果学者满足于普通百姓的个人良心，那么为什么要把“社会良心”的桂冠戴到他们学者头上？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连学者都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迷失方向，就会陷入混乱，就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的沦落。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纷繁芜杂的变化让普通人不知所措从而常常迷失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的社会良知尤其重要。记得刚刚去世的杰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经痛心疾首地指出：“国内很多哗众取宠、政治宣传式的‘经济研究’之所以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并不因为这些经济学家学识不够，而是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者‘良心’。很多并不需要研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的事实，却被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用新名词搞得像云雾山中的东西。1956年强迫合作化的事实被人说成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圈地运动股份化运动中人所共知的大规模贪污，在中国经济学的文献中找不到系统的记录，还是一个不做经济学术研究的何清涟用记者的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这方面的记载。”在专家学者们的道德遭受怀疑的今天，这些话听来简直是振聋发聩！
学者的良知常常体现在他们独立地、负责任地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发出独立的声音。这种独立甚至经常表现为一种偏执。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美国一家百年家族企业RP公司在1986年与公司高管人员签订了一份长期性股票激励合同。合同约定，在未来的十年中只要公司股票的收盘价在连续10个交易日达到高于100美元的水平，高管人员就可以获得49.1万股限制性股票和股票认购期权。事实上，不到5年这个目标就实现了。结果，股票大涨，股东财富大增，高管人员自然得到了巨额奖励。但是这个美好的故事却被两个偏执的经济学家打破了。他们指出，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RP公司的资本成本，公司本来可以多得20亿美元收入，而现在的收益相对于同行实在是太一般了。两位学者在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测算方法以证明自己的结论，经过了长达6年的持续跟踪研究，经过了4年的审稿期终于在权威的《金融经济学杂志》发表。最后，RP公司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中，如果没有学者独立的精神，没有他们偏执的态度，就不会有事实的真相。美国的安然事件、中国的蓝田事件，都是因为学者的学术良知才得以揭露。
说所有的学者在德隆事件中都缺乏社会良知显然没有道理。事实上，早在2000年，著名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朗咸平就尖锐地指出，德隆的财务有严重问题，投入德隆系的钱拿不回来。这样的远见是令人鼓舞的。然而遗憾的是，郎教授今年却对自己的远见三缄其口，说德隆的问题太敏感，怕自己说漏了会给股市带来震荡。
我们不禁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力量使得处于香港的学者都如此慎言？这样看来，仅仅有学者的独立、偏执是不够的，问题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对少数人的独立和偏执给予足够的宽容和保护？在这个急功近利和追求高度统一的转型时期，一个人稍微发出点不同的声音，就会被视为“异端”，就会被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包括受到各种恐吓威胁，甚至动用体制内的力量予以弹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真正的声音一旦被确认，那么就会导致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真的会引起社会震荡。靠体制内资源过活和媒体捧场的学者，如何承受得了这般的高压？长期维持一种声音的社会，又如何能够承受得了这般突然的风险？记得哈耶克曾经说过，未来是不可确知的，因此人类社会应当允许“匿名的少数”在各个方向去试错、创新，文明正是在少数人的事先试错和多数人的事后模仿中进化的。好比蓝田事件，如果没有刘姝威这样的学者发出另类的声音，如果社会打压这样的声音，蓝田事件又将给多少人带来损失？不无遗憾的是，像杨小凯、朗咸平和刘姝威这样独立、偏执的学者太少了，社会对他们的宽容和保护太少了。如何建立一种允许学者们发表独立声音和保持偏执态度的制度安排，这才是我们反思德隆事件的真正要义。
发表于新华社《环球》2004年第16期（8月16日），发表时有删节。本文在新浪网被转载时得到大量评论，这里转载一页。更多评论，请访问新浪网有关链接（http://comment.news.sina.com.cn/cgi-bin/comment/comment.cgi?channel=cj2&newsid=31-1-954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