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金融专家谈应对经济危机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中国国务院公布了10条经济刺激措施，投资总额超过4万亿元。花费4万亿元，能否维持未来两年8%的增长目标？能否启动民间消费？拉动内需的关键何在？为此，《国际融资》记者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Activating private consumption is fundamental way 启动民间消费是根本大计 《国际融资》杂志记者 天勤
记者：您认为全球经济是否陷入了衰退？经济发展的这种低迷会持续多久？ 陈志武：现在看可能会持续一到两年。我知道，国内以及很多其他国际媒体都在说，经过这次危机，美国可能不行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未来地位已经到此要终结了。我觉得这种结论有些夸张，也有些早了。客观来讲，美国经济的自我调整和复苏的能力，过两年回过头来看会超过很多人的预期。当然，这次金融危机是源于美国，然后影响到全球各国的经济。所以，这种情况下，按照一般的朴素理解，这就意味着美国经济比其他国家受挫的程度会更严重，受拖累的时间也会更长。但是，美国经济过去经过了两个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其金融市场，尽管这次出现了危机，但整个金融体系的架构还在。所以，到2009年某个时候，一旦大家看到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到底了，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超出人们的想象。 有一种可能性是，美国经济反而可以比西欧、拉美甚至亚洲国家的经济更快地复苏。我知道现在还身处危机之中，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反倒是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受这次打击之后，复苏的时间可能更长，难度可能更大。 记者：您觉得金融和经济危机何时能见底？ 陈志武：金融危机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到底，当然这个底肯定不是V型，而是U型底。但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刚刚开始。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一些大公司纷纷宣布裁员，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类似消息，中小企业可能面临倒闭。现在来看，到2009年上半年，美国的失业率可能超过8%，甚至9%。 记者：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可能在2009年晚些时候开始复苏，您怎么看？ 陈志武：有可能。原因有很多方面。首先，各国都在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进而也会帮助美国经济的复苏；其次，奥巴马的上任会给整个美国社会对未来的信心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奥巴马的号召力会远远超过布什。奥巴马也许可以做到像罗斯福做的那样。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任以后，把美国社会的信心和凝聚力很快激发出来，让美国大大小小的家庭和企业都愿意和新总统一起接受新的挑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尽快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全社会支持，罗斯福新政才得以那么顺利地推出和实施。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在很多方面模仿罗斯福的做法，会在金融、证券市场制度架构方面作出改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也会出台很多举措来刺激消费，同时也能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对美国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复苏会有很大帮助。相比之下，其他经济体的疲软则可能持续更久，有些拉美、东欧甚至西欧国家经济在低迷期停留的时间可能会长达两年。 记者：那么中国经济发展会怎样呢？ 陈志武：中国的情况相对于美国可能差不多，甚至可以恢复得更快些。这次全球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打击很严重，但冷静地想想，从长远来说，这种打击也并非全是坏事，也可能成为一种机遇。在我看来，这次危机带来的正面机遇远远超过了负面的打击。比如，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担心资源安全。但最近几个月，伴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国际油价跌了2/3。其他的各种原材料价格也大幅下滑，这样一来，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所需资源的成本大大下降，也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另一方面，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国家的财政盈余都很多，这些钱都可以拿来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关键是要用得好。比如通过退税或补贴的形式给老百姓直接送钱，然后加大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另外，中国的国债比重很低，2008年国债余额大概在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18%左右，其中还有1.6万亿元是成立中投公司时发行的特别国债。如果除掉这一块，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只有13%左右。相对而言，西欧国家普遍都在60%左右，而美国在本轮救市措施推出之前的国债余额是10万亿美元，占比为71%。 这样的鲜明对比说明，中国进一步发行国债的空间很大。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可以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候那样，大量发行国债，将所得用于补贴中低等收入家庭，投入民生和福利项目，加大刺激消费的力度。这些措施如果得力，有望为中国经济奠定在未来几年快速复苏的坚实基础。 记者：中国政府已经将“保8%争9%”作为2009年经济增长目标，您认为未来4年内4万亿元的投资能够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吗？你对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何预期？ 陈志武：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8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大致我们可以这样来算。全球危机于2008年9月～10月恶化后，对中国出口行业的负面影响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估计到2009年上半年，中国沿海经济才见底，企业关闭、失业等等会很严重。今年第一、二季度，GDP增速可能降到4%至5%左右。其次，根据铁道部的消息，其两万亿中2009年年底前会花去3500亿，明年花6000亿。我们知道，铁路投资的经济效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对就业的直接贡献很少。这9500亿开支对2009年的GDP贡献，不会超过3000亿。再次，剩下的两万亿元，即使明年花下1万亿，对当年GDP的贡献不会超过5000亿。当然，如果这1万亿用来给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退税、补贴，比如，月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大人和小孩、农民和城市人都得到1000元补贴，这1万亿会立竿见影，很快转换成GDP，其乘数相应会很高。根据我以前的研究，在各省投资产生的GDP效果很不一样。在北京和上海，每投资1元，第二年的GDP会增长0.4元左右，而在湖南、河南等这些历来投资少的中部、西部省，每做1元的固定资产投资，第二年能带来0.7元左右的GDP增值。综合以往的经历，如果假定这次投资对2009年GDP的乘数效应是0.5，那么，在2009年底之前会多投的1万亿元（铁路投资之外），能产生5000亿左右的新GDP。按照这些数据，我们看到，这次经济刺激方案大约对2009年GDP能贡献8000亿元，相当于给GDP增速多加3%左右，而且这些贡献主要是在第一、二季度之后才更多体现。加上本来会有的4%至5%左右的增速，如果接下来没有其他刺激方案的话，估计2009年GDP增速在7%至8%。当然，这是一个很粗的估计，有很多条件可能会发生变化。 记者：有观点认为4万亿投资超出了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有可能加印钞票解决问题，引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你如何评价这种可能性？ 陈志武：过去几个月，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都跌了一半以上，通货膨胀不再是威胁。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使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而且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从另一方面看，这让政府的财力多得无处花，去年有财政盈余，2008年头6个月财政盈余1.3万亿，所以，政府财力不是难题。如果不够，政府还可以发公债。所以，没有用完的国债容量还不小，在这种关键时刻，利用发债的潜力不是坏事。关键要看政府拿到这些资金后，是以何种方式刺激经济的，到底是以低效的政府投资为主，还是在民间消费、在民生项目上下手？ 记者：中国政府目前已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中，扩大投资仍是主要手段，与1997年金融风暴相比，当前依靠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还有多大？ 陈志武：没有以前大。和1997亚洲金融风暴时期不同，这次恰恰是外需出口在严重下滑，而国内的老百姓又没钱增加消费，所以，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不足是这次危机的关键所在。如果此时的手段不是重点刺激国内民间消费，而是还把政府资金主要用在基础设施、工业项目上，到最后，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这么多的运输容量把货物运给谁？往哪里运？在国内外的消费都下滑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工业投资、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是低效的做法。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记者：2007年底以来，中国沿海大批工厂倒闭，这是否表明以投资促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您如何评价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对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为应对此轮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仍然采取投资驱动增长的路径，原因何在？ 陈志武：从1978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总体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原来工业基础落后、公路以及空运运输网络极差的状况下，由政府集中投资办大事，在效果和速度上都很快，这些努力为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的新一轮高速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工业基础和运输网络基础。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中国建设了这么多年，从早到晚卖力气只知道进行生产建设，应该也有一个缓过气来的时候，有一个从以生产建设为重点转移到以消费为重点带动增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现在。之所以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不是决策层不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以前都是靠投资带动经济，以至于成了习惯。这个习惯该改了，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 记者：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一些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您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中国政府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目前中国的医疗、养老、教育等福利体系仅覆盖少数人口，原因何在？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两件结构性改革，一是减税、退税，二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还是低。首先，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 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为什么会是怎样？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开展广泛的媒体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民生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占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而且中国的医疗卫生经费大多还是为领导干部，而不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媒体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年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只要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上面两项都涉及民主宪政改革的问题。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政治改革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涉及到经济模式能否转型的基础问题。 记者：针对国内消费难以启动的难题，您曾提出过对国有资产进行民有化改革，建立民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然而，这涉及到当前各阶层利益格局调整，您认为中国政府在何种情况下，会采取类似改革？ 陈志武：民间消费难以增长，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喜欢花钱，而是因为在国有制之下大多数人都没有自己的资产。通过国有土地、国有资源、国有企业等，政府拥有的资产性财富相当于社会总财富的近3/4。虽然这些国有财产是“全民所有”，而且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增值很多，但是，老百姓没有能完全分享到国有资产升值、国企利润的好处。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工资是他们惟一的收入来源，而工资收入的增速又低于GDP的增速。为了让中国公民能直接感受到国有资产中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并由此增加每个人的“财富感”、进而提升消费的意向，我们就必须进行民有化改革。以前，国有资产的“全民所有”制度安排中“所有者”是抽象的、不到位的，我们必须把原来缺位的“所有者”给明确化、具体化，以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把现有的央企国有资产、地方国企产权除给社保基金注入部分产权外，剩下的分别注入中央和地方国民权益基金，中央级的一个、31省市分别一个，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中央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均分到13亿公民，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份额可以给当地公民多分、外省公民少分。我们必须意识到，除非能让国有资产的升值和盈利直接进入老百姓的消费预算中，否则，中国民间消费增长会继续缺乏资产财富基础，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几年一直在呼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实际结果不仅民间消费占GDP比没有上升，反而一直在下降。国富民穷，怎能转型经济模式？ 不过，基于3个方面原因，我对这种改革的前景还是乐观。第一，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如果没有财产，怎么能增加财产性收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民有化改革跟中共十七大方针是一致的，而且是具体实现这一方针的途径。第二，国有制的理念本来就是“全民所有”，我讲的民有化改革只是把原来没有真正落实的“全民所有”给落实。第三，在国内外的消费需求都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让每个中国公民感到更富，由此可直接减少储蓄压力，增加消费，这就能促进经济模式的转型。 记者：您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具体的预期？ 陈志武：现在全球经济危机比原来想象要严重得多，这直接导致中国出口下滑的速度加快。但出口下滑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没有看出来，这方面存在滞后效应。在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在9月中旬、10月份才开始急速转向，所以，这方面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可能要到2009年上半年才能体现出来，因为出口订单往往有半年左右的延迟。在这种情况下，我预计，2009年中国经济全年的增长可能在7%至8%左右。 记者：那么应该怎样来刺激消费呢？ 陈志武：最直接的是给中低等收入的家庭、个人和农民退税、补贴。我之前就建议，第一，给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成年人、小孩和农民每人1000元退税或是补贴。这样瞄准目标的退税和补贴，会立即刺激消费的增长。这样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第二，就是由政府在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保障方面加大投入，这会减轻老百姓在这方面的压力，有利于将民间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从而间接带动民间消费增长。第三，就是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市场的建立。这是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目标，但这一块可以加速进行，让土地使用权可以尽快流转起来，可以做借贷抵押等资本化的运作。同时，通过国家加快建立土地使用权的登记体系和交易市场，让农民和农村的企业家可以有更多钱从事创业。第四，对企业和个人减税方面要迈出更大步伐，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至少要上升到每月5000元，甚至更高。（摄影 王南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