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分水岭，以前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已经不能持续，在潜在经济增长率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逐渐下降之际，中国经济未来应该选择何种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经济增长下滑不是风险，违背经济规律的增长才是真正的风险，通过制度的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就能找到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正确途径。 重塑“自由迁徙” 因为有了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务。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由迁徙”一词广受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为人们自由迁移、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你怎么看这种提法？ 蔡昉：人口自由迁徙是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口的迁徙自由随着改革的每一步都在扩大。从禁止农民离土离乡到现在中国有2.5亿农民工，离开本乡镇的是1.6亿人，这个过程就是逐步提高人口迁徙自由的过程。但是因为有了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享受不到基本公共服务，这才是为什么各界对“自由迁徙”的提法广泛关注的原因。这次自由迁徙的提法是和十八大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十八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同时提到了城镇常住人口基本服务的全覆盖，所谓城镇常住人口的含义就是在城镇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人，而1.6亿农民工的定义就是居住在城市六个月以上的人，这就意味着实现了突破，如果这步做到了，那就是人口可以自由迁徙了，这也是改革的必然结果。 珍惜“未来人口红利” 中国有上千万流动儿童，几千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人口红利。 《中国经营报》：如果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到城市，会不会造成类似国外已经出现的“大城市病”？
蔡昉：对城市过度膨胀，我们应该比较全面地看。像北京遇到的城市病，比如雾霾、堵车等等，其实和农民工进城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集中到绿色城市，城市建设本身，而不是更多地关注城市人多人少的问题。同时，人口的自由迁徙在不同的城市可以有不同的步骤，可以有各自的时间表，包括地方政府学会成熟地治理城市也需要时间，但是虽然步骤不同，目的却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缩小人与人之间因为制度不合理所形成的差距。 《中国经营报》：现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包括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 蔡昉：我认为，相比于其他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措施，义务教育应该放在首位。因为中国有上千万流动儿童，几千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是我们未来的人口红利，但是因为没有城市户籍，因为没有市民化，现在不能完成义务教育而辍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未来这部分的劳动力将更加不能完成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所以这个时期要把优先序放在解决农民工孩子的义务教育上。我认为高中教育都应该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决策层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这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如果未来产业结构调整调不上去，而低端的比较优势也在逐步丧失，就会出现产业结构的真空，同时也会在未来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代价是没法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学者胡鞍钢曾经写过文章指出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最大公共福利产品，我想这就是一个好的例子。 “接受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第一要接受，第二要努力找到所有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途径。 《中国经营报》：你曾经预测，“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会减为6.08%，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下滑的趋势，未来中国会不会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蔡昉：这个时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可能性就在于政府不接受这个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很多人认为可以用政府的力量来超越潜在的增长率，可以用产业政策，比如加大投资规模，把区域发展政策变成投资的一个引擎，甚至把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化等等来拉动经济增长。这在国际上已经有过案例，比如日本在经济增长减慢以后，就全盘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各种凯恩斯的版本都在日本进行尝试，导致了很多错误的措施、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政府造就了很多僵尸企业。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政府的力量比日本还强大，因此，用错政策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本身不是危险，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它，作出了违背经济规律的抉择，这才形成了真正的风险。日本到现在就一直走在这种道路上，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就是这种思维。 所以我认为，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第一要接受，第二要努力找到所有能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途径，李克强总理所谓的改革红利，即是通过改革能直接带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举一个例子，户籍制度改革就能起到这种效果。当前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比较高，但是要吸引这些劳动力工作企业就必须涨工资，但如果工资持续上涨，就会有一些企业承受不了，所以也不能变成休克疗法，让很多企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一夜之间就倒闭。而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就变成利用公共政策使农民工获得公共福利以代替涨工资，给农民工户口、公共福利待遇比给农民工涨点工资有更强的激励。这样第一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通过延长农民工的劳动年限，提高了劳动参与率，也就是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我们推算的是，2011年到2020年之间，如果每年提高劳动参与率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0.88个百分点。另外，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可以提高生产力从低到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促进生产率进步的因素，相应地也提高了潜在经济增长率。 上述的生产率我们通常讲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一个行业内，各个企业的生产率差别很大却又能共处，即高生产率的企业和低生产率的企业能共存，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可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状态中。有研究表明，如果中国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缩小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0%~50%，所以我们要通过改革消除垄断，消除企业和投资者在部门之间的制度性障碍。无论从现实的逻辑还是经济的逻辑，我们并不仅仅特指某一种所有制，而是要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都能自由地进入，我们做过测算，如果在2011—2012年中能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可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0.99个百分点，这些都是立竿见影的改革效果，也是对改革红利最好的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