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撰稿·王悦阳（记者）
“久病成良医”，在今天的中国，家中有学生，家长不成为“教育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不久前，继《大学有问题》和《体制迷墙》这两本透视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著作之后，教育问题研究学者熊丙奇出版了名为《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的新作。“出这样的书并不容易。”他的语气里听得出无奈。这位任职于高校的学者，对于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别样的体会与感悟。 《新民周刊》：《教育熊视》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有何新意？ 熊丙奇：《大学有问题》是描述中国大学的问题，《体制迷墙》是希望从宏观上探讨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而《教育熊视》则类似于蓝皮书，对当前的教育事件进行深入剖析，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给社会公众一个以教育思维观察教育发展的视角。这是我写“个人教育蓝皮书”的开端，对于每一年的教育事件、教育问题，将持续关注、批评，直到这些问题被解决，直到教育的理想能实现。 《新民周刊》：刚刚高调卸任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任职期间，给媒体添了不少鲜活的题材，其中就有“教育改革成功论”。您对此有何评价？ 熊丙奇：回顾30年教育改革之路，很难不提到“成功论”这一热词。2005年12月，王旭明先生在回答新华网网友提问时，曾说道：“中国教育改革是成功的！一个承担着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的教育，实现了‘两个跨越’：使85%以上的人接受了义务教育，使20%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如果把说话时间，推到接近3年后的今天，也许发言人的回答会更加肯定与有力，因为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年底，我国的“两基”普及率已达99%，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4%，在校生规模为2700万。事实上，教育部的负责人，此后也确实发表过我国高等教育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论断。 毫无疑问，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是一国教育的两大重要组成，义务教育的规模、高等教育的规模，是评价一国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但是，除了规模，更重要的评价指标，包括义务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国民素质、人才竞争力，却没有被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价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时考虑在内。 对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来说，在发展规模同时，保证质量，这应是“底线”，忽视质量而只关注规模，将把教育发展置于底线之外，而在底线之外，谈论成功与否，其实毫无意义。 《新民周刊》：您关注中国教育近10年，对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的发展变化有哪些体会？ 熊丙奇：几乎所有教育中人，无论是与教育直接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还是与教育间接相关的社会各界人士，都意识到发展教育规模的同时，应该保证教育质量，即人才培养质量。概括起来，其实存在两大“牛鼻子”，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牛鼻子”是高考改革，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牛鼻子”是人事制度改革。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有的还没有抓住“牛鼻子”，有的虽然抓住“牛鼻子”，却把牛牵向了我们不愿意去到的地方。 在我取名为“熊丙奇教育工作室”的博客上，有时一篇博文，会引来数百篇评论，有的评论文章，甚至比博文还长，而且很有见地。每当这时，我不由感慨，“人人都是教育家”，此话真不假。“久病成良医”，在今天的中国，家中有学生，家长不成为“教育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多少家长，张口就能对“教育弊端”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针针见血。 对于过去30年的教育发展来说，这既是好事，又是憾事。所谓好事，即教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几乎每个家庭，都把子女的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使教育远离读书无用的时代；而遗憾之处在于，30年的教育发展，在基本解决义务教育的普及问题，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更多受教育者提供受教育机会之外，并没有满足人们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教育质量的需要，而且，每个受教育者的物质负担（表现为教育投入）以及精神负担（表现对教育的焦虑），在教育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