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菲律宾的大米危机是长期错误农业政策的一次危机爆发。或许，不经过这样一次危机，人们就不会像对待金融危机一样，对待粮食安全。
◎邢海洋
半杯大米 4月8日，当菲律宾——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宣布将进口100万吨大米的时候，大米价格连续第4天破了纪录。芝加哥交易所大米涨到了每100磅21.60美元，比一年前的10.08美元翻了一番还多。 席卷菲律宾的米荒愈演愈烈，排在政府授权出售粮食的米店前长长的队伍刺激着投资者的神经。整个马尼拉约400家国家粮食署授权出售大米的粮店，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排起了等候的长队。由于供应不足，国营粮店经常无米可卖，连日来更是每周最多营业3天。为防止抢购囤积，粮店从今年2月起规定每人每天限购3公斤，并靠在手指头上用墨水做标记杜绝重复排队。国营粮店出售的平价大米仍保持价格稳定，每公斤18.25比索，约合人民币3.05元，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则飙升了8～10比索，最低也要卖到每公斤30比索，有的甚至高达50比索。 为稳定供应，菲政府可谓用尽浑身解数，却四处碰壁，粮价几乎成了进口国和出口国间的政治问题。阿罗约政府马不停蹄地与相邻的出口国磋商寻求进口，她甚至动用元首外交，要求越南承诺供应150万吨大米，但越南只答应了100万吨，其中还有70万吨是去年已签合同。从越南得不到足够供应，菲律宾又到柬埔寨寻找出路，紧接着又邀泰国总理访问，商谈6月份泰国向菲输出大米。不过，阿罗约总统表示:“政府从泰国进口大米，不是因为大米短缺，而只是为了使大米价格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因为大米生产成本仍然略高于普通的菲律宾人所能够负担的水平。”为应对危机，政府还宣布追加50亿比索补贴稻农，希望此举能带动地方政府为水稻生产再投入320亿比索，刺激国内稻米生产。 国际政治又和国内政治息息相关。价格高涨自然引来囤积，囤积则进一步推高价格，形成恶性循环。投机商人打起了政府补贴的主意，把政府补贴的卖到贫困地区的粮食又运回了粮库，准备高价出售，两个粮商由此受到查处。阿罗约呼吁打击囤积，司法部也以“破坏经济罪”起诉囤积者，并向全国派驻“大米警察”。农业部建议速食中心提供“半杯大米”，多家连锁快餐店还将每份米饭的分量减少一半，价格也降为原来的一半，以此希望消费者不浪费。甚至麦当劳都表示，将推出类似的措施以减少浪费。 菲律宾，一个9000万人口的国家，在东南亚地区人口并非最多，气候条件也适合稻米种植，却年年需要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大米的进口量已从1997年的72万吨激增至去年的187万吨。对连年需要进口粮食，当年媒体普遍认为，这是菲长期忽略农业发展，只致力于高增长行业的恶果。去年菲律宾GDP增长率达到30多年来创纪录的7.3%，但这一高增长却是建立在“轻农”政策上的。在加强工业产品出口以拉动经济的同时，近年来菲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却不断削弱，大米生产的增长率仅维持在1.9%的低水平，粮食增产追不上人口年均2.36%的增长，更赶不上消费需求上升——由于人口的增长，菲全国每年的大米消费量由两年前的1059万吨增加到了目前的1205万吨。参议院主席也敦促政府在农业上加大投入，并指出菲律宾的水稻产量有15%因为没有干燥机、仓库和其他收获后所用的设备而损失掉了。这等于损失掉149.4万吨大米，足够抵消一年的进口。 现在，国际市场粮食暴涨，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吞食长期轻农的恶果。瑞士信贷银行的预测，菲目前的大米危机将使该国损失今年1%国内产值。 恐慌的发源地 由大米引发世人的恐慌，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品种。小麦、玉米的世界贸易量各有1亿吨左右，而大米这一全球一半人口的口粮，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贸易量仅为0.15亿吨，即使贸易量较多的1993～1994年度也只有0.1634亿吨，仅占该年世界大米产量3.6亿吨的4.54%。随后贸易量虽有所增加，一度增长近一倍，但仍是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小品种。自1999年以来，世界稻米产量增加了，1999年首次达到4亿吨，出口贸易却连年下降，1999年世界稻米出口总量比上年下降8.1%，2000年又下降9.5%。稻米的价格极度萎靡，大米出口也只控制在少数国家手中。泰国、美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出口份额约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80%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一些极端的年份，仅泰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占到世界出口份额的将近一半，美国大米品种又多是中粒米或短粒米，只有日本人做寿司的时候用到，不符合大部分进口国的口味，在出口国中地位并不重要。现在，泰国、越南和印度则占到全球贸易量的60%，三个国家对世界米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大米的生产大国未必是出口大国，印度虽然以近亿吨的大米产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米生产国，但是其大米出口量也只排到第五六位。我国大米年产量1.8亿吨，世界第一，但只出口上百万吨，加之一定量的进口，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泰国是全球最大的食用米出口国，年产量1900万吨，内外销比例接近对半。印度和越南每年出口约500万吨。印度的出口又具特殊性，并非单纯输出粮食，而是要靠大米出口换取小麦。往年米贵面贱，大米的价格约是小麦的1.5倍，今年随着国际小麦价格大涨一倍，印度大米和小麦价格倒挂，大米出口锐减。从去年9月份，印度暂停大米出口，累计减少大米出口250万吨。印度出口少了，寻求进口的国家只有在泰国和越南弥补供需缺口，越南拿不出更多的米，泰国几乎耗尽了库存。 正是这样一个契机，3月27日，泰国宣布国际米价标杆的泰国100%B级大米出口报价由每吨580美元上涨到了每吨760美元，涨幅超过了30%，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 米荒”一下子蔓延开来，3月28日越南政府也表示将削减20%的大米出口量，此前经过持续数月的价格上涨，大米的零售价已暴涨了六成。同一天，印度也宣布调整大米出口价，在3月27日650美元/吨的基础上，一次性提价350美元/吨，增至1000美元/吨，涨幅近五成。4月1日印度政府再次宣布，将暂停出口大米以缓解国内米价高涨。如此算来，随着这些主要大米出口国大幅削减出口量，全球大米的供给少了1/3。恐慌于是进一步加剧，政府的紧张转化为种植者的惜售和商人的囤积行为，几种力量推波助澜，加剧了动荡。
回头看大米价格的大涨，或许正是价格传导机制的不畅造成了信息堵塞，粮食价格的上涨一时不能传递到米价，最终爆发了报复性上涨。印度的价格管制可以追溯到去年3月，为抑制通货膨胀，印度政府关闭了期货交易所小麦和大米的交易，三家交易所的小麦和大米品种只能平仓不能开仓。尽管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是供需以及其他因素的产物，期货市场只是传递这样一种信号，取缔价格信号并不会达到控制价格的目的，但在反对党指责政府纵容农产品价格上涨声中，政府还是关闭了交易。事实也证明，这对控制通胀并无帮助，反而积累了矛盾。 东南亚国家的大米政策或多或少使人联想到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泰国政府也是以行政手段捍卫联系汇率，直至耗尽了外汇储备，不得不一次性货币贬值。只不过这次的大米危机对泰国有益。 小国寡民下的稻米战争 菲律宾的粮食缺口有多大？3月，菲政府的计划是今年进口180万吨，而到了4月这一进口计划已达到270万吨。据瑞士信贷银行的分析，仅马尼拉就缺口260万吨。但如果没有居民的排队抢购和囤积，粮价是否会进入恐慌性上涨阶段，形成排队抢购和米价上涨的恶性循环？ 客观上，全球稻米价格的确有大涨的基础。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到去年7月底，世界稻米储存量达7210万吨，是自1984年以来的最低点，全球库存消费比则创近年新低，达到16.9%。由于我国的冰灾和东南亚遭受的寒流，稻米生产受到了影响，而美国南部的暴雨和洪水也使得今年的播种推迟了——去年这个时候，美国6个水稻种植州已经有21%的稻田完成育秧，现在却只完成了11%。更深层原因，全球大米产量呈现逐年小幅上涨趋势，2007～2008年全球大米产量4.21亿吨，消费量为4.24亿吨，大米产不足需。 大米危机更是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中的一环，只不过因为远离美国的生物燃油计划，又不是粮食出口大国的主产农作物，大米是最后被波及的粮食品种。在印度，一年中小麦价格上涨了180%，大豆涨了82%，最后轮到了大米的追涨。 在一个人均收入只在1000美元上下徘徊的地区，米价翻番是灾难性的。柬埔寨刚刚对大米出口实行两个月的限制，这个人口1400万的国家有1/3人每天生活费不足50美分，还不够买半公斤的大米。孟加拉国40%的民众每天收入不超过1美元，穷困家庭里70%的开销都花在食品上，不断高涨的粮食价格引起居民恐慌，人们开始囤积大米，而这种举动又进一步加剧了食品价格危机。 柬埔寨首相洪森提出，湄公河流域有能力出口大米的国家应该成立一个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所谓“大米输出国组织”，以帮助稳定全球的大米价格，以“大米欧佩克”对抗“原油欧佩克”。但只要分析了全球大米的主要进口国分布，就会发现“石油欧佩克”虽是大米进口的大户，但因人口稀少，基本都不过百万吨，相反倒是东南亚地区一直处于紧平衡状态，一有风吹草动，相邻国家进口便急剧放大。如1998年，受到厄尔尼诺天气的影响，有几个国家的大米进口量创下了纪录，当年全球大米贸易量比上年增长了47%，其中印度尼西亚一国的大米进口量就达580万吨，孟加拉的大米进口量达250万吨，菲律宾的大米进口量达220万吨。如果形成了大米垄断集团，首先伤害的是东南亚邻国的利益。事实上，因为大米出口的80%已经控制在三个国家手中，垄断已经形成，只不过由于贸易量偏小，并不能像欧佩克那样从源头控制资源，难以左右市场走向，一旦价格虚高，必定刺激进口国加大扶持力度，保证粮食自给。 正当国际大米价格飙升至20年高点时，美国《华尔街日报》警告，亚洲和非洲地区将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局面，进而引发骚动。在美国媒体警告后，菲律宾媒体开始炒作米荒问题。据此，有人认为是美国人的煽风点火加剧了危机。粮食生产具有周期性，只要有一定的余粮储备，一年收获三季稻谷的热带地区根本无需担心饥荒。 但从长远看，菲律宾的大米危机何尝不是长期错误农业政策的一次危机爆发？菲律宾自然条件优越，境内还设有著名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仍是稻米出口国。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即转向发展高价的外销型经济作物，逐渐放任了本国的粮食生产，粮食生产部门在未经土改的情况下，道路建设、农机、水利、作物改良、研发、推广等方面严重落后，生产力仅以每年1%左右的幅度上升，1996到2000年间的增长幅度甚至低于1%。随后又在WTO框架下开放市场，进一步打击了农业部门的生产力。相反，泰国则在1982年制定了20年农村发展计划，对农村实行连续性优惠政策，千方百计降低农民生产成本。泰国政府甚至还采取措施，直接干预国内市场，保住大米的竞争优势。在政府的长期扶持下，终于成为举足轻重的大米出口国。 长期政策导向决定了东南亚各国在农业领域的成败，而更宏观的层面上，则是国际经济导向为本次东南亚的大米危机埋下伏笔。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更重视工业，同时削减了对农业的支持，农业总的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一直保持下降状态。2005年，大米主要出口国泰国、马来西亚的农业占GDP总量下降到不足10%，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也不到20%，农业发展不受重视而长期停滞不前。菲律宾最为典型，上世纪70年代，工业品还只占到全部出口额的7%，2002年占到了90.8%。 或许，不经过这样一次危机，人们就不会像对待金融危机一样，对待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