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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无疑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焦点。无论是从十八大报告，还是李克强总理在多个场合的讲话，都表明了新型城镇化决不是新一轮的大搞投资建设的城镇化。和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将有三大差异转型：一是新型城镇化将从原有城市规模的扩张转型为城市质量的提升；二是从以土地城镇化为主转向以人的城镇化为主，三是从以大城市发展为主导，转向以大带小的城市群发展。 关于发展城市群的思路，可以从近期舆论热议的城镇化规划中看到许多迹象。早在今年1月，就有传言说《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将在两会后推出，其中一个战略原则就是以城市群发展为主导，要“在东部地区，优化提升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逐步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在中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的地区，培育壮大若干城市群”。发改委官员也在两会访谈中声称，城镇化发展规划的编制思路，将“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完善体制机制为保障”，城市群的发展同样放在重要位置。 无独有偶，今年两会上重庆代表团提交了“关于将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的建议”。在笔者看来，成渝城市群的发展概念，是在新型城镇化框架下，对长久以来举步维艰的“成渝经济区”概念的巧妙深化。 成渝城市群由成渝两个超大城市、3个大城市、26个中等城市、34个小城市和一些小城镇组成，但成渝两个核心城市缺乏合理的城镇空间分布体系。成渝城市群主要沿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干线形成条状城市带分布，同时区域内极化效应很明显，造成腹地中小城市发展滞后，致使承接重庆、成都两大极点的川中地区缺乏有规模、有实力的次区域中心城市，成为大面积的城市经济发展洼地。 城市体系的断层状态，使成渝两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缺乏良好的传递疏导，导致成都、重庆超负荷运行，中、小城市的合理建设与发展受到阻碍，不能有效地发挥城市体系的整体效益和社会效益。 因此，就城市化而言，成渝经济区规划的战略意义，就是对中间地带的二级城市发展探索路径。新近提出的成渝城市群则扩大了原有经济区的城市范围，包括重庆全域和四川的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眉山、资阳、内江、宜宾、泸州、自贡等11个城市。 不过，与所有的区域规划类似，区域范围从来不是关键问题，重要的是两地能否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协同合作。 成渝经济区规划自推出以来，一直在磕磕绊绊，进展缓慢。可以明显看到，成渝城市群特点为双核独大、贫富不均，城市体系断层明显，缺乏中等规模城市的衔接配套。核心城市对于周边城市资源的吸纳远大于二者的互补，造成资源、资本、人才、政策向两个核心城市过于集中，吸纳了周边城市的发展空间，致使成渝两地的中等城市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形成了经济上的“塌陷地带”。 既然如此，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就应该是将资源从成渝双核中转移，转向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但是，从成渝一贯的区域政策来看，情况并非如此。2010年重庆市率先将“两江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求圈地引资。而成都也不甘落后，积极申报“天府新区”为国家战略以应对“两江新区”。这两个规划分别以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为核心发展产业，对2011年推出的成渝经济区规划的落实造成重大影响。 两江新区规划和天府新区规划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都执着于产业的发展，致力于打造产业重庆和产业成都；二是都依托于重庆和成都两大核心城市，资本、人才、政策不可避免地再度向两大城市聚集，双核独大的局面也不会改善，只会加大成都、重庆与周边城市的贫富差距；三是都想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西部经济的领头羊。 成渝两地对天府新区和两江新城的重视程度明显优于成渝经济区。这种情况直到今年两会前后才有所改变。首先是今年2月四川宣布将启动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以扭转省内其他地市州与成都日益扩大的差距；接着就是重庆代表团的成渝城市群的建议。这两个动向对于成渝城市群的建设无疑是好消息。 未来成渝城市群建设面临的问题还是实施效果。成渝城市群涉及的地理范围较大、人口较多，特别是中间地带的发展涉及许多地区利益分配等问题，主导权的确定、土地管理、利益分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与对接、资源开发利用、社会发展对接等都可能削弱城市之间的协作效果。这些难点使得跨省区域的城市合作，有别于单个省区内的城市合作，不仅实施效果可能会低于预期，并且规划落实需要更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