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地股市伴随着庄家盛行、派系林立等中国式的成长，如今以QFII、QDII等方式与世界融合。虽然还很躁动，但毕竟已承载起投资功能
作者：蔡庆涛
1987年，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自由主义经济倡导者弗里德曼到深圳考察时，对后来的深交所第一任总经理王健说，股市是魔鬼，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就收不回去了。 他没有说错。从内地股市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争议。来到股市的形形色色人物，有普普通通的投资者，也有恶意操纵市场的庄家。二十年后的今天，股市已经与国人的生活唇齿相依。有人赞美她，新股上市成了一条亿万富翁生产线；也有人诅咒她，她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吸吮着二级市场中小投资者的血汗。 股市是人类本性堕落的大阴沟，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遵守制度的市场氛围，股市将吞噬掉人的一切良知。像全球无数政府精英一样，国内监管层官员也在绞尽脑汁，试图寻找到一条区分好人与恶棍的界限。 随着股市的涨涨落落，投资者的运命就像冬麦一样起起伏伏。既然来到这个市场，绝大多数人都做好了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准备，愿赌服输。但流氓和恶棍混杂其中，他们凭借资金和信息的优势，更有甚者，与上市公司合谋，欺诈和鱼肉中小投资者。但没有人会把恶棍的标签贴在脸上。与他们作斗争，“公正、公开和公平” 之路便显得异常崎岖。 庄家的倒掉 内地股市发展史上，“庄家”盛极一时。一直到现在，各大城市图书市场的财经书架上，“猎庄”的题材还在热卖，“无股不庄”、“无庄不起浪”等股谚仍牢牢印在股民的脑海里。 上交所刚刚成立的时候，股民每天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尉文渊突发奇想，包下上海一家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文化广场，作为临时的交易场所。文化广场是一个露天大棚，股民席地而坐，广场每隔5分钟播报一次股票行情，委托点接受单子后，马上通过电话传入上交所处置。在办了文化广场之后，尉文渊又发明出“大户室”制度，那些有钱的人可以交一笔钱进入一些封闭的、有专线电话、能坐能睡能喝茶的“大户室”。这里的股票行情是即时通报的，买卖更是有优先权，比文化广场几分钟才报一次行情当然要优越得多。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把股民在制度上分成了散户和大户——后来又有了“庄家”，成为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游戏场。 由于缺乏有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早期的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故事会”，“庄风”一刮就是十几年。 上交所1990年12月19日成立，深交所1991年7月3日开始营业，随后的几年里，内地股市出现了第一拨“庄家”，他们多是从在股市上发了财的大户。联手运作和对倒拉抬等鱼肉中小股民的技俩，对这些鼹鼠来说，是无师自通的。1993年开始的一轮熊市，将这些个人大户淘汰出局。 信托公司曾红极一时。这个原定位于招商引资的金融机构，在股市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由于证券公司和后来叱咤风云的民间超级机构还没有成长起来，携资金之利的信托公司成为资本市场上的大玩家。老鼠仓和内部人控制（指公司管理层无视资金委托人，利用后者的资金为自己谋利益），再加上无节制的投资，最终造成巨额亏损和资金链断裂，遂被政府重组整顿。 继信托之后，券商走上历史舞台。他们通过委托理财和国债回购融来大量资金，甚至直接挪用客户保证金，购买了所选定股票的绝大部分流通股。由于内部人控制导致资金被挪用、转移，出现大量的老鼠仓，另外也无法达到给客户承诺的6%～8%、甚至更高的投资回报，拆东墙补西墙的游戏持续了数年，在2000年以后集中爆发，以南方证券、闽发证券等强庄被托管为标志，券商退出历史舞台。 历史积淀不深的内地股市整体上还处于蛮荒时代，这个市场上的大玩家从来不缺乏像牟其中（南德集团前主席，一度被称为中国“首富”，因犯信用证诈骗罪，又被骂为中国“首骗”）那样的豪迈和想象力。世纪之交的时候，中科系、明天系、涌金系、凯迪系、托普系和德隆系等派系林立，成为市场上的超级玩家。他们或者受让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或者事先在二级市场建完底仓，打着高科技和产业链整合的概念，对上市公司进行真假重组。为了维持高高在上的股价，必须融来更多的钱，拆墙游戏只要开始，就没有停止的时候，直到整栋墙倒掉。 “庄家”无疑是内地股市年轻面庞上的粉刺和疥癣，直到今天，内幕消息、联合买入、对倒拉抬等坐庄手法还是屡见不鲜。乃至于投资者一见，头脑一激灵，就出现了“超级强庄”的死魂灵。殊不知，在管理层系统治市之后，“庄风”的劲道已经日渐衰竭了。 将恶棍赶出场 2008年4月末，涌金系控制人魏东之死被称为“资本市场派系流尽的最后一滴血”，从此“江湖再没有大佬”。魏东自杀固然是因为监管层开始调查其在股权收购方面的违法行为，更是因为时移事异过往屡试不爽的招数渐渐失效之后，在掌舵涌金系这条大船上力所不逮而产生解脱之意。 内地资本市场的一大痼疾是流通股和国家股、社会法人股等非流通股割裂，这在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魏东长袖善舞，最得意之举无疑是对九芝堂、千金药业和浦发银行等非流通股的收购。非流通相较于流通市价，甚至不及后者的1/10，因此，这个套利空间一直存在。内地资本市场上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都动过社会法人股和职工股的念头。魏东还是股权分置改革的得利者，而德隆系、托普系和中科系等派系却没有熬到非流通股出笼的那一天，就轰然倒地。 民谚云：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相对于股民只能在二级市场刨食，担负着无以抗拒的系统风险来说，那些参与上市公司重组增发和配股的坐庄者，享受的是一级市场的无风险批发利润，而伴随其中的就是内幕消息和利益寻租。 股权分置改革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同股不同价的问题，彻底堵住了这个套利空间。但这意味着像魏东这样抢在改革前大肆收敛非流通股的大佬以洗白的机会。即使是轰然倒地的德隆，其追随者也从剩下的边角料中获利甚多。这也是为了制度完善，社会公众投资者不得不被动做出的牺牲吧。 德隆倒台后，唐万新没有能力支付下属工资，就给了追随者数目不等的股票，这些股票都是坐庄得来的。当时的凄风苦雨最终变成了迟来的幸福，在接下来的大牛市里，德隆的追随者们赚得盆盈钵满。而金信信托持有的博时证券的股权，招商证券以超过130元/股的天价接手，差不多是德隆窟窿的全部。 有前德隆人士对笔者表示，德隆不清算也能挺过来，唐万新当时做得还不够大。但问题是，市场没有信心，股民不跟你玩，德隆如何能够挺得住？铲平废墟盖高楼，不破不立，这是先有因后有果的问题。国内股市虽然不是一个公平的市场，但也无碍于履行其对投机者、犯错者和“恶庄”施以惩戒的职责。 曾经在资本市场不可一世的南方证券，因坐庄哈药集团、哈飞股份并投资挥霍无度，酿成超过200亿元的窟窿。监管层还曾有意让美国高盛集团接手，以发给其一张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业务牌照为诱饵，但后者没有上钩，而是建立起合资券商高盛高华。南方证券被迫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 除了市场规则起作用之外，监管层资本市场制度性建设的工作也一直在有序展开。《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为规范资本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在前总理朱钼基任上，有“铁娘子”之称的史美伦荣任证监会副主席，她在内地股市借鉴香港联交所的监管体系，加大对内幕交易的惩处力度。 同时，为克服新兴市场波动大、参与主体不成熟的痼疾，监管层一直在引进机构投资者进入股市。除了共同基金、保险资金、社会基金入场外，国内股市也对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开闸。 有意思的是，QFII一直以救世主的面貌示人。一定程度上，无论是监管层还是国内的机构投资者，都不待见国外的投资者。每每股市持续阴跌的时候，监管层放行新的QFII就为股市引来了新的资金来源，国内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看到国外同行加仓，也会增加信心跟随买入。所以，QFII虽然资金规模有限，但有时却能引导市场的风向。 价值投资与投机 QFII在内地股市的第一单由瑞银证券下出。2004年1月，在A股最惨淡的气候里，瑞银证券下单买进宝钢、外运发展、上港集箱和中兴通讯四只股票。这四只股票在后来的大牛市里，让瑞银赚得盆盈钵满，从此QFII价值投资的理念在国内蔚为风潮。 股市这个潘朵拉盒子带来的不仅是苦难和泪水，还有熠熠生辉的财富。在2006年、2007年的大牛市里，价值投资成了牛市加速器。当股市赚钱效应出现之后，全国上下陷入狂热状态。居民们纷纷把银行存款搬出，投机者更是从银行套出资金，为数众多的公司也参与了股市投机。越来越多的钱交给了基金。于是，在过往的岁月里，因为盘子大而受到大资金青睐的大蓝筹公司成为市场的宠儿，股价翻番再翻番迭创新高。 市场炽热乃至疯狂。股民高唱“死了都不卖”，坚持长期投资，把股票“留给女儿当嫁妆”；言必谈股神巴菲特。这个美国老头可能不会想到，他在中国是下至黄口小儿、上至耄耋老人的追随者。券商分析师和新闻舆论更是疯癫，以大国崛起和“漂亮50”（nifty fifty，指美国股市成长期一直迭创新高的50家大市值公司，包括微软、IBM、英特尔、宝洁、施乐、麦当劳、可口可乐、美国运通等国际巨头）的无可辩驳的“真理”告诫中国股市引来了黄金十年，大牛市刚刚开始。 当坐了过山车、账面财富灰飞烟灭还亏损累累时，股民们终于沮丧地发现：即使是漂亮50这样的大美女，也不该倾家荡产去拥有她。价值投机过了头，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投机。 在内地股市发展史上，历来就存在着价值投资和题材投机的路线之争，二者此消彼长呈犬牙交错之势。 价值投资第一次被广大股民广为接受，来源于四川长虹和深发展的现身说法。在刚开始的几年里，题材炒作一直是市场的焦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肯定了股市的作用，资本市场闻风而动，掀起了一轮大牛市。因过度透支掉头向下，在最谷底时，四川长虹和深发展等绩优股的比价优势凸现，遂展开价值炒作。 国内股市的题材炒作以1999年的5.19行情为最，彼时沾IT则灵，亿安科技和清华紫光成为第一批百元股；而价值炒作则以2007年的“漂亮50”为最，中国船舶上摸300元，一时间贵州茅台、山东黄金、石基信息和天马股份等百元股乱花纷呈迷人眼。 无论市场制度性建设，还是股市自身对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内地股市也逐步与全球发达资本市场接轨。她越来越从为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向股民要钱的集资型市场，向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健全市场转化。 二十年后的今天，内地股市终于成长为一个躯体日益强壮的青年，同时心智也逐步健全。虽然他依然躁动，也偶有不诚实和暴戾之举，但已经可以承载起投资的功能。 王波明、高西庆 内地证券市场的设计者 王波明和高西庆曾商量，股市干不成，两个人一个去东边修自行车，一个去西边卖包子。 1988年回国之前，王波明就自发组织过“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研究会”进行相关活动。 1988年9月8日，“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主要探讨如何建立中国的资本市场。王波明参加了这个会。
会后，由王波明与高西庆牵头，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后来简称“白皮书”)。主要内容包括了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以及可行性报告、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和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等于设计了一个关于中国证券业结构的整体框架。“白皮书”的很多原则借鉴了国外的经验，而关于资本市场结构的设想，现在基本上都实现了。 1989年1月15日，王波明与高西庆等在北京饭店召集了一些大信托投资公司、产业公司的“老板”开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的早期筹备工作。最后，与会者确定，每家公司各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并成立一个民间机构来推动证券市场的建立。这就是“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这在当年被业界称作“ 北京华尔街会议”。 198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筹办。王波明与高西庆等在帮助上海、深圳筹建交易所的空余时间里，以美国NASDAQ计算机联网交易为蓝本设计建立了 “STAQ”(中国证券自动报价系统)。该系统于1990年11月实现了国内6个城市18家公司通信联网。 当时，内地所谓证券交易主要是债券交易，该系统的建立被海外舆论评价为“具有革命性的变革”。但因为国债回购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该系统后被政府部门关闭。 证券界人士在评价高西庆和王波明时说，“他们都属于在推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积极尝试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