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追捧者们的期望和现实的政策导向存有巨大的落差
文 | 本刊记者 潘虹秀
10月18日9时28分。这是王振滔相中的黄道吉日。这一天，永嘉县瑞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在温州永嘉县瓯北镇挂牌成立。这是温州市第二家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 20年前，时年24岁的王振滔一手创立了奥康。20年后，借道瑞丰，王振滔一脚跨进了梦寐以求的金融领域。 瓯北是永嘉经济最发达的一个镇，隔江相望的便是温州市区。除了揭牌仪式时那乡土气息十足的舞狮表演，和噼啪作响的鞭炮，你很难将这里和农村联系起来。瑞丰坐落在瓯北镇的双塔街上，毗邻的沿街店铺一个挨着一个，高楼大厦一座紧着一座。王振滔是当地的能人，同时兼任4个公司的董事长，用他的话来说，每个公司在温州都响当当。名声最响的恐怕是奥康集团。 5天前的10月13日，温州市第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在苍南县玉溪镇开业。苍南地处闽浙交界处，这里曾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现在这家小额贷款公司名叫苍南联信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信）董事长为陈开云。数个月来，无论是陈开云还是王振滔，都处于忙碌而又兴奋的状态之中。陈开云将联信当作一个全新事业，一个“难得的机会”。王振滔则私下里笑谈对未来的憧憬：“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 由央行在5个省份小范围试点了3年，今年5月份在全国范围启动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就这样被温州商人赋予了别样的梦想和雄心。 小额贷款试点的本意是引进民间资本，解决困扰政府多年的“三农”和微小企业融资难题。而在温州这个民间金融和商业活跃的城市，它又会结出怎样的果实？ 高门槛之外的怨言 5月4日，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目的是“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过去，中国的小额信贷也曾以NGO或扶贫性的方式进行过试验。4年前，中国的小额信贷开始小范围尝试引入多种所有制形式。今年试点继续扩大到全国31个省份。 由于此次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中国经济遭遇国内外挑战之时，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有人认为政府将借此收编民间金融尤其是地下钱庄，给他们一个浮出水面的途径，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 温州的民间金融资本一向很活跃，规模据估算高达6000亿元，其小额贷款试点被认为很具有示范意义。按照规定，小额贷款的利率不能超过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被看作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 “几千家企业在争16块牌照。”一位参与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牌照争夺的当地商人说。而在江西等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响应者并不多。 方培林是温州民间金融的代表性人物，他也曾经以为，“没有人去响应。风险很大啊。干嘛要合起来一起借（贷）。出了问题谁负责？”方在上世纪80年代曾创立了新中国的第一家私人钱庄和温州市第一家担保公司。他本想人之所未想，在别人没看好时，抢到政策头啖汤，从信用担保跨入放贷领域。没想到，希望完全落了空。 10月份，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方培林显得有些失落。7月份以后，浙江省和温州市陆续出台的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实施意见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这些具体的实施意见在国家政策基础上层层加码，大大抬高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门槛。 本来有关部委的试点意见，并没有对主发起人做出特别要求，只要是自然人、企业法人、社会组织均可。但是按照浙江省7月初颁布的相关实施意见，今年内，温州市只有16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名额，原则上每县（市、区）设立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在准入门槛上，浙江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主发起人要从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实力雄厚的当地民营骨干企业中选择，并对企业的净资产、资产负债率、盈利情况做了具体要求。而温州市和各县在具体实施时，又进一步抬高了主发起人的门槛，比如永嘉县就要求发起人为当地的“功勋企业”。有人认为将门槛设置为功勋企业很不妥当。“为什么温州争夺名额这么厉害？大家觉得这个是荣誉！” 浙江省和温州市各级金融办的政府官员表示，设置这些门槛是因为僧多粥少，争夺牌照的企业太多，只能靠抬高门槛择优选择。即使这样，各地民营企业还削尖脑袋往里挤。仅永嘉县，据说就曾出现上百家企业争夺一块蛋糕的惨烈局面。不少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也加入争夺者行列。如此一来，担保公司、自然人和其它社会组织几乎完全排除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之外。 这无疑让很多热心者的梦想破灭。温州市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郭志超数月前曾对媒体表示：“几乎所有的担保公司都有转制的冲动。温州市270多家担保公司人人都跃跃欲试，暗暗铆着劲。”同样曾铆足劲的还有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周德文。10月份，本刊记者再度采访周德文时，他已不再提申请小额贷款的事情了。郭志超也表示，“不是想做就能做的，要有条件。人们茶余饭后也不再谈小额贷款了。” 这些被挡在门外的担保公司和地下钱庄，“投诉”无门。中央虽也鼓励规范民间借贷，这次试点意见却并没有明确指出引导民间借贷资金流向小额贷款公司。一位已获得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大股东表示，政府相关人员已经考虑下一步是不是把地下钱庄的钱引到地面上来，让其成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小股东。 方培林将银监会的那个试点指导意见打印出来，用手指逐字逐句地指着相关条例，分析道：“矛盾就在这里。民间的金融活动，主体是自然人之间借贷，不是企业法人之间借贷。所以中央政策把自然人放在首位提出来。（浙江）省里的出发点是好的，（抬高门槛是因为）他想稳定，不要出事情。可这和民间现状不符合。初衷改变了。”方认为中央政策的初衷就是规范现有的民间金融活动。周德文则分析道中央政策规定试点由地方政府审批，并且谁审批，谁负责。地方政府怕出事，自然让他们认为更信得过的资金雄厚的企业来试点。一位温州的担保公司总经理则对政府行为表示理解：“担保公司和实力雄厚的民营骨干企业相比，自然后者更让政府放心，前者有不少‘挂担保公司之名，行集资放高利贷之实’。这自然是相关政府官员的心头之患。” 郭志超认为正规的担保公司有客户基础，信贷征信和实际的操作经营，比实业家们更具备做小额贷款公司的条件。对那些试水小额贷款的骨干企业，郭充满了担忧：“小额贷款的操作成本很高，贸然进入这个领域，风险也很高。钱并不好赚。”在这一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中，郭在信用担保上奉行谨慎再谨慎的原则。 温州市金融办则避谈业界关于把自然人和社会组织以及担保公司挡在小额贷款公司发起人之外的话题。目前，望小额贷款公司门槛兴叹的温州民间金融主体，在“转正”无门之后，正期待着央行《放贷人条例》的出台。 错位·落差 这场小额贷款牌照争夺战，成了温州各地民营企业的全方位实力的大检阅。“申请用的资料可以装满一担子。”这些材料不仅包括主发起人的，还包括所有股东。涉及的材料有企业的财务、社会荣誉、纳税等等，相关资料还必须通过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工商局审计。主发起人的家庭情况、历史背景也被公安局调查得一清二楚。为了公正起见，一些候选企业的名单还被刊登在当地报纸上，接受社会监督。对不符合条件者，公众可立即向有关部门举报。 有温州商人笑称，牌照争夺战也是政府关系比拼战。 不过，抢牌照者大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振滔坦言：“如果让我局限于小额贷款公司，对我公司来讲，意义不很大。”按照现有政策，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大多为银行基准利率的两到三倍，每年利息大约为20％。很多人认为，公司刨去经营成本，考虑相关税收和风险，基本无利可图。陈开云曾就此给联信的股东们打了预防针：“3年内别想赚钱。”这些企业看中的是进军金融领域的机会。“我们搞制造业的没有想过能办金融。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管这个机会好不好。我们要闯一闯，走一走。”陈开云说道。 王振滔同样很看好这个机会。6月份，他就同各方智囊研究中央政策。“我们做过很多尝试。领先者为什么领先？别人没想到，你想到了。”5年前，王就有进入金融领域的梦想。4年前，王发起成立了中瑞财团，试图进入金融领域，因为政策限制而历经曲折。王相信这次政策来了，“政府要给你一条路子就很好做。自己要冲出一条路就非常难。” 目前，温州市已挂牌营业的小额贷款公司仅有联信和瑞丰。他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牌照机会，强调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效应大于经济效应，强调服务“三农”和小企业。这些小额贷款公司非常期望能按照政府的要求规规矩矩地做好，以赢得信任，换来更宽松的政策。 10月21日，本刊记者前往苍南探访联信，看到前来咨询者络绎不绝，甚至一些民工也对此颇有兴趣。联信的副总经理胡英全告诉记者，开业一周放贷出去的资金已有4000余万元，有40余户接受了贷款，平均每户100万元左右。用户大多是具有当地特色的印刷业、编织业和生产蘑菇、柚子、茶叶等的农村合作社。 瑞丰总经理潘献勇则介绍了一些已经签了授信意向的客户，也是集中在具有当地特色的产业中，比如鞋业，农业则集中在旅游业。潘介绍道，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农村大多为山地，适合发展旅游业。此外还有针对新农村建设的贷款。这些贷款大多需要抵押担保，方式有村委会和当地公务员的担保，也有土地证、房产证的抵押等。 但是，一位获得牌照的小额贷款公司负责人说道：“小额贷款公司肯定没有生命力。我们现在做小额贷款公司，用官员的话来讲，重在参与，主要是着眼未来。”这家小额贷款公司看中的方向是村镇银行。根据国家的政策，小额贷款公司将来可以改造为村镇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司的“只贷不存”，村镇银行可以吸纳存款。 王振滔给自己描绘了一个比村镇银行更美好的未来，他认为村镇银行要银行控股，控股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不太好。王看到的是目前相关政策没有提到的社区零售银行。他期望将来能打破现在只能在当地经营的区域框框，在更多地方设立网点，从国有银行批发资金，然后零售，贷款给客户。“我们是脖子以上吃饭的，要多想创新的产品。”王的这种心态或许是诸多争夺小额贷款公司牌照的温州商人的典型代表。
有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认为，村镇银行只是政府给大家的一个诱惑，主要是怕没有人响应办小额贷款公司的政策。他认为，将来能借小额贷款公司这块跳板跳到村镇银行的必然是少数。至于社区零售银行，更是没影的事情。 这似乎是政策和市场对接的一个错位。中央出台政策，是期望解决“三农”的融资难题，给农村金融引进市场化竞争机制。地方政府则为调动响应者的积极性，同时又为了解决本辖区的中小企业资金困境，将中央政策延伸为服务“小企业和‘三农’”。而参与者，则进一步将此政策解读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将金融领域逐步向民营企业开放。据此，有人断言，小额贷款公司肯定要出问题。不出3年，地方政府的政策肯定要改变。 将来的政策如何改变，现在谁也无法预测。当下，对小额贷款试点最大的考验恐怕是，心怀异想的小额贷款公司能否在现有的政策下服务好“三农”？ 在联信运营了一周以后，陈开云已在私下里向本刊记者“诉苦”道：“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三农问题。按目前的政策，要我们承担这块，我们根本没能力。”他指出问题在于“两头不协调”。大部分客户的需求都是大额的，资金缺口在50万元以上。个体农户的需求则非常小，在1万-5万之间。按照现行规定，政策对小额贷款公司做了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比如，小额贷款公司70％的贷款必须是50万元以下。联信认为这个比例很难控制好。而在服务资金需求不大的个体农户的小额贷款时，联信又觉得力不从心。按当地政府的政策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人员编制最多不超过15个。陈开云认为，“人手少，精力顾不过来”，并且“个体农户通常没有抵押物。小额贷款往往风险更大，大额贷款风险反而小”。此外，他判断，苍南至少有40亿元以上的资金靠民间高利贷等满足，小额贷款公司现有的规模远远难以满足这些企业的资金需求。目前联信的注册资金上限是1亿元。温州筹建中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最多的也就2亿元。按规定它们可以从银行拆借不超过注册资本金50％的资金。据说，联信从银行拆借的资金要明年1月份才到位。 无论短期还是长期，温州小额贷款公司股东的期望和现实的政策都有巨大的落差。陈开云认为，解决之道是政策不要管得太死。“在不违背政策原则基础上，政府给我们更多空间发展。由企业自担风险，充分去发挥自己的才智，充分去尝试，去开拓出一条新路子来。而不是一开始把我们的手脚捆住。”他希望，政策应允许小额贷款公司“扩大资金规模、增加网点、增加人员、增加低息的银行拆借资金”等。王振滔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期望3个月乃至半年内就能实现增资，开展委托贷款等多种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