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刊记者 齐介仑
随着华尔街风暴负面影响的日趋深入，全球经济正在面临巨大考验，而自万科王石“拐点论”发出前后即已缓慢进入下行通道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谓“屋漏偏逢连阴雨”，大量关涉地产的上市公司早已是压力重重，非但先前庞大的资产规模时下已大幅度缩水，更有资金链断裂的细微声音正在从各地间或传来，而在资本泡沫泛滥时期拿地最多的企业，此刻表现尤为突出，退地、抛地、请求救援的传闻不胫而走，以碧桂园为代表的一大批知名地产企业似乎已真正进入“生死存亡之秋”。 坏形势依旧在持续，企业还能绷多久？这实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当大多数开发商捉襟见肘、焦灼万分并奔走呼号之时，已坐拥今典花园、今日家园、苹果社区、今日美术馆等诸多项目的京城地产名人张宝全，尽管公司上市进程在目前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的状态之下面临尴尬抉择，此刻却难能可贵地具备闲情逸致，他说，最近自己正在潜心绘制一本钢笔连环画，而且一本册子已经画完了大半。 从身份卑微的小木匠到上山下乡时期的农民，从征兵入伍做炮兵到老山前线担当战地记者，从电影导演到下海经商以至最终打入地产一线，再从地产领域分出精力进入数字电影并担当EVD联盟秘书长、北京工商联副主席，从镇江到南京，从南京到深圳，从深圳到海南，从海南到北京，张宝全的经历更接近一个现实版“许三多”的奋斗故事，而且更曲折，更惊险，更贴近真实的生活，而这种螺旋式爬升的路径，体现的恰是倔强向上、鼓舞人心的生命力。 1957年生于江苏镇江的张宝全其实并无显赫的家族背景，而且兄妹六人的家庭并未给他带来优裕的童年生活，相反，贫困才是真实的状态，但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学的着迷，对绘画、艺术始终如一的酷爱则给他带来了内心满足和更多可供选择的机会。客观说来，自1992年下海经商直至走到如今可与潘石屹、冯仑、任志强等地产大亨比肩的资本实力及商业操作水准，则多与张宝全自身的努力及其对机遇、对时局的准确把握密切相关。虽然，媒体更愿意相信张宝全是因为“讨了一个好老婆”，而且这个“军区首长女儿”对他商业逻辑的延展真正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这一点，张宝全似乎也并不避讳，他谦逊地承认了这一点。 与潘石屹、冯仑、易小迪等地产领袖类似，张宝全的第一桶金离不开宝岛海南这片曾经的资本蛮荒之地，而正因海南的独特地理区位及当地政府优厚的倾斜政策，此地一度成为淘金者的乐园，其轨迹基本等同于王石及深圳，此中细节正如张宝全表露的那样：“一出飞机就听到一片打桩的声音，机器咣当咣当地响，黄土都裸露着，我本能地感觉到，这里有我的机会。” 皮包公司，粮食买卖，大宗商品进出口，内洋、外洋大规模海运……不论是否与“原罪”挂上干系，张宝全等人恰是在海南以常人难以置信的高速度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张宝全说，只有半年时间。 好像有些不务正业，自称“目前银行没有一分钱贷款”的张宝全最近几年则更多地以蒙太奇数字电影和EVD推进者的身份进入媒体报道范围。问题是，公众想象里这个一定是满身铜臭气而且文化水平注定不高的地产大鳄何以搞起了IT技术，他玩得转吗？开口闭口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搞出一个用以赚钱的今日美术馆、苹果社区、二十二院街画廊还不算完，居然不惮背负骂名敢于将自己的书法及绘画作品拿出来示人，甚至公开挂到网上，真是他画的吗，是附庸风雅，是炒作，还是果真身怀绝技？性情含蓄却文人气十足的张宝全蜷缩在沙发里，静静地、笑呵呵地对本刊记者说：“其实，这才是我的专业。” 在十三陵水库旁边，在两山环抱的谷地，水草风貌，马奔鸟鸣，可谓风水极佳，张宝全在这里修造了一处专属于自己及家人的豪华私人会所，面积超过350亩，名为“柿子林”，人称“中国第一会所”。在这里，可以看到慈禧年间留存下来的上千株柿子树，有自蒙古运来的“一家三口”纯种马，有张夫人王秋杨用以去往各地探险的座驾，一辆悍马、两辆牧马人、一辆路虎、一辆保时捷、一辆911、一辆丰田。会所为中国顶级建筑师王晖设计，别墅现代夸张，会所大到必须以电瓶车代步。张宝全表示，柿子林是他与朋友聚会交流的场所，公司的某些会议也会在这里举行，而他的多数绘画作品完成于此。不过，张宝全夫妇及其家人其实并不经常出现在会所，在他的家中，张宝全有专门的独立画室以方便即兴创作。 从当初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到现在的大富大贵、名动一时且动辄以金钱铺路赢取快乐，这是一个怎样的传奇经历，这又是一个怎样的地产商人和财富拥有者？与张宝全的对话，如与朋友喝下午茶，看似漫无边际的发言，却又自然天成、紧密相关，他似乎总是并不急于回答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反而绕过问题去陈述大量的事实用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优柔地，安静地，不紧不慢地，这或许便是张宝全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不张扬，不做作，如太极，如八卦，四两拨千斤，却又立场鲜明。在其跳跃的话语背后，有刻意的回避，有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有不经意的美化，也有回忆动情处的挥洒自如、滔滔不绝，而倾听者则需要付出耐心。 做木匠和种棉花 兄妹六人里，张宝全排行老四，当下除“老大”依旧在北京打拼外，其余几个兄妹尽管都曾有过在北京创业的经历，但后来均感觉氛围并不适应，于是纷纷再度回到江苏镇江，而张宝全之所以做过两三年木匠，而且“直到如今技术也不差”，受到的直接影响来自大哥。“我是在镇江第八中学上的高中，在高中还没毕业就已经给老大 ‘打下手了’，他们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就给人家打家具去，那时我经常给刨个料啊，锯个料啊，学着做，等高中一毕业，就正儿八经出来干了。” 早在解放前，张宝全父辈即在长江里做船务，后来公私合营浪潮来临，诸多相关同业者在政府主持之下成立江苏省航运公司，而之前做船长的张宝全父亲便顺理成章进入该单位成为国有企业工人，而张宝全兄妹均出生于江苏省航运公司宿舍，但因孩子太多，同样的家庭收入，他们家过得颇为贫苦。“我们家在那个航运宿舍里面算是比较困难的，在六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二层楼房，就像筒子楼一样的，航运中心一共是三栋楼房，等于是家属院，大家基本收入都差不多，所以具体过得怎么样，完全看家里小孩的多少，人家一般都是两个、三个，还有的甚至是一个，四个的都不多，但我们家是六个，我们小时候就像放牛放羊一样，粗粗拉拉地就长大了。看现在的这些孩子太幸福、活得太精细了。” 张宝全认为，直到如今，当一个人静下心来，自己最为认同的，其实是“小木匠”的身份，虽然清苦，但很真实，而在做木匠的这两三年时间里，他曾被迫下乡到郊区种棉花，只是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我觉得当木匠也是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当时我们上山下乡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如果是独生子女，就可以不下乡，如果是两个子女，要下去一个，但我们家是兄妹六个。我们老大下放到新疆了，所以老二就分配了。本来如果老三下去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分配，但从家里的角度来说，尽量能留的就留下，所以我们家老二老三就分配工作了。那么，很显然，我是老四，那肯定是要下去的。” 张宝全并不谦虚地说，自己头脑聪明，从小学习优异，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到了中学也是如此，除了英语不灵光，基本各个科目都是前茅。 关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本刊记者存有疑问，张宝全对此解释说，当时他几乎属于最后一批，是1976年初，而他下乡所干的活计是种棉花，但因老家和郊区较近，回家倒也方便。“大队把一个仓库清整了一下，把里面的粪桶、簸箕、锄头拿出来，里面打扫干净，放上一张床，一张破桌子，就成了我的宿舍。”
“那时候干活都是打赤膊，以前在室内干活不明显，后来在室外不行了，到了晚上一睡觉，背后的皮全掉了，我趴在那里不能动。当干到不足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很茫然，觉得种棉花实在没什么希望，家里也希望我再出来做木匠。” 张宝全认为，自己对绘画和文艺的热爱源于“文革”时期独特的童年生活，而自己在此层面的基本功就是在这个阶段打下并在中学美术组成熟起来的，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绘画本领，对于他日后从事木匠以及电影、文艺创作影响至深。 “其实仔细想想，当时干的事情，和现在干的，也没什么不同。那时候当个建筑队代班，和现在当个公司的头是一样的，只是在各方面操心更多而已。”张宝全说。 炮兵与导演 1977年，20岁的张宝全应征入伍，成为南京军区一名炮兵。 张宝全说，在部队，他非常刻苦努力，并通过他的绘画和文学才能，获得了更多被选拔和晋升职位的机会，并在不久后顺利进入军区电影组，给部队官兵放电影，修理无线电设备。“新兵连嘉奖结束，我是我们连受到嘉奖最多的一个人。第一年部队评‘学雷锋标兵’，也是我。” “部队做幻灯调研，我们是一路杀过去，从师第一名，到军第一名，到省军区第一名，到片军区第一名，一直到南京军区第一名，因为我的绘画才能。” 在12年的部队生活中，张宝全最为自豪的则是，“在越南老山前线打了两年仗，我是我们部队里唯一一个没有打死敌人而立了二等功的人。” 张宝全解释说，因为上前线以后，一线的记者，必须是部队自己的，而他则是部队战地一线记者之一，“军报记者只能上二线，地方记者只能到三线，所以打完仗以后，新华社的很多通电，都是我们在前方写好后，传到后方去的。”“我后来出的三本书，有半本多，都是那时候写的。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跑一线阵地最多的人是我，身上背着三洋4500的大录音机，去战地采访，太阳一晒，很蒸，就像洗桑拿一样，枪林弹雨，随时有牺牲的危险。”张宝全说，“一年时间，我搞了三百多篇文章。” 张宝全说，其实，当初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专业作家，而相对于绘画和文艺，他对文学的推崇则是第一位的，但最终张宝全未能进入部队创作室，没有成为军旅作家。 1987年，因南京军区拍摄相关剧集的需要，张宝全以编导身份被借调到南京，而此次借调使得张宝全与在该剧组担任场记的王秋杨相识，此人也即张宝全的现任夫人，而王秋杨的父亲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而生于福建的王秋杨在年龄上则小过张宝全10岁。通过该剧集的拍摄，张宝全认定，“原来影视是导演的艺术，而不是编剧的艺术。” 一年后，因进入浙江电视台的尝试受阻，张宝全于是在镇江老兵、当时镇江电台台长引荐之下进入镇江电视台，但仅仅一个月的工作之后，张宝全就感觉到，镇江的氛围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他需要跳出来去专业地研究影视艺术，而在此间，张宝全与王秋杨的书信联络未有停止，只是双方的感情为女方家长断然拒绝。同年，张宝全以停薪留职的形式从镇江到北京并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 张宝全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师从著名导演谢飞，而且似乎早有“预谋”，当时的王秋杨恰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新闻，二人的交流借此骤然升温。毕业后，张宝全力图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但因拍摄某电影，张与八一厂交恶，本来决定投资拍摄的电影被临时改为拍盒带，加之随后的影片的拍摄再度遭遇政府作风，感觉理想破灭的他，愤然决定下海。 谈到王秋杨及与八一厂的合作，张宝全说：“我们是1986年认识，1991年才结婚，1991年我是按照随军家属性质调进北京，那时候想进八一厂，结果还没进成就把人得罪了。走投无路，只好下海。” 海运及地产 1992年初，张宝全带着两口子加起来仅有的几千块钱去了深圳，生活清苦，每日基本以方便面充饥，求助朋友未获得响应，最终并未在深圳发现机会。后来“因为帮助一个朋友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偶然去了海南，而此一去显然意味深长。在海南，张宝全经历丰富，操作手腕日渐老辣，非但成功与工商银行在资本层面实现了合作，更依靠当初合作伙伴的“丢盔弃甲”、“卷钱走人”而“意外”捞到一个空壳公司，自此，地产、海运、贸易，张宝全轻松掘得第一桶金。“在海南捞到的第一桶金是海运。地产这一块，只是没赔，挣了点小钱。那时候大活不敢接，从各方面不敢太放开，还是没这个胆量。” 到海南半年后，本地房地产市场整体崩盘，一批企业泥足深陷，而此刻的张宝全已经开始将公司业务向北京悄然倾斜，船务路径基本从山东跑到福建，把北方大宗的粮食拉到南方，而海南则仅仅为公司注册地和纳税经营归属。 “当时海南一般的海运公司，只能跑内陆内洋，不能跑外洋，而我的公司是内洋外洋都能跑。当时为什么做地产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刚开放，大家都没做过，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地产又是‘小公司可以做大公司事情’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重点还是放在地产上，只是后来我们将地产从海南向北京撤离，而大宗进出口贸易依旧在不断进行。” 进入北京后，张宝全凭借独特背景果断承接“危房改造”项目，并从该项目运作中迅速回笼资金，“为什么前期我要做危房改造呢？如果你买一块地，要100%的资金注入，而危房改造是什么政策呢？你只要把前期的规划做出来，把居民安置计划做好，而你又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批准，前期不用花太多资金，只是拆迁的时间进度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拆迁完毕，我就可以开工，只要一开工，我就可以申请销售许可证，就可以卖房了。” “当时来讲，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危房改造上比我们更专业，北京搞拆迁或者搞施工，没人比我更快，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真正厉害的，是拆迁。”张宝全认为，相对而言，危房改造完全是靠辛苦挣钱，现在他再不会碰了。“那时候没有太多钱，等我做完今日家园后，我就坚决不再做危房改造小区了，现在是见了绕着走。就像苹果派，我一下子买你一个厂，干脆利索，所以，有钱就做有钱的生意，没钱就做没钱的生意。” “像我们这些人，能做成这个样子，其实还是机遇，其他的都不特别关键，只是说，这个时代让我们赶上了。” 谈及财富观及对生命的思索，张宝全认为：“究竟工作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财富，或者生活为了工作？是财富为了自由，还是自由为了财富？我最终认为，我们是要创造一种生活，不论私人生活，还是企业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归根到底是对人本身的有意义，对社会的有意义。当然，挣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