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超 汽车安全带的发明是为了提高驾驶和乘坐的安全性，但安全带使用的初期反而增加了交通事故的数量。原因是人们认为系上安全带就安全了，所以开车更加大胆，于是事故率反而上升。后来人们逐渐理解了“安全带”的功效，它才真正起到了降低交通事故伤害的作用。 《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但它最终的效果可能因为来自雇主的反作用力而被严重削弱。因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雇主会更加谨慎，甚至减少用工；那些寻求低劳工成本的外国投资者可能转移投资，把眼光放到越南、印度这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很多良好愿望的动议未必能达成预想的效果，甚至走向反面。这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常常面临的困境，无论是一个市长，还是一个企业的经理。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批评。如果总这样“鸡蛋里挑骨头”，畏手畏脚，寻找所谓万全之策，好像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显然不是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应该有的态度。 为什么常常事与愿违？如何使事态的发展或者一个制度的效果如愿以偿？一个管控措施的效果是由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和博弈产生的，被管理者“不配合”，并不按你设定的行为逻辑行动，管理的效果当然会大打折扣。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一般的分析是：考虑问题要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但到底什么是全面，什么是系统？这些抽象的原则仍然让人感到茫然。而如果要务实地解决问题，下面的三个意识可能是中国管理者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首先，要面对现实，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一个人掩耳盗铃似乎很可笑，一群人形成的组织掩耳盗铃比比皆是，则像是很正常的了。就像我们今天的电影行业，一直不采取分级管理，似乎一分级管理，就是承认了一些色情、暴力电影的合法性。于是，这些电影就长期在地下非法传播，而它们同样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对艾滋病的治理也有类似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公开承认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认为我们的人民不应该有吸毒、不正当性行为这类事情。今天我们看到了进步：政府公开艾滋病的患病人数，在很多公共场所放置了免费的安全套，这就是务实的解决问题的态度。 第二，提高决策手段的科学性。对政策或措施施行的效果进行仿真模拟和效果评估。飞行员训练可以在仿真环境中进行；仿真系统可以根据古生物化石，复原发声系统的结构，模拟出已经灭绝的古生物的叫声。计算机仿真系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一个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更高，但通过系统仿真进行效果评估，仍然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方法。比如，最近有学者提出要在深圳这样的城市中建立“贫民区”，规划一片用地，允许外地务工人员在这个地方自己建房，使外地务工人员避免今天“妻离子散”的生活。这当然是非常得人心的想法，但也有很多人提出疑虑：如果真正施行这一措施，也很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有了这个合法的免费用地，会使更多的外地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在这个地方安家，很可能会使这个地方很快人满为患。要么政府不断扩大“贫民区”的面积，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要么可能引发很多新的矛盾。到底谁说的对？很难判断。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度”的问题。决策这类问题应该进行预先的仿真效果评估，否则，所有的争论都只是口水战。传统上我们常用的方法是“试点”，但我们不能一直靠“摸着石头过河”。 第三是公关。事实上没有完美的政策和制度，如果各方都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一个制度和政策，即使不太完美也能产生比较好的效果。如何能让公众从积极的方面去接受和理解一个政策呢？公关实际上就是改善和强化公众对一个事物的正面认识。这次奥运火炬传递过程可谓“好事多磨”，一些人借机搞破坏不难理解。但从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中，我还是对他们对中国的偏见之深感到吃惊。看来光买空客的飞机是不够的，光有“中法文化年”也还是不够的。处理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我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会让步，必要的时候甚至采取断然措施；另一方面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仍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国家也需要公关，也需要塑造自己的形象。对于河南人的地域性歧视，也是类似的问题。一个地区也需要公关。但高明的公关绝对不是简单搞个大型演出，搞点形象工程。对于立法机构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新劳动合同法》是他们的一个产品，在这个“产品”产生和发布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跟公众进行沟通。从若干经济学家和企业领导人（这些人可以看作是意见领袖）对这部法律的恶评来看，相关的沟通显然不够充分。沟通是公关的核心环节。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和愿望，还需要相适应的意识和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是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