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喜欢看奥运比赛，不仅是要验证预测是否准确，也希望我们错了。因为我喜欢有惊喜。”
撰稿·金姬（记者）
38岁的加拿大人丹尼尔·肯特·尼尔·约翰逊（DanielKentNeilJohnson）最近成了各大媒体的议论焦点，因为他的最新研究成果牵涉到今年最热门的活动，且和世界各国都息息相关。这位美国科罗拉多学院的经济学和商业系副教授，自2000年至今，利用自己建立的一套经济模型对两届冬季奥运会和两届夏季奥运会的各国奖牌数做出预测，成功率高达93%至96%。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个月之际，他又公布了最新的预测结果：美国的奖牌总数位列第一，而中国是夺金最多的国家。《新民周刊》日前越洋采访了约翰逊。 《新民周刊》：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什么？怎么会想到用经济模型去预测奥运结果呢？ 约翰逊：我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和创新及科技有关的经济学。我目前给公司和政府做一些咨询工作，例如知识产权中的利益，评估一个国家的发明对于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 预测奥运奖牌数的念头源于1994年2月12日-27日在挪威举行的利勒哈默尔（Lillehammer）冬奥会。在那届冬奥会上，东道主挪威获10金11银5铜列奖牌榜第二名，比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少一块金牌，而奖牌总数却是最多的。为此，挪威的一名王室成员对媒体表示了自己的尴尬，因为他觉得东道主赢得太多了。 我觉得这很有趣，似乎这位王室成员清楚知道挪威应该赢多少奖牌才合适。于是我花了几年时间来做这方面的研究，目标是找到一种客观方式来给每个国家确定合适的奖牌数，为每届奥运会提供没有偏见的“目标”或“基准”。因此，我和来自哈佛大学的艾芙·阿里（AyferＡli）翻阅了以往相关的学术资料，然后用我们自己的直觉来填补其中的不足。 《新民周刊》：您之前4次预测的准确率相当高，外媒认为您有个“经济水晶球”，似乎觉得这些预测多少带有些运气成分。 约翰逊：如果我通过人们的观点而不是材料和数据来做出预测，也许可以把我的高准确率归功于运气。然而，我的研究针对的是二战以来的10多万名运动员，在和我确定的５个变量（人均收入、人口、政治结构、气候和本国优势）之间形成一个统计学关系。事实上，我2000年第一次给悉尼奥运会做预测的结果，既没有犯错误也不是凭运气。然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我的预测也基本准确。我的预测和实际奖牌数之间的相关性总是在0.93到0.96之间，这个数值远远高于随机的可能性（数值在0-1之间）。 《新民周刊》：我发现您的经济模型中没有考虑运动员现场发挥或其他传统运动标准，而是挑选人均收入、人口、政治结构、气候和本国优势这５个变量来做出预测，为什么会这样？ 约翰逊：的确，我也看到过其他人的预测，例如2000年和我几乎同时发表的预测。但他们的预测一般基于此前的奥运会结果，而我则完全不同，我之所以选择人均收入、人口、政治结构、气候和本国优势这５个变量，是和我数年来的研究有关。 我发现，更高的人均收入意味着这个国家在医疗保健方面可以有更多的可用资源（更多的健康人口表明可以产生更多的合格运动员），也意味着这个国家可以在体育项目和运动设施上投入更多。一些体育项目的发展是非常昂贵的，如冬奥会上的冰球、冰壶和跳台滑雪，夏季奥运会上的马术项目和赛艇比赛；另一些项目则相对便宜（如马拉松或游泳），而想要达到世界水平，则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看看现在泳池里穿着高科技泳衣的选手，或者那些脚上有先进跑鞋的长跑选手，你就会明白几乎每项比赛项目，都是那些在器材和训练上舍得投钱的国家占据优势。 更多的人口仅仅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当运动员。在人口一千的小城中发掘世界一流的运动员比在人口十万的城市中几率小很多。 从历史上看，“东方”国家在奥运会上的表现，优于“西方”国家。对此，我很难做出科学解释，但我猜也许是更具备社会计划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利用国家资源。苏联、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曾经存在的国家，在奥运会上的表现都比他们的人均收入、人口数所应得的奖牌数要多得多。 “东方”国家的体育往往是举国体制，运动员的生活和工作就是“运动”，并用公共资源来支持（如前苏联的“红军”冰球队）他们的发展。而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运动员在运动之外往往还有全职工作，美国零售商家得宝就以全薪及全套福利聘用那些有望参加奥运会的不知名运动员。 天气比较寒冷的国家在赢得奖牌方面有额外优势，这在冬奥会上尤其明显。这也许因为天气较寒冷国家的人民健康状况普遍比炎热国家的好（更少患地方病，因此可以把人均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体育运动而不是医疗保健）。也许这其中还蕴含着一种文化效应，反正我欢迎大家和我讨论。 最后，东道主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过去，每届夏季奥运会的东道主国家平均比以往多拿25块奖牌。2004年的希腊表现没有如此强劲，但我相信今年的这次中国肯定会的，这就类似职业联赛中的“主场优势”。这可能归功于主场观众的造势，或者东道主运动员更熟悉比赛场地的环境，或者他们比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更少路途奔波。 如果拿这５个变量来分析这次的北京奥运会，我预测突尼斯会获得5枚奖牌，包括2枚金牌，这是由这个国家的相对财富、干燥程度和政治体制决定的。而在4年前的雅典奥运会，突尼斯颗粒无收。巴基斯坦在雅典也一无所获，但我预测这次它将赢得7枚奖牌，其中包含3枚金牌。 《新民周刊》：对于这次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表现，您给的预测是奖牌总数第三，金牌数第一。您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约翰逊：自2000年以来，对中国的准确预测愈加困难。我无法得到所需要的数据，因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不断给世界惊喜，每一届都能赢得更多的奥运奖牌。我4年前预测中国在雅典奥运会获得39枚奖牌，其中包括15枚金牌。结果中国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最终赢得包括32枚金牌在内的63枚奖牌。 也许中国在体育管理技巧方面有什么“锦囊妙计”其他国家无法掌握？也许中国比一般国家有更好的体育支持或体育人才？也许是中国庞大的人口提供了巨大优势？但为什么印度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体育大国呢？我目前无法对中国的体育实力做出全面评价。 《新民周刊》：您之前有预测基本失误的时候吗？这是否会影响你观看奥运比赛的心情？ 约翰逊：的确，一些根据我的经济模型预测应该获得15枚奖牌的国家，结果却赢得了20枚；或者按照预测情况来看一枚奖牌都得不到的国家，最终却赢得了5枚奖牌。 我喜欢看奥运比赛，不仅是要验证预测是否准确，也希望我们错了。因为我喜欢有惊喜，否则就没意思了。大家都希望在赛场上看到某国运动技术的优势，或者运动员的出奇能力。这才是奥运会的趣味所在，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