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3年11月17日首发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金融网)
————下篇： 银监之思，对症国情吏治先————
一、风险教育的悲哀——无知者无畏
银行监管要加强社会性的风险认知教育，真正树立全民族的风险意识。目前，金融风险虽然提了这么多年，但只是中央和金融监管部门真正在为风险担忧，并且前些年防范风险一直采取驼鸟政策，关起门捂起盖子来防风险，大部分人出于对风险的无知而无所畏惧。全社会都不害怕风险并不是一件好事，老百姓不怕风险，是相信共产党无论如何少不了自己一分钱；地方政府不重视风险，是认为事不关己把责任都推卸给中央；金融机构不害怕风险，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依赖思想，认为国家会救助会保底。在这一点上，在华外国银行协会会长欧恩陶说得很经典，“如果你去问一个美国人：‘花旗银行会破产吗？’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会的’；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工商银行会破产吗？’人家会以为你有神经病-——这就是国情在银行业的体现。”在种种漠视风险的现象中，最可恨的是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意识不足，商业银行有了风险，相反指责监管者和宏观政策的多，大家都把风险推给国家，银行没有主人翁的意识和责任感，虽然吃经营这碗饭，偏偏就不能真正树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念。即使在以前不良资产最高的日子里，也还是缺乏危机感，依靠国家信用的大树好乘凉，不相信这么大的银行会有倒掉的危险，认为国家最终也决不会坐视银行的风险爆发，所以在经营行为上崽卖爷田不心疼，接受国家再三再四的救助也显得心安理得。
进行全民风险教育有助于群策群力地防化金融风险，促进对银行业的社会监督，更有助于提高社会的风险适度承受能力和应急自救能力。如果监管者坚持视金融风险为洪水猛兽的思维定势，在宣传教育上不客观，则一旦真的狼来了，必将引起社会恐慌和全民的举止无措。银行的突发性支付危机是不可预见的，但并不是完全不能抵御的，只要大家都不去挤兑，风险就不会急剧蔓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老百姓自觉的“献金运动”曾感动了许多人，他们以处乱不惊的风度和众志成城的气慨帮助国家渡过了难关，这就是素质。而我国的老百姓平时不知金融风险为何物，遇事时的盲目从众心理强，尤其需要加强对风险的认知和应对教育。
有一种认识需要创新，支付危机并不是银行风险的唯一爆发形式，银行资金的扭曲低效配置才是我国当前银行业及宏观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风险。我国的监管重点目标总是保付保付，事实上，在我国现今依然以国家信用为主导的情况下，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为支撑，国有银行有庞大的机构和资金规模总量，并且资金调集迅捷，居民有坚定信心和良好的储蓄习惯，特别是对现代银行来说，除非综合性社会经济矛盾严重失控，大的挤兑风险在理论上存在，中期内实际发生的概率不大。相比而言，银行资金的无章配置和产出低效具有更大的现实危害，大量的资金被闲置和浪费具有更大的经济杀伤力，好钢不能用在刀刃上，信贷结构和产业结构脱节失衡，这将大大延缓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贻误当前千载难逢的和平建设时机，也使银行业的长期风险逐步聚集。
二、整饬吏治的紧迫——转变“官”念也是生产力
1、短期内实行铁血监管政策整饬吏治。在商业银行官本位的现行体制下，各级管理者位高权重，权力高度集中，而银行对决策者缺乏及时有效的监督自律机制，易于滋生腐败，以权谋私和职务寻租现象禁而不止，而且为了出成果捞政绩，官员的短期行为严重，一些好大喜功的干部们善于扭曲上级的政策思路，用昂贵的学费和代价营造个人功勋的光环。商业银行的很多积弊和失误在某各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祸”，既得利益使一些人不愿意真心实意的拥护改革，敷衍塞责、因私废公、法纪淡漠。今年处于监管业务交接的过渡期，虽然人行依然尽心尽力，但种种原因，监管还是有所弱化，处于相对真空，各地的金融违规行为有所抬头，有的地方甚至连金融联席会都难以召集。银监会要初树权威、整顿吏治，这些薄情寡义、顶风违规的部分机构高管就是最好的出头鸟，他们法制观念和大局意识太淡薄，清算欠帐是必要和重要的，银监会正在进行的三项检查的意义但愿不仅仅是摸底，只有采取铁血政策才能真正杀威灭邪。
2、取消商业银行行政级别。商业银行改革的一个难点是建立公司制治理结构，银行经过多年的行政化管理，“官”念根深蒂固，管理层庞大，除了执政长官外，参政议政的某某某级非领导职务多于牛毛，军师多了乱朝纲，一些事情议而不决，一些人尸位素餐，员工的终极理想和获得认可的唯一标志就是被提拔或加个某某级括号，企业的内部激励机制成为政治竞争，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一心一意搞经营呢？在行政级别面前，董事会和监事会也只能成为花瓶，科学的决策机制决不会形成，印把子里出政令，谁的级别高谁的权力大，谁就说了算。况且，商业银行行政级别不取消，也极不便于监管者履行职责。
3、建立金融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商业银行不缺领导，缺的是有企业家精神的银行家，企业家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素质，因而必须把职业银行家的使用与一般党政干部的使用区分开来，为了培养和选拔职业化、市场化的管理人才，建立国有银行新型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金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一个最终的努力方向。现行的金融机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工作完全可以作为转轨的起点，应该逐步从任职核准转向人才评价，引导高管人员的职业化，制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职业标准》，通过实际业绩和考试考核实现优胜劣汰，以积分增减的形式，达到对高管人员能力、行为、绩效的量化评价和动态调整，逐步为优秀的精英人才评定执业等级，发放权威性的全国通用的《金融职业经理人等级证书》，在数量上宁缺毋滥从严控制，实现人才自由流动和职务能上能下，并放开行业限制，从工商企业中大胆引入优秀管理人才，隔行不隔理，促进人才竞争和吸收新的管理理念，逐步壮大我国的职业银行经理人队伍。
三、风险问责的关键——不负责任就负代价
一个企业搞垮了局限本身，一家银行搞垮了百身莫赎，对社会经济的连锁反应和危害难以估量，所以，对银行业的失职、渎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应该给予更严厉的追究和制裁。今年银监会提出对银行高管人员和自身监管人员实行问责制，展现了人本监管的新思维。长期以来，银行管理者除非本人直接犯有重大错误，才会被免职，真正因为工作不力或者责权范围内出现重大问题而被免职的很少，个人贪污一万元是犯罪，决策失误导致单位损失千百万是交学费，导致官员责任意识淡化。如果把问责制落到实处，真正建立官员权责对等的机制，不负责任就付代价，这将大大规范银行官员的职务行为，为更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起到积极的作用。
实行问责制，首先要树立一种“公共”的理念，即银行官员管理公共资源，履行公共权力，接受公共监督，防范公共风险，承担公共责任。问责制强调的是效果，追究的是责任，鉴于金融风险特殊的巨大危害性，在问责时，建议实行行业特别追究制度，制定《银行业风险事故责任特别追究条例》，明确各级银行高管人员对于金融风险具体承担什么责任，细化各种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对相关的责任人，在按传统办法处理后，再次进行风险特别追究，对每一个重大问题、事故、恶性风险事件，都要有相应的责任人以惨重的个人代价来为它负责。发生风险后，按责任程度和损失大小可试行以下办法：一是在银行业导入引咎辞职制度，单位发生重大责任或风险事故的，主要负责人必须无条件承担领导责任，自动辞职下课；二是启动风险弹劾程序，下级对上级的决策错误，群众对领导的失职渎职，监管者对被监管者的风险责任，都可以向指定部门提起风险弹劾，经查实后实行特别追究；三是严格风险追溯制度，银监会必须具有处置风险责任的十年追索权，对风险事件顺藤摸瓜一追到底，杜绝银行从业人员的短期行为；四是建立联带责任制度，任何风险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一定存在领导人、内审监督、岗位牵制等诸多方面的失误，所以追究联带责任并非多余，对重大责任要上追一级领导责任，横追一个监督部门事后责任，平追一个关联岗位事中责任；五是健全责任行为评估机制，在高管人员年度考核中，对照所备案的风险事件，科学评估相关人员的责任行为，对追究处理不到位的，进行责任追偿。
四、信贷监管的革新——不被同一块石头绊倒
1、淡化降比指令。监管部门连续几年对商业银行下达了降比指令任务，现在的迹象表明，银行单靠自身努力已明显力不从心，扩大分母稀释坏帐的企图暴露无遗，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监管者都呈现出操之过急的浮燥心态。如果只顾帐面数字好看，不对信贷机制进行果断彻底的制度创新，在当前贷款超常激增的狂热状态中，不良贷款大量新增的祸根将悄悄发芽，商业银行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被同一块石头再次绊倒。我认为，降比指令应尽早淡化，信贷监管的着重点必须转移到亡羊补牢上来，全面检讨我国信贷机制的缺陷和漏洞，防止新的不良贷款高峰出现，对银监会的职责来说，对中国银行业的生存发展来说，未来更重于昨天和现在。经济学家樊纲的说法很明智很现实，“如果一方面能严格控制国有银行坏账的增长，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并为金融资产寻找新的增长点，这样要消灭当前的坏账其实并不困难。如果银行坏账保持目前占GDP的比重，而GDP每年增长8%，七年坏账占GDP比重就会下降一半，十年下降70%。这提醒我们，不要在不良资产的存量上做文章，比如债转股，而是应该在金融资产的增量上做好文章，在流量上解决问题，才是金融问题的出路所在。”为了防止责任混淆和弄虚作假，不良贷款分帐监管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实行新老划断、分帐管理，对2002年以前的不良贷款分责任、按计划、有步骤地清收和化解，对今年以来的新增贷款加大检查和风险分析预警力度，对相关责任人员绝不饶恕。
2、加强信用管制。防范信贷风险的根本之计在于尽快建立国家征信体系和完善司法保障体系。一是希望人民银行的征信局尽快运作，建立全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立行之有效的信用征集、评价和失信惩罚机制，为商业银行信贷分析奠定基础。二是改革现行经济司法制度。有商业银行到处张贴一条有趣的标语：“不还贷款就坐牢，坐完牢还要还贷款。”可惜这句话是说着好玩的，真能做到银行就好办了。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应该加快信用立法，满足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需要。司法部门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保障严重不足，起诉难执行难，银行怕同法院打交道，赢了官司输了钱，收回几两银子他还敢替你用掉。建议国家改革司法制度，在各级法院设立金融庭，改善对金融业的司法服务，如果真的做到了“公民不还贷款就坐牢，企业不还贷款就拍卖”，还有什么样的风险化解不了？
五、监管资源的整合——穿新鞋不走老路
银行业的风险到底在哪里，究竟有多大，我们其实心知肚明，多年来的监管成果和调研文献浩如烟海，而风险的防化的确是块硬骨头，银监会面对的是千斤的重担和国家的期盼，中央寄望于专业化银行监管，关键是要实现监管资源的重新整合，实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再次革新。
随着入世后金融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银监会在监管举措上已无太多的渐进机会和时间，要搞好监管工作需要三件宝：一支剑、一张网、一把尺。一支剑不仅仅是指立法，而是真正体现法的精神和尊严，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树立银监会公平公正、令行禁止的执法权威，擎起真正能斩马谡的正义之剑。一张网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银行风险评价监测体系，风险预警疏而无漏，实现以非现场监管为主的战略转移；一把尺是建立科学的监管绩效评价考核机制，达到有效监管的目的。
银监会在成立之初，第一把火就烧在调整银行市场准入和金融许可证管理上，取消了金融机构年检，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机构准入上，多年的行政审批只是例行公事，四大银行遍地开花的机构扩张期，只要他想设哪家网点，没听说有几家开不了张的。97年以后的收缩期，接二连三的大批撤并和变更机构，又是从上至下先有批复，圈定候选名单，下面再逐级按名单申报审批。基层多年的机构管理，实质上只是按照商业银行的意愿换证办手续。金融机构年检的存在价值则早就在基层产生过疑问。每年年检由于点多面广、时间紧迫，除去自查和汇总阶段，真正的检查时间只有几天，有的为赶进度而流入形式，先让被查机构集中填报年检报告书，再现场简短核对，检查重点只放在牌子、章子、金融许可证、工商执照、营业地址、机构负责人等六相符上，内容肤浅直观，对众多机构匆忙地浮面转一圈，看看牌子，查查章子，勾对几张表格，并且形成惯例，对防范风险不能取到深层次的实质作用。总之，淡化机构的行政管理是一个好的开端。
要提高监管绩效，监管工作的突破口还应该从真实性问责开始，以前的监管要被迫年复一年的摸家底，银监会也是不得不从摸家底做起，这是监管的悲哀和无奈。只要解决了信息真实性这一老大难问题，监管工作的许多难题将迎刃而解，对症下药也才会成为可能。建议制定《银行业信息报告及披露工作管理规定》，把真实性设定为“高压线”，触之必伤，违者必究。商业银行向监管者报告的各种信息资料必须做到绝对真实无误，为强化非现场监管创造条件，避免要通过现场检查挤牙膏似的排查风险，查一点露一点，查不出就不报。银监会进行的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表外业务三项检查正在汇总阶段，可以暂缓向商业银行反馈，要求商业银行重新提交自查报告，对自查和检查情况的出入来一个严厉的真实性问责。
银监分局是未来的监管前沿和主阵地，鉴于业务和人员的实际情况，最大效率地整合监管资源是唯一的选择，毕竟以前县级人行设置齐全，对监管的中心工作又都是举全行之力，而银监会就只能有的放矢了，在岗位设置上如果延伸上级作法设工农中建科就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骨干人员的均衡配置有困难。我认为可以结合县级银监组的人员构成来设置四大中心，一是风险监测评价中心，使非现场监管业务成为主导；二是稽核中心，立足点转向为非现场监管服务，通过现场检查，重点核查商业银行信息的真实性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三是风险处置问责中心，负责对商业银行的违规整改、风险化解和责任追究；四是银行经营机制监管中心，以人盯机构的方式对各行指定监管员，将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和内控监管为重中之重，高管和机构管理以及行政审批事物均纳入职责范围，但其核心职责是指导和督促商业银行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多余的话：本文杂谈银行监管工作的感想和忧思，因能力和条件所限，偏颇错陋之处在所难免，但写作初衷确是出自对党和金融事业的无限热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否极泰来恃风雷，不信东风唤不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