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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度，与之配套的救助贫困生的“助学贷款”制度出台。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多次发文、开会，研究解决办法，教育部学生司还专门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生助学贷款信息查询库”。社会上各种救助贫困大学生的活动，在每年8、9月份，成为媒体的热点、焦点；热心于慈善事业成功人士纷纷解囊相助；国家财政明确规定“助学贷款”财政贴息50%；共青团中央等机关还建立了“希望工程”等多种慈善“工程项目”。真可谓社会各界全力相助，慈善有嘉，唯独就是高校“铁石心肠”。 然而，贫困大学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原因是“助学贷款”制度设计不合理。学校是学生的驿站，不可能长期作为贫困生贷款的最终担保人；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助学贷款”很容易成为不良贷款，商业银行不敢贷。现实逼迫我们，必须重新设计“让所有考上大学的青年，都有能力完成高等教育学业”的“经济保障”制度。 一、 正确认识“贫困大学生” 第一，考上大学的贫困大学生，作为群体是社会未来的强者，暂时的经济弱者。第二，家庭贫困不是个人“懒惰”的结果，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现象。其中自然、历史和社会原因占主要部分。第三，从个人成长来看，“贫困是财富”。一般在求学期间，物质财富的拥有量与知识转化和吸收力是负相关关系。第四，“教育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重要机制”（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语）。贫困大学生为改变现状的有效机制——求学，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是靠自己的努力。第五,社会组织和慈善家中某些人以及媒体期望“感恩戴德式的回报”，甚至，带有“歧视性的施舍”，对贫困大学生来说，是不应该的。 二、 目前，财政贴息的“助学贷款”，缺乏科学性 一是借贷主体利益不对称。财政贴息只减轻借方利息负担和保证贷方的利息收入，但最重要的借方的还本信用没有监督和担保，贷方的本金和利息收入没有保证。制度本身就为“助学贷款”制度埋下了“夭折”的祸根。二是学校不可能作为借贷的担保人。它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人生的“加油站”，一晃大学生活就结束了，学生成了社会的人，其求学期间的贷款是否愿意偿还，完全凭个人道德修养约束，没有任何实质性机制督促学生还贷。对学生来说，制度上就认定“助学贷款”为“或有债务”。三是信用贷款必须有信用历史记录，助学贷款是求学期间贷款，毕业后用劳动所得偿还，是“没有信用记录”的信用贷款。学生的信用靠事后诚实还贷来证明，与普通信用贷款不同。四是信用助学贷款的三方，其中有一方缺失。学生是借方主体，银行是贷方主体，担保方是学生未来工作的单位和与其交往的社会组织，该制度设计中，社会组织却没有责任，工作单位又不可能事先预知。问题就出在“担保方”责任人在助学贷款制度设计中缺失。 三、 强化信用的“贷款助学”制度设计 “助学贷款”的核心是为了“助学”而不是“贷款”。这个“贷款”有特殊含义，包括救助、施舍、信任和希望等感情色彩，都与经济交易没有关系。“贷款助学”的核心是贷款，它与一般商业贷款没有区别，“助学”是贷款的用途。因为，用途不同，其贷款方式就不一样。因“助学”的特殊性，即先贷，隔期偿还。而且贷款必须是信用贷款，不可能是抵押贷款。因此，信用贷款助学，其“信用”必须得到特殊“关照”。否则，就“助不成学”。 对“学生信用的特殊关照”是贷款助学制度设计的核心。若一个学生，在取得一定贷款资格后，只要一定的证明材料，就可“方便地随时随地地得到一定限额贷款”，毕业后，只要贷款者“能随时随地地自觉偿还”，直至还清本息。这就是正常的借贷信用。 为保证信用正常，其中有两句关键语：一是“方便地随时随地地得到一定限额贷款”，二是“能随时随地地自觉偿还”。两个“随时随地”，就要求所有的银行营业机构，都要对学生借还贷款“大开方便之门”。目前，技术上不成问题，各银行之间互联互通，是银行业务发展的必然。银行主观上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关键不是中央财政贴不贴息，也不是银行有没有“同情心”，而是放出去的贷款，“按期回收率”和“利率水平”的高低。若是回收率高，少数坏帐损失，有明确的责任人承担偿还责任，利率水平哪怕比同期商业贷款低一点，所有的商业银行都会“大开方便之门”。 借款方——学生，在借钱时，未毕业之前，都是打算还的，毕业之后有收入也是打算还的。但是，借、还贷都不方便，又没有人督促，银行根本找不到借款人，社会没有制约机制，给人“不还白不还，还了也白还”的心理。我们关键要研究学生毕业有收入后，怎么发现和督促借款者还贷。解决了“发现”和“督促”问题，有收入的毕业生就会“自觉”地偿还本息。自觉还清本息者，说明其信用好，社会应该承认。社会怎么承认其信用，就要研究如何鼓励按期还贷者，惩戒无信用者。 上述两项措施就是强化“信用”。信用强化管理，是中国目前社会的缺项，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社会问题，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与支持。 四、 强化“贷款助学”信用的社会督戒机制 国家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大学生专用“限额贷记”信用卡管理办法》，只要学生拿到正式入学通知书，就可以在其居住地任何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凭身份证办理《大学生专用“限额贷记”信用卡》，每年限额多少由国家依不同地区或不同学校制定标准，继续读研究生的还可以申请展期。 当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后，只要是到任何一家银行办理业务，只要是合适年龄段的人口，都必须先审核其是否贷款助学。国家设立“贷款助学”信息库，只要输入身份证或姓名都可以查到。入校至还清贷款期间，不得更换姓名和身份证，二者必须更换的，须持一定证明到银行更换登记的信息（责任人为学校和就业单位）。 当学生毕业后，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存取款、汇款等），银行必须给毕业生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学生“贷款助学”还本付息督戒书》，并在第一次偿还贷款，作特殊记录，在没有还清贷款之前不得申请新的“信用卡”，不得出国、投资、旅游、大额消费等。当还清贷款办理最后一笔业务时，银行发给《信用证明卡》，打印明细贷款、还款明细记录，以资证明其信用和赚钱能力。专用信用卡，既可以废止，也可以继续使用。继续使用者则转为普通信用卡，以还款情况核定为金、银、铜卡，以证明其信用状况，作为日后其经济活动的证明。 五、 推行“强化信用的专用限额信用卡”的意义 第一、解决了“贷款时银行心里没底”的顾虑，“收贷时找不着人”的困难。 第二、把“救助”改为商业行为，借贷双方都没有心理负担，平等、自愿、公平交易。个人接受社会监督、考核，把个人的信用度，作为人品记载。 第三、对未还清贷款者的限制，逼迫毕业大学生脚踏实地地认真“打工”赚钱，可以培养人的意志和吃苦精神。在自己借钱学习期间，也会更加珍惜每一分钱的用途，这是当代大学生所缺少的。建议，不仅在贫困生中，在年满18周岁的青年中（包括富裕家庭子女）推行这一制度，都由个人自费（贷款助学）读大学，在一定的“社会规范”（如《婚姻法》）中明确，“父母养育子女的义务到18岁为止”。 第四、新的“贷款助学”制度，有一定的抑制学校乱收费作用。超定额贷款部分，学生必然找父母求助，只要是找父母求助的，要么是超定额消费，要么是学校乱收费，家庭和学校互相监督。当然，父母还可以“以借的形式，资助他们”，但社会意识应要求“有借有还”。 第五、大学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机构，其收费本来应该由未来的收入支付，这种未来创造的收入，通过银行掌握的社会资金垫支，是最合理的社会资金运动。也为天下父母卸下了两幅“重担”，一是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二是既想满足孩子的要求，又担心惯坏了孩子的心理负担。同时，还为增加社会消费形成了一大笔资金。更重要的是为“特困或困难大学生和家庭”卸下了学习、生活费用重担，让所有的大学生，平等了，自立了。为未来的人才自立、自强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