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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家梅耶（Mayer）很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啄食顺序原则：（1）内源融资（2）外源融资（3）间接融资（4）直接融资（5）债券融资（6）股票融资。即，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首选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首选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中首选债券融资。西方国家的企业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融资并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啄食顺序却与梅耶的啄食顺序原则背道而驰，从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的演变及特征中便不难看出。我国的融资结构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财政主导型转变成为金融主导型，在金融主导型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在此前提下，股票融资的比重在上升。为什么我国企业融资的啄食顺序和西方国家的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企业的经济条件，国家的政策倾向，人员的文化构成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首先，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内源融资，我国企业首选外源融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靠内部积累，依靠企业留存收益和折旧进行融资。外源融资则是从外部市场筹集资金。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企业普遍资金雄厚，加之有一套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使得企业无论是在产品力，销售力还是品牌力上都是中国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500强几乎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一事实就已表明，我国的企业，即使是像海尔这样的优秀企业，它与世界优秀企业的差距决不是在一、二年内可以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实力如此雄厚，自然不需要通过外源融资来扩大企业的再生产，只需通过内源融资，依靠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折旧便可完成。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向银行贷款而支付巨额利息，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股票融资而不得不向股民公开企业的各类信息。而我国的企业的条件则不允许将内源融资作为首选。因为我国的企业底子薄，在创业初期融资势必要通过外源融资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即，从外部市场筹集资金，主要通过贷款、债券和股票的方式。1984年工商银行率先开办科技开发贷款业务，接着其他商业银行也争相开办这一业务，1990年中国银行正式设立科技信贷项目。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1500万元的规模迅速增长到几十亿元，1994年达到80亿元，已成为科技贷款的主渠道。此后，国内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不少为科技发展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我国的第一个科技金融组织——科技信用社于1987年诞生于河南许昌市。目前全国各类非银行科技金融机构已有80多家，融资能力达到36亿元，这相当于全国各专业银行年科技贷款总额的30%，此外，沈阳市1992年率先建立了科技风险开发投资基金，采取了贷款担保、贴息垫息、入股分红等多种有偿投资方式，为企业发展分担投资风险。由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创办的我国第一家以促进科技进步为主要目标，以人民币经济担保为业务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开展了对高新技术成果进行工业性试验、区域性试验的担保业务，兼营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融资业务，并为这些项目开展评审、咨询业务。这一举措，无疑对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创业投资领域中来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由各级政府预算承担的大量科研经费支出，相当一部分起到了“种子”基金的作用。通过国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而投放的资金，以及地方政府的类似支出，也大都投向了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企业的初始资本投入，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是良性循环的：y高→S高→I高→y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恶性循环的：y低→S低→I低→y低。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引进外资,这样,资本多→收入多……由此转化成良性循环，而引进外资也是外源融资的一种有效途径，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要将外源融资作为首选。当然，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到底应该引进多少外资，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这里无须赘言，只简单的说明一下：MR＝MC。（如图）当然，要把握引进外资的收益和成本的现有因素，诸如法治状态、居民素质、信息交通设施、经济景气阶段等等；从长远看，最佳规模是可以变大的，这取决于因素的改变，尤其是法治状态的提升。这些条件和事实都决定了我国企业融资首选外源融资是劣中择优。 其次，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间接融资，我国企业首选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属于外源融资，其主要区别在于资金的融通机制，直接融资是借助金融市场体系，以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为主要方式来实现的；间接融资则是借助金融机构体系，以贷款为主要方式来实现的。中西方国家企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它们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完善程度和信用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银行），还是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运作其发展水平都是我国目前无法达到的。举个例子。众所周知，许多欧洲货币贷款是通过巨大的银行团——辛迪加银团——提供的，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能提供独家银行所无法承受的巨额贷款。在国际银行贷款中，无论贷款是由欧洲银行还是部分或全部由国内银行提供，辛迪加贷款程序都被广泛采用。同时，对贷款的成本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借款人除了要归还贷款本金以外还要支付其他几种贷款成本。贷款成本包括期间费用和前端费。与借款人签订一份法律文件并不能改变一个严重的信用风险。然而，辛迪加贷款合同在其他方面仍很能说明问题。其贷款协议中的条款对贷款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了解一个贷款人在贷款前所应考虑的经济和其他风险。这些都是我国应该改进和学习的。 但是，我认为造成企业选择直接融资的根本原因还是信用缺失。我国最早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国有经济独一份。由于文革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力不足，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满足不了资金需求，于是将包袱甩给了银行，变资金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同时进行企业化改造，使其自负盈亏。政府（财政）将一部分款项无偿拨付给国有企业（但是并未拨足，特别是固定资金）另一部分则拨改贷，拨信贷基金给国有银行。（83年拨改贷，本应由政府拨给企业的固定资金拨给了银行（建行），再由银行贷给企业）政府本想通过此法将包袱甩掉，但却没有预料到甩包袱的后果：政府的“父爱主义”造成了国有企业高度负债。这是因为国企资本金不足，贷款不受限制（因为是国企），到期不还款本应受到惩罚却不罚，这就造成了国企的高资产负债率。90年代早期便体现出来。国企资产负债率达86%以上，流动资产负债率达90%以上（50%为警戒线）。同时也造成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98年国家迫于压力将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报出达25%，为解决这一问题，成立了四家资产公司清理不良资产，2000年至今不良资产仍达26%以上。在中国，企业要想通过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国家就必须将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而如果国企不还债，那么银行就永远不可能有商业化的一天。也正是国企欠债不还，导致银行“惜贷”，在贷款过程中银行对企业要求苛刻，害怕贷款有去无回，这就使得企业贷款的经济学成本增加。国企的欠债不还造成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它还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套句俗话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一些企业的运行中存在大量的三角债、多角债和连环债。这些失信现象普遍给企业的运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正如郑也夫所说：“我们社会整体信用被破坏，要将其建立起来起码要50年……在信用培育问题上，政府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必须首当其冲。”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资金也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农村地区资金全部被吸入农行，而农行是商业银行，是赚钱机构，农业属弱势，农民贷款额数小笔数多，所以操作成本大，由此形成了“农村资金返流”。要解决资金供给渠道不足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改革要并行，农村和城市改革要并行。大禹比他父亲鲧智慧的地方就差一个字：疏，而不是堵。 通过我国信用缺失的机理可以看出，为什么西方国家发展间接融资的时候我们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试想，在这样一个信用缺失的环境中，有哪个企业会对间接融资情有独钟？又有哪家银行敢贷款给企业呢？ 我国从90年代中期就大力提倡发展直接融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企业发行股票2103.3亿，企业债83亿）自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后，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由财政主导型转变成为金融主导型，在金融主导型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现象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换言之，如果这种势头继续发展而不加以控制，那么一旦条件形成，后果不堪设想。我们知道，直接投资是直接融资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如果我们大力提倡直接融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在提倡直接投资，但是，过分依赖国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举例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太大的损失，这不是因为中国经济实力雄厚，“抗击打”能力强，而是因为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放开。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有三个项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错误遗漏。目前我国已开放的只有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并没有放开。国家前几年曾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最后期限是2000年，但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更加慎重了。原因何在？因为一旦资本项目放开，多数公司到中国便不是投资，而是投机。换句话说，资本项目不开放就好比已经锈蚀的潜艇的升降水舱的闸门不打开。一旦闸门打开，它就会被水冲烂，想关也关不上了，本来想停在某一个深度，最后不由自主地沉底。中国银行业的烂账会由于资本项目开放而彻底暴露出来，人们纷纷购进外币或将人民币存入外资银行，用来支撑国有企业的政府“商业”银行哗啦啦，国有企业跟着哗啦啦，政府手中的经济资源就剩不了多少了。整个经济会不会垮，则不一定。 . 最后，在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债券融资，我国企业首选股票融资。中国企业会选择股票融资方式，一定是因为该方式的优点很多。许多教科书所谈的股票上市的优缺点都大同小异，将其归结起来无非以下几点：优点（1）一般而言，在股市上出卖股票可以让卖家赚更多的钱。原因很简单，上市股票买卖容易，因而也就更有价值，由于股票卖价较高，每人拥有的股权就不太容易被新股摊薄。（2）一旦公司上市，股票可以公开买卖，就等于公司进入了资本经营的渠道。只要公司业绩优良，通过增发股票，再次融资也比较方便。（3）上市公司在客户供应上和借贷机构中的信誉较好，也比较容易找到管理人才，并用期权激励他们努力工作。（4）最主要的好处是，作为大股东的创业家和主要股东的创业资本家，可以用股票在市场上换取现金。创业家和创业资本家很容易换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金。（5）通过上市，也可以增加企业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商誉。缺点（1）上市公司需要披露大量内部情况。公司的竞争对手和客户都从中了解到了许多数据，使公司在许多问题上处于被动，连雇员都可以从公布的信息中，找到与公司讨价还价的依据。公司的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2）所有上市公司均需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报告要求，特别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要求，而且还须向股东提供规定的信息。这意味着该公司要在报告、审计等工作上多花时间和增加开销。同时也意味着内幕交易难以运作。任何以牺牲公司利益为代价去中饱私囊的交易，一经发现，股东有权起诉。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会对公司进行审计。（3）一旦创业公司变为上市公司，所有新股民都希望公司业绩优异。他们希望每年每股收益都有所增加。一旦业绩下滑，股民会争先抛售股票，使得股价下跌。（4）赏识过程本身既费时又消耗管理人员的精力。律师费、会计师费，以及认购机构费往往高得惊人。可以说股票融资利弊参半。有数据表明，西方国家的公司所采取的融资方式在所有的融资方式中的比例为：贷款61.9%债券29.8%股票2.1%其它6.2%。西方公司目前还出现了股票回购，即花钱买自己的股票，股票融资规模呈负增长趋势。而中国却选择了股票融资方式，我国企业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对上述利弊分析的考虑，而是股票融资更有利于企业甩包袱。（国家将包袱甩给银行，企业也将包袱甩给老百姓）众所周知，股票不用返还，而债券需要还本付息。我国企业目前股权融资偏好浓重正是出于此原因。企业这样做的后果正如李若谷所说：“这样融资结构的最终结果是破坏信用。”就拿普通股的四大权利来说吧，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参与盈余分配的权利、参与剩余财产分配的权利都是虚的，都是企业在圈钱，只有对新股的优先认购权是实的，而这一实权只不过是再圈你一次罢了。股票融资也好，债券融资也罢，都是在利用虚拟资本（自身无价值，但可定期或不定期的给持有者带来收益）。但是它应与真实资本相联系，表现在一级市场上，即，虚是以真为基础存在的。而我国的现状是：经二级市场炒作，虚拟资本与真实资本出现脱节，而且是虚拟资本超过了真实资本。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当超过一定限度时，会形成泡沫，即虚假的繁荣。而金融危机之前往往是虚假的繁荣，一旦泡沫破掉，危机就会暴发，而危机暴发后，会导致资产大量缩水，经济处于停滞状态，造成大量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综上所述，中国企业融资的啄食顺序是：（1）外源融资（2）内源融资（3）直接融资（4）间接融资（5）股票融资（6）债券融资。中国企业之所以会采取这样的顺序，其根本原因是由于信用缺失。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运用这个顺序去融资，其危害是无法估计的，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中国的企业要改变这一顺序，就要从根本上解决信用缺失的问题。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信用问题一天没有解决，中国的经济就不会有发展。不要再慷慨激昂地说什么直接融资可以使公司/企业筹资方式多样化，从而减低筹资风险，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财务结构，这只不过是转嫁风险和痛苦，制造零私人成本的借口。不要再义正严词地讲什么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可以明晰产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现在是股份制改造而不是建立之初的股份制，名义上人人所有，实际上人人没份，最终造成社会不公平、动荡不安。不要再夸大其辞地谈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建立股票市场，借助该市场可实现产权整合，我们应该看到一个企业濒临倒闭，产权即将死亡，由其他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使其盘活。但是，不一定通过股票市场将其产权盘活，因为中小投资者无力购买，多数是通过拍卖实现的。更不要再自欺欺人地说什么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政府，微观经济主体的银行和企业应该清楚，这所谓的硬约束对财政有利（有利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对企业有利（有利于企业圈钱、降低风险），对银行有利（有利于银行减轻付息压力），对居民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这种于民不利的事不应该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应该做的。我们在大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要让失信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一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