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十年一叹银监路
——对银行监管工作实践的反思与感想
（2003年11月17日首发于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金融网）
每个人都有个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好！面对历经坎坷的民族，面对太不容易的国家，心酸和感动掩不住图腾崛起的艰辛，我们唯有用内心的真诚和啼血的声音，去为她祈祷与祝福！套用句时尚话：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去忧思！我想，那是一种脆弱得无法逃避真实而又理想化的情怀吧。
感谢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警醒和启示，一场金融危机的危害不亚于一场核战争，那么多血汗凝聚的社会财富在金融崩溃中被蒸发被化为乌有，在当今和平年代，金融安全成为最大的国家安全！成立中国银监会就是我国维护金融安全的英明举措，专业化银行监管已迈出全新的步伐，面对机构和业务分拆，基层人行尚在为银行监管站好最后一班岗，使命虽将终结，而挚爱和牵挂永驻心头。蓦然回首，青春和理想依然迷惘在那些逝去的日子里，对十年的伴旅，我难有挥手自兹去的潇洒，有些话不吐不快，虽坐井观天，然匹夫杞忧国是之心可鉴。走过昨天，感慨难忘，昨天没有缺憾就没有真实，今天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银监会前路漫漫、任重道远，惟愿他在超越和扬弃中走得更好。
————— [上篇]： 央行之痒——雄关漫道话艰辛 ———————————————
我国的银行监管历程是光荣而辉煌的，作为开拓者，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转换职能、把强化金融监管作为重中之重，应是从93年起，弹指十年，风雨兼程。十年辛苦不寻常，银行监管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建立起多层次的复合监管体系，人民银行诚惶诚恐、尽心尽责，为确保我国经济金融平安立下了丰功。然而，银行监管的开拓之旅也是艰难崎岖的，面临的困扰和矛盾众多，我们其实一直是在被贬低质疑、批评指责埋怨中负重前行。
1、镀金木剑的尴尬
多年以来，人民银行履行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双重职能，并且还执掌过对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看似大权在握很风光，就象金融业的掌门人，实际上很尴尬，徒然树大招风，稍有不慎则众怨所归，而甘难辛苦只自知，一句“弱势央行”道尽酸涩苦辣。种种原因，监管是在夹缝中迂回，以堂吉诃德斗风车般的执着，力图树立权威而终难如愿。 虽然国家95年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等“五法一决定”，99年又出台了《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但有法不依、执法难严的现象却成为一大痼疾，监管的执法环境差，商业银行依法经营的意识差，导致法规好看不好用，恰似镀金的木剑，只能登坛作法布道，而难以现世降妖除怪。
没有谁比人民银行更清楚中国金融风险的现状，中国的银行风险是体制性、历史性的，在国有银行尚未真正商业化、在信用环境尚未根本好转、在历史包袱尚未有效消化的前提下，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自身控制金融风险的能力极其有限。许多情况下，银行本身是受害者，或者说是宏观改革成本的支付者，执法过严只会使商业银行的风险雪上加霜。
最为难的是，有些事情一违规就是各家银行全国一致的通病，而且明目张胆，法不责众，人行无可奈何，往往只能最终收拾残局，这我们只能从体制上、法制上找原因。象高息存款、做假帐、帐外经营、违章拆借、隐瞒不良贷款等等，泛滥时都是公开的秘密，大家前仆后继，看你查处谁？这在我们对农信社搞综合治理的过程中体会得尤其深刻，如果逐个处分违规人员，会做事、能做事的人就要搞掉一大半，大家都不拿依法经营当事，执法无疑会陷入两难。其实，这种现象非金融系统所独有，也是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普遍存在的，大家都说法制重要，这几年立了那么多法，但每个人每个单位身临其境时又都想置身法外，其实每个人都把自己成为特殊公民、拥有特权、治人不治己作为最大的荣耀，中国走向法制社会立法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真正培养全民的自觉法制观念和法的思想。
人行的执法权威受到的最明显挑战，表现为商业银行服内不服外，守内部命令不守金融法规。象存款贴水，人行查处了十几年，查帐、悬赏举报、甚至派人假扮存款人，如同地下工作者一样地现场录音录像，手段用尽，文件发了不计其数，也处罚了不计其数，充当了多年救火队员，却禁而不止、此伏彼起。直到前几年，各商业银行总行发文明令禁止高息，竟然药到病除，一纸胜过外部监管十年功。一位支行行长同我聊到此事时说：“高息现在谁敢搞，怕不怕掉帽子？这种事只有直线上才管得住，我们是怕自己的上级行，哪里是怕你人民银行？”
确实而言，人行的大局意识和父爱情结都很浓厚，人行之对商业银行，象老母鸡扑腾着翅膀呵护小鸡，至多在实在不象话时，对抢食的调皮鸡轻轻啄上一口。人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操碎了心，总是尽力维护金融机构利益，极尽关爱之能事，好心并未得过好报，埋怨指责多于感谢体谅，他们一直都在抱怨人行监管干预了其业务经营、阻碍了金融创新、加重了接待负担。有的商业银行人员张口央行领导闭口央行领导，掩不住的调侃和戏弄，实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不当回事。由于是属地监管、同级监管，级别问题也形成了监管障碍，我国的银行多似行政化的准官僚机构，牛逼十足的商业银行行长很少在内心买帐，人行方面也总是叮嘱监管人员出外要尊重领导、谦虚谨慎，一线监管人员有难言之隐，该管的管不住，不该管的面面俱到，为了显示工作成绩只得在一些鸡毛蒜皮上耍花枪出细活显苦劳。 国企的毛病国有银行都有，但银行是国家和监管者的特保儿，工商企业搞假冒伪劣执法者可以随时查封它取缔它，国有银行违规却是有恃无恐，客富欺行、业大震主，银行监管如同陪太子读书，执起法来无异于自己的左手打右手，书上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真的下重药动杀手不是寻常人敢为。我有风险我怕谁？风险大了就是经济核武。豆腐掉进灰里吹不得拍不得，我违规，你处罚，罚的是存款人，处的是国有资产，面对的是平起平坐的国家干部，任你依法监管、利剑在手，就是斩不了马谡。
2、零和的猫鼠游戏
有监管就有反监管，我国商业银行反监管能力超强，好象天生反骨，非要和监管者对着干才痛快。你实行贷款规模控制，我偏要超计划搞笼子外贷款；你推行稳健货币政策，我偏要拒贷惜贷……凡是监管者反对的他就拥护，凡是监管者拥护的他就反对，什么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尚未形成公平有序的竞争秩序和环境，别人不违规而你违规，就能获取超额短期利益。或者说，别人违规你不违规，你就会被动挨打，只那么一块蛋糕，存款市场份额有限，优质信贷载体风毛鳞角，而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大家都想求发展吃独食，僧多粥少自然带来弱肉强食和恶性竞争。
商业银行防监管如同防鬼子进村，极尽坚壁清野、软磨硬缠之能事，查之前极力做假掩盖，查之中磨洋工干扰敷衍，查之后遍寻说客多方施压。 仍拿高息来说，商业银行按发展轨迹依次采取了众多办法，一是最初公然在存单上白纸黑字抬高利率；二是接着搞实物抽奖贴水；三是在传票上做暗记；四是后来双向轧减搞帐外帐；五是并帐后又调乱会计科目增加查帐难度；六是将高息成本列入费用；七是实行提高存款计件工资和定额吸存费用，由职工个人同储户一手清进行私下交易；八是钻利息所得税和教育储蓄的空子，通过公款私存、私款公存、扩大教育储蓄免税对象而变相抬高利率；九是有的无偿为客户提供办公场地、空调汽车电脑等办公设备、报销费用等方式，变相支付高息回报；十是银行同大客户签订明暗两套协议两种利率，对保险资金等大客户支付回扣。其手法多样性算得上是与时俱进，说明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办法总比困难多，对策总比政策强。
前几年，受各行各业会计信息普遍失真的影响，商业银行的假帐之风也盛极一时，上行下效，全国一致。由于报到人行的报表不实，使非现场监测无以为本，非现场监管在国外是主要监管手段，但说实话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能。我国银行监管的得力手段主要借助于现场检查，但前些年也无非是到现场看假帐，迫使监管人员要火眼金睛、业务精良方能不辱使命，否则，当面骗你没商量，背后笑你没水平。
在九八年以前，人行的监管处罚手段以罚款为主，商业银行掏得也算爽快，并不怎么肉痛，后来，罚款不能列入成本，人行设身处地替商业银行行长考虑，也就有些顾忌有些心慈手软了，对违规多采取道义劝告、戒勉谈话、限期整改等方式。国人历来有和稀泥的传统，视亏公不亏私、对事不对人为天经地义的传统美德，罚单位的款是公事公办无可厚非，处理个人就是毁人前途斩尽杀绝，千百年的奥秘心知肚明谁也不会说破。上级也曾要求监管人员要心狠手辣、铁面无私，但常人有厚道底线，尘世有宽容之风，真的当了包公，自己也就会千夫所指难以安身立足，爱护同志爱护干部甚于爱护国家资产，这恐怕也是一大中国特色。
当然，传统的银行监管也存在着查而轻处，处而不改，改而复发的弊端，年年违规年年查，年年岁岁花相似，翻来覆去总是查出的老毛病多，随便翻一下监管记录或工作总结就能发现，每年查处的问题和结论有着巨大的趋同性和反复性，预警和整改也次次搞，但跟踪督促工作不到位，对复发的老毛病没有从严从重处罚，商业银行似乎个个都铜头铁臂，各种毛病总是顽疾难改，致使监管者费时费力查出的问题收不到应有的成效，形成了猫鼠游戏般的监管博弈。
3、不良资产的困惑
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监管者的心腹大患，对如何化解其风险魂牵梦绕，人行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总是将其放在监管工作的首位，对资产质量每年必查，逢会必讲，预警和整改通知发得自己都厌烦，2001年起更是各地成立不良贷款监管专班，起劲地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逐笔建立台帐，锁定基数，按月分析，按季考核。不良资产牵制了监管者的大部分精力，象红军过草地沼泽，让人焦头烂额烦不胜烦。
然而，说句丑话，在2001年以前，监管者若干年来对不良资产的确切数字始终是一本糊涂帐，想弄清而无能为力，从各商业银行汇总而来的不良贷款数据含有很大水份，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损失更是机关重重、讳莫如深。早些年，商业银行以贷收贷和以贷收息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供销贷款和粮食贷款等大额转据展期是家常便饭，实际的贷款质量长期得不到真实反映。接下来，不良贷款矛盾累积后，商业银行又不敢暴露，纷纷调整科目瞒报少报不良贷款，在同一行长的任期中，不良贷款能控制得卓有成效，行长一换则不良占比可能马上跟着变，数字成为玩弄于股掌的橡皮泥，要圆则圆，要瘪就瘪，甚至直到2000年，仍有商业银行二级分行对支行下达不良贷款上报限额，下死命令不得突破。
也难为我们这些搞监管的兄弟们，以前成天捧着个不良贷款的水数字揉来捏去的，苦思冥想的分析原因，绞尽脑汁地研究对策，热心快肠地巡回各行开药方提建议。但现在好象没人去追究不良资产的内因，倒是不停地埋怨监管水平，比如某报曾撰文：“自从1998年建立的大区行央行监管体系，尤其是近两年体现为央行对地方的金融监管实际上是在弱化，成为一些民企骗贷得手的一个基础性原因。”这实在是冤枉，恰恰是近三年，央行信贷监管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绝对是强化而不是弱化。我想，早几年让这些人亲自试试他们就知道锅是铁做的了。想起电影中：不是兄弟无能，而是贵军太狡猾。我得装糊涂让你玩，还得帮忙数钱，还得代人受过擦屁股担责任背骂名，真哪是哪儿呀？在社会大面积的信用道德沦丧情况下，你见过多少不做假帐的企业和地方，试问谁有回天之力？如果一味责怪监管者以前搞不到真实数据太无能，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求是态度。
国家也对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高度关注，并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从99年至2000年先后剥离了1.4万亿的不良贷款，然而到2001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又积累到1.8万亿元，达到占全部贷款26.6%的高水平，大大超过了四大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在刚刚资产剥离后的有限时间内，正是商业银行片面强调贷款零风险最厉害的时候，大部分新增贷款还没有到期，纵使逾期他们也不至于立马就归于不良资产，而97年以来的几年又是商业银行被社会指责拒贷惜贷很厉害的几年，贷款投放处在历史低谷，那新的不良资产为何累积得这么快呢？我的判断就是许多被再三隐瞒的不良资产逐步浮出水面，人行刮起了资产质量监管风暴，责任追究变得严厉，并且2001年对不良贷款重新逐笔登记，给了商业银行最后一次台阶，当然这是个人观点。
2000年，人民银行组织大部分业务骨干进行了全国拉网式的资产质量及盈亏真实性检查，戴相龙行长亲自作了动员讲话，层层进行专题培训和部署，规模甚至超过95年起对金融机构帐外经营情况的并帐稽核，为数据的真实性要被迫如此兴师动众，想起来也令人无奈和寒心，终点又回到起点，这本是商业银行的法定义务底线呀。本次派出检查组2.6万个，检查营业机构11.7万个，并对1244个机构进行了处罚，处理人员1100人。2001年，人行接着对四家国有银行2000年下半年不良贷款余额多、比例高、升幅大的316家二级分行进行重点检查，逐笔审核不良贷款615.3万笔，对1261名违规违纪责任人进行了查处。2002年，人行又开展大额不良贷款检查，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18个机构所涉及223户企业的277笔、单笔余额在1亿元以上的共572.8亿元不良贷款进行了检查。对在贷款管理中有违规行为的114名银行工作人员依法提出了处理意见。
在人行监管力度加大和商业银行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的不良贷款攻坚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从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四家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出现拐点，2001年，四家银行不良贷款减少907亿元，不良贷款占比下降3.81个百分点，2002年，不良贷款额减少951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4.5个百分点，今年，银监会又将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下降的指标任务定为3到4个百分点，余额下降幅度定在700到800亿元。到今年9月末，已实行五级分类的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已下降到21.4％。 在喜人的形势面前，也有一些学者怀疑其真实性，我认为这两年银行的降比成效是显著的，但我不赞成监管部门连续性地划分和下达硬性降比指令，将经济行为转变成政治任务总是不妥。这容易出现新的道德风险，上级层层加码，下级道道添水，到头来逼良为娼，各级分支行会用更多的错误来掩盖现有的错误。大家知道，收贷越到后面越是腊骨头，能想办法收的这两年攻坚也攻得差不多，剩下的有很多是杀他无血剐他无肉，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维持那么高的任务指标实在是困难重重。何况，这两年实际收回的现金比例并不高，相当一部分都是用税前利润打消坏帐。据新浪财经的文章介绍：“2002年底，工商银行拿出接近86%的经营利润，冲销历史各项财务贷款损失，建设银行用于88%的经营利润填补过去呆坏帐，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同样用不低于80%的比例销减不良贷款。”
考虑到剥离的一万多亿不良资产还没有最终想出兜底办法，银行也没有得到相应足额的现金补偿，国家不如集中各银行利润并加以补贴，先逐步加速处置那部分不良资产，化暗补为明补。人行周小川行长在《转轨中的风险应对》一书中谈到，不良贷款剥离如果不考虑最终兜底问题，就好比是将灰尘扫进地毯下面，实在是精辟之论。用利润打消坏帐则如同用一层层的新地毯反复盖住灰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化解整个国家的金融风险，而不是急等着让银行的帐面不良率变得好看，这样，反而会在一段时间内使银行丧失紧迫感和危机感。 我们还不能忽视今年的降比工作将面临几个特殊的负面因素。一是非典影响。国家敦促银行增加对受到SARS影响行业的贷款，这会不会象当年的困难企业启动贷款和安定团结贷款一样，变成银行的包袱还未可知。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公开表示过担忧，他认为，SARS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性，将使银行业面临的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增加。果然，仅农行就宣布SARS导致其4月份不良贷款增加22亿元。二是国家收紧房地产信贷的影响，至2003年4月，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1.84万亿元，占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7.6%，这防止经济泡沫虽是英明决策，但伴随着阵痛，必然会有许多房产商的资金链嘎然断裂，银行不得不面临杀马割肉的严峻处境，三是随着当前一些违法富豪的倒掉，一批违规贷款曝光，各银行正陆续收紧对民企贷款，以前的贷款损失不可避免。这些，都使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降比工作遇到全新的困难。但是，在银监会成立的第一年，又有哪家银行不会把完成降比指令任务作为一份见面礼呢？他们会不会采取“办法总比困难多”的老办法？
应对不良资产有个两难选择，是先去追亡羊，还是先亡羊补牢防止再有羊跑掉？如果偏要说两手都要硬、两个轮子一起转的话，我只好无言。近两年我国的银行信贷管理水平并没有大的进步，信贷机制几乎没有实质性变革，面向的市场和信贷载体依旧，总的贷款投放增量却屡创新高，已经大大稀释了现有的不良贷款占比，但这些增量却又让人放心不下，在大好形势的背后，老风险仍惊人，新风险未可知。例如一些小规模的县支行，剥离不良贷款后近年多是发放几百万上千万的大项目，人还是那些人，业务还是老做法，市场环境还是老环境，但不良占比一下子欣喜地降到5%以下，是化解风险的能力突飞猛进吗？一笔贷款出了问题，它可能一夜间又变成60%的不良，这就是不以人为意志为转移的残酷。现在银行迫于降比形势压力，有一种好汉不吃眼前亏、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糊涂倾向，降比还不容易？大笔地投放新增贷款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前提是活水在疏通的渠道中循环。化解不良资产风险，防范新增更重于消化呆帐，往者未已，来者可追，建立与时俱进的新型信贷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4、人本监管何处去
我认为人行的监管举措中最明智、最漂亮的就是逐渐深化了人本监管，关口前移，实施了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大巧若拙，返朴归真，就是这一简单的举措却偏偏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杀手锏”。
外国银行家最怕罚款，而中国的许多银行管理者只能算是政客，唯一珍重的只是自己的顶戴花翎。在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中，目前的银行管理也不无例外的是以“人治”为主，那我们就从“治人”开始，才是最符合国情的选择。现今情况，什么道义劝告、窗口指导，建立“猫鼠对话机制”都是对牛弹琴，无济于事，人行当了那么多年心慈手软的“唐僧”，结果令人郁闷。金融机构千风险万风险，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风险。
通过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实行任职资格审查、任前考察、书面考试、年度考核、戒勉谈话等一系列措施，监管部门变相取得了金融机构的部分人事否决权，在未批复的情况下不准擅自更换负责人，对违规违纪者可以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如同在他们仕途的前方祭起一把悬剑，无论如何，毕竟算是多了一种最具威慑力的监管手段，影响管理者个人前程远比对单位罚款令其重视得多，在实施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为推行这项举措，人行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斗争，起初商业银行视为干预家政，很不以为然置之不理，后来开始先斩后奏，逆程序先办，再到人行补手续走形式。通过人行多个回合的整治后，这项工作才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制度化， 但讫今为止，这项工作依然有相当的难点和缺陷。一是任职资格的审批条件仍不科学，硬尺度只有年龄、学历、职称和简历等老一套，对个人能力和操行难以把握定性，入口审核的真实意义不大；二是缺乏选择余地，拟任名单实际上是商业银行的组织决定，监管者对有的拟任对象可能认都不认识，基本会原封不动地盖章同意；三是取消违规者任职资格后，商业银行采取平职任用的对策，比如支行行长去职后，非机构负责人的中层干部不纳入任职资格监管，他调到市里当科长，毫毛不爽而且荣迁进城，失去了原有的惩戒效能；四是人情因素困扰在所难免，未审批或取消资格的都是特殊个案。总之，如何完善这项工作是极具有探索价值和意义的。
这几年还对高管人员普遍进行着年度考核，但有演变成形式主义的迹象，区区几天对那么多人非要评出过好中差，不分主要负责人和一般管理人员，不分决策者和执行者，有的甚至扩展到储蓄所的副主任，一个劲地考核呀打分，一年一度的考试谈话，再评定优秀、称职与不称职，结果你看，如果每家银行只评一个优秀，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那单位的一把手。有的地方甚至乐此不疲地为商业银行选择后备干部，热心地建立储备人才库，成了真正的越俎代庖和干涉内政，人家不屑一顾，知子莫若父，自己下属的半斤八两不比别人心知肚明？我想，既然拿不准，不如不管，监管者不是组织部任用干部，自充组织部长，我可以不管这个人多么优秀，提不提用不用是你内部的事，非国有银行和外资银行我更管不了，我只管这个人违不违规守不守法，只让违规经营和造成金融风险的人彻底下课，我对你的前途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这才真正具有威慑力，实际上就应该这么简短。
5、包治百病无仙方
应该说，我国的银行监管富有忧患意识，自知责任重于泰山，对查处违规、确保支付、化解坏帐、扭亏增效、鼓励创新、培养竞争力等无不视为己任，先商业银行之忧而忧，对国家、存款人、金融机构的利益关怀备至。监管者恨不能三头六臂，包医百病，结果反被学者们认为是事事浅尝辄止，批评为监管理念模糊。
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制约，加之商业银行改革滞后，我们的监管大部分精力是在为昨天擦屁股，为今天保稳定，为明天画蓝图，昨天的不良资产是监管者揪心的痛，今天的开门保付压倒一切，明天的变幻监管者无法把握。
十年来，我们的监管理念是不断进步的，从单纯的机构管理、合规性监管、到合规性与风险性相结合的监管，近年又提出了效益性监管。方式也从合规监管到审慎监管再到人本监管，并且在200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了监管的单一目标，就是保护存款人利益，新的银监会承接了这一理念并附加了一句保护金融消费者。而这正是我要质疑的。
保护存款人利益作为单一监管目标，猛一听上去好象有道理，但实则仍是朝三暮四的文字游戏。象那个公益广告，如果不保护环境，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我个人观点是反对，这一目标实质仍是以国家信用作为银行生命线，不利于现代银行信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与其靠监管保护存款，不如加快建立有限赔付的存款保险制度。我的质疑如下：
（1）、金融风险究竟会伤害哪些利益？我想，应该是国有资产、集体财富、存款人、币值、全民生活水平、国民经济整体、国家和政府安全、国家对外信誉……单单提出保护存款人利益，恐怕不能使人信服。银行作为特殊企业，不仅仅是借贷行为和经营货币那么简短，不能仅视同一般企业从资产负债的角度来约定和防范其风险。
（2）、这是一个货币财富概念，还是一个算术数字概念？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在97年的后六个月中币值几乎腰斩，货币缩水近半，即使银行存款一分不少地兑付，那些国家最终也没能保住存款人的利益。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银行并没有宣布破产，但能买一头牛的金圆券后来却只能买一盒火柴，他可以让你如数取到存款，但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吗？这样的保护照样避免不了社会大乱，舍宏观之后能否真正保护微观？
（3）、存款人利益究竟该由谁保护？是商业银行作为负债者的信用义务，还是监管者代表政府部门的道义义务？是不是要把这一隐性经济担保责任永远强加在政府的肩头？将来的民营银行和外资银行国家也要兜着吗？这其实是把银行的企业信用和国家信用混为一团。
（4）、你要保护第几个存款人？保护对象虚无而不明确。现在的？所有的？如果你说保护最后一个存款人，那就又是鸡生蛋蛋生鸡的文字游戏；
（5）、保护到什么程度？如果说存款后无论如何有百分之百的保障，银行资不抵债甚至市场退出，存款人的钱依然不会有毫厘损失，那就干脆在立法中附带说明。
（6）、监管者怎么预知你的监管措施能够保护存款人，用什么衡量？一百年之内不发生支付危机，是否就能说明监管到位？我国至今没有发生大的银行挤兑风波，但这是政策的功劳，从社会对金融监管的众多批评指责来看，恐怕没有谁会认为是监管者保护了我国的存款人利益。况且，存款支付是钢性的硬约束，贷款回收是银行和监管者不能左右的软约束，客户都不还贷款，监管者管不了，一软一硬如何保护存款人？
（7）、金融风险有长期的累积性和潜伏性，问题银行在各方的救助下会病态维持很多年，假如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局部的某家银行倒闭，存款人不能得到保护，是哪一届监管者的责任？
（8）、如果真有一家金融机构面临破产，特别是银监会分设后只有单一行政职能，赤手空拳的监管者用什么去保护？保护存款人利益会否成为一句空话？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倒可以实实在在地救助商业银行，更有资格说保护存款人，如果最后都由国家买单，那就更不需要由监管者来保护存款人利益的理念了。
（9）、银行吸储是市场化经营行为，建立存款保险机制可说是市场保障，银行法保护存款人利益可说是法制保障，而银行监管只能算是一种行政保障，对市场经济行为，我们究竟该选择哪种手段值得探讨。如果只为保护存款人，存款保险机构比监管者更能达到目的。
（10）、外资银行一般是先找贷户再找资金，吸收的存款很少，对它们的监管标准是否要放松？外资金融集团混业经营，比如说他们吸收保险采取零利润战略，而将保险费通过集团运作转化成贷款，我们又如何监管？
（11）、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或上市后，国有股东、法人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他们的利益谁来保护？他们比起旱涝保收的存款人更有风险。
（12）、对资不抵债的高风险金融机构强制市场退出后，银监会保护存款人利益是否代表负责偿还债务的承诺？那么企业破产法就需要修改，不然，银监会表示要加大对劣质银行的市场退出力度，银行破产却无法操作。
（13）、随着现代银行的金融创新与发展，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中间业务日趋重要，外国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可以占到利润的70%，这一原始理念如何能促进和保障银行业的创新发展？并且，对同属监管对象的政策性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是否意味着监管理念的缺失？如果我国有一天实行银行、证券、保险合一的大监管模式，金融监管目标又该是什么呢？
正如亚洲金融危机伤害的不仅仅是存款人，伤害的是整个国家、是整个国民生活水平。我想，银行监管代表国家保护存款人利益，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打包票，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家大银行有危机，我们为了不让存款人吃亏，牺牲国家利益，最终只有币值跳水，不仅存款人仍然要吃亏，而且必定危及所有持有人民币的公民的利益。所以，监管要保护金融机构和存款人，但这不是全部，监管归根到底是要保护所有公民，保护全社会的公利。我称它为公益性监管，标准是结合整个宏观经济层面，在国家利益、经济发展、金融稳定、金融创新、全球竞争、各方权益之间均衡取舍和把握，追求国家及社会公益最大化。退一步说，监管目标就是改成“保护金融债权人、投资人和消费者权益”，也比片面单一的保护存款人利益强得多，起码在保护存款债权的同时保护了国有资产，也为银行股份制改革筑起了防火墙，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和股民认购银行股权时也能放心大胆一点啊。
我国有限赔付的存款保险制度必须尽快建立，国家信用的无限膨胀是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包袱，事实上，我国老百姓金融知识贫乏，大部分人不懂风险二字，也不害怕任何风险，老百姓根本不关心也不在乎哪家银行有什么风险，他们只认定，银行是共产党办的，共产党不会亏待老百姓，钱存进银行就等于进了保险箱，共产党砸锅卖铁也会维护信用，但这能算是市场经济吗？累不累？亏不亏？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整顿清盘过程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那些拿过二三分高息的人放心了，也许会随口说一声，共产党好！下次哪里再有高息利诱，他们又会放心大胆地趋之若鹜，还怕你政府不去保稳定？代价呢？我们还是应该逐步告诉老百姓，银行天生是高风险的自负盈亏的商业企业。所有的证券营业部、报刊电视上都提请股民注意：股市有风险，请谨慎入市，生动的风险课使盈亏自担成为天经地义。同是经济行为，存款人就非得例外吗？真希望有一天银行机构能标上：存款有风险，请小心把握！一个有风险意识的民族才是理智的，也才能主动化解风险于无形。
金融监管理念在定位上还存在极大的困惑，这有待于继续研究探索。但目前迫切要弄清的是，金融监管对金融风险应该是着重在防范还是重在化解？十年来的监管经历使我深深体会到，全社会对金融监管的期望值太高，监管者在责任感的驱使下也忧心如焚，的确希望能包医百病，执法者变成了操作工，在自己也茫茫然的情况下，却恨不得手把手去教商业银行怎样化险、怎样经营、怎样收贷、怎样营销？监管者自身没有从事过实际业务，仍不折不扣地充当了教师爷的角色，相对的外行指手划脚地教从业的内行，皇帝不急太监急，仿佛商业银行自己倒成了稀里糊涂的小学生。
可以类比的是，公安人员维护公共安全，职责是惩治犯罪而不是教化社会道德风尚。同理，我们的监管也不必去手把手地教商业银行应该怎么怎么做，而重在管你不能怎么做。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银行监管不是万能的，社会不要对监管寄望过高，监管者也不要自视过高，否则都累，还会事与愿违。防化金融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商业银行自身形成趋利避害的风险免疫机制，外部监管不可能充当治世华佗，它的功效是有一定限度的。人民银行十年监管历尽千辛，得到的批评多于肯定，现在的舆论对银监工作的过分高调，无异于耸勇傻子打大锤，夸你力气大，好大包大揽商业银行经营不善的风险责任，忽视检讨风险内生性的源头成因，最终会使监管者代人受过骑虎难下。并非维护本位，我是说在非理想化的监管环境和条件下，一些常理似是而非，一些举措总会因种种因素而事与愿违，理性定位银行监管的效能十分必要，有所不为方能有所为。
6、何为绩来何为效
今年国家审计署对建行等的审计结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甚至有人说这是打了央行的耳光，我不这样认为。事实上，没有谁比央行对商业银行更了如指掌、更忧心如焚，从95年并帐稽核起，人行就不遗余力地查处披露商业银行的违规和风险，特别是基层的检查报告不乏拍案而起的激愤，检查的深度和广度绝不亚于审计署的报告，从中央97年以来对金融业采取的系列化重大举措来看，央行的进言献策是到位的。但是，央行在提高监管信息透明度上做得很被动很不够，从金融稳定出发，各类监管报告和数据资料都列为机密，甚至近两年才敢向社会公布不良贷款比例，没有发挥社会舆论对金融风险的监督作用，客观上向公众掩盖了金融风险的真相，在粉饰太平的大幕前，一有风吹草动反而使监管者自己下不了台阶。今年所谓“审计风暴”的炒作，实际上反映了新闻媒体和公众对真相与知情权的渴望。
我很反感目前有些观点对人行监管绩效信口开河的批评，不从金融系统实际出发，一味地指责和全盘否定。业内人都能看明白，现在的风险大不是因为监管不力，再强的监管也终是消除风险病灶的外因，不要等到病人病重了，就拳打脚踢埋怨医生无能嘛。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的分离是正确的，但防范道德风险，防范央行用货币政策救助来提升监管绩效的说法毫无道理，央行好象还没有乐善好施到满大街追着人塞红包。农信社刚纳入人行重点监管时，风险之巨令人瞠目，后来又要承接农村基金会清盘的果实，如果不是支农再贷款，绝对不会有今天脱胎换骨的起色。试问，这是谁的道德风险？
当监管成为掩盖，当监管成为救助，当监管成为服务，当监管成为替罪，这是怎样一种说不出的痛呵。央行在有些抨击面前沉默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责任，所以任劳任怨！监管的十年之痒，将来银监会仍免不了要品尝和体味，监管的一腔功过得失，时间和实践会作出更理智的评说。
我国的银行监管水平还停留在较低层次，这不可否认。监管政策前几年太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游击战术，监管的针对性差，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病无病一起服药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太洋，跟着欧美屁股后面拚命地邯郸学步，由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反差，橘逾淮则为枳。区域监管、分业监管、资本监管、包括五级分类的实施都存在极大的难点。拿非现场监管来说，商业银行会计信息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部分会计科目变成了其调节利润的手段，加上商业银行资本金匮乏、各种风险指标普遍高位运行，问题象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所以根本不是预警不预警、有风险无风险的问题，各类技术分析指标一下子变得苍白无力，想建立美国那样的非现场监管体系难上加难，勉强建立也无多大意义。
全社会都想知道，监管究竟有多大的成效，它的作用和成果靠什么体现出来呢？其实，人行自身也为此深深地苦恼和困惑。监管绩效的考核至关重要，而如何考核是个软指标，难以评价和认定，监管水平的高低和得失没有统一的尺度。人行采取了分行对中支、中支对支行逐级百分制量化打分的考核模式，年终进行总结排名。
这样一来，分数自然就成为基层行长的命根，但是监管绩效不象你揽了多少存款收了多少贷款，它又恰恰是不好量化的。考核者和被考核者都心里没谱，每年的量化考核办法只好在报告、报表、总结，甚至完成几篇通信报道上来逐项定分，迟报漏报错报扣多少分。监管这条线，分行一级有八个处室，对口中支四个科室，再往下县支行只有一个股室，到基层的监管频率就波动极大，有时一个星期能接到几份文件和传真，支行就那么几个人手忙脚乱，能应付过去就是万幸，而报告又必须有声有色，充分现显水平，“笔杆子”成为监管队伍中最紧缺最受重视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上级行也难取舍，一张空白报表的迟报、一个小数点的误差，扣上你零点几分，就可能决定一县金融监管好坏的名次，这也成为上级行每年年终左右为难的心病。
由于缺乏科学的考核模式，基层监管者大量的辛苦劳动被埋没，银行监管的成效不为人知，上级监管部门也难于建立考核激励和纠编机制。何为绩来何为效？这的确是个有待研究的难题。
7、寓监管于服务的无奈
银行虽始终为支持经济在汗流夹背地努力，但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却没有多少人领情，也可以说，地方政府、企业、包括市民，从来都没有真心喜欢过商业银行，在他们眼中，银行不过同电老虎或水龙王别无二致，是“金钱豹”“黄世仁”的代名词，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政银企关系的真正蜜月。别人家的孩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也是自然的。银行垂直、财政分灶以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就是银行纠缠不清的欢喜冤家，求贷无底，欲壑难填，三方的嘴巴官司经久不息，从行政干预、政府失信一直争吵到企业逃债和银行惜贷，建立政银企间唇齿相依的鱼水关系象是镜花水月的奢望。
人民银行在化解风险的过程中，是最先体会到金融业的势单力薄的，感觉到监管对于化解金融风险的局限和无奈。在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冲突下，地方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态度一直都很暧昧，他们只对投入感兴趣，而对风险漠不关心。从早期对贷款的行政干预，到明里暗里搞企业违规改制、金蝉脱壳逃废银行债务，一度默许甚至支持地方性金融三乱行为，一向把金融机构作为集资摊派的肥羊痛宰，职能部门对金融的支持配合不力，特别是司法支持严重不足。各地的社会信用环境一度严重恶化，银行业极度缺乏优质信贷载体，老债务被悬空，新贷款放不出。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商业银行自身，还是监管者，都对防化风险处于十足的被动状态。监管者猛然发现，诗词吟得千般好，功夫原来在诗外，人行便积极充当政府与商业银行间的和事佬和联络员穿针引线，以抓服务的方式促进金融监管，为商业银行办了大量的实事和好事。
一是99年至今在全国大力创建金融安全区。力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理解，创造一个好的金融运行环境。虽然这个概念本来不伦不类，是违反金融科学和行业规律的，但各地将其作为系统工程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作过多次报道。通过人行向政府早请示晚汇报般的协调，多年不懈的金融宣传月，地方政府、城乡居民的金融意识和法制观念普遍增强，金融机构化险降比的紧迫性增强，改善了金融环境，促进了金融安全。
二是人行积极组织银企联谊和信贷推介等活动。随时随地都首先号召金融机构加大投入以博取政府欢心，然后再来谈风险。相应引导金融机构克服了慎贷惜贷倾向，扩大了信贷营销，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政银企关系，实现了银企双活。
三是改善信用环境，创建信用工程。人行积极争取各地政府改善信用环境，挟天子令诸候，一些省市掀起了打造信用品牌的热潮，纷纷开展信用环境专项治理，创建农村信用工程，评选诚信企业，如湖北省取消了经济十强的评选，改为评选“最佳金融信用县市”，区域信用秩序大为好转，给金融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是大力维护金融债权。针对前几年企业改制中逃废银行债务严重的现象，人行积极组织金融同业进行抵制，建立逃废债企业黑名单，实行“三停一冻”的同业制裁，并牵头联合司法部门组织依法清收活动。在银行业团结一心众怒难犯的背景下，各地企业改制行为日趋规范，公开的逃废债现象基本绝迹。
五是清收公职人员贷款。针对国家公职人员和金融员工自贷和担保贷款的现象突出，提出诚信从“头”做起，各地人行深入调查摸底，与地方纪委和监察局紧密协作，收回了大量公职人员的权力贷款和关系贷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
六是四处呐喊为金融机构减负。针对地方政府对企业办理抵押贷款和银行处置抵贷资产的中间收费太高，各地人行反复向政府进言献策，仗义执言为金融机构鼓与呼，迫使地方政府重新检讨这一问题，意识到减税减负就是改善投资环境，猛然意识到金融机构多年占主导地位的银行贷款，实质上是本地最大最稳定的资金流入，是名副其实招商引资的无名英雄，纷纷出台政策减免地方性行政收费，甚至对金融机构扩大信贷营销制定奖励政策，这都是前所未有的盛事。
类似的工作央行还做了很多，请注意，这些所作所为都是些吃力费神、掏钱贴本的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中国的事情，有中国的社情民情，商业银行如果单打独斗、就事论事地去收贷维权，王老二才会理你。央行寓监管于服务，是一种迂回而现实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