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间资本借贷市场并非改革的新鲜事物，是目前中国非正规融资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陈宇峰/文 作者为日本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日，浙江发生的 “万松事件”，引起社会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同时也把中国的民间资本借贷再次推向改革的风口浪尖。万松集团是家族式中小型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未能及时清偿通过民间集资向当地居民的借款，引起借贷者的极大不满，造成自身企业的“信用危机”。 资本乱象的秘密 撇下最后的结果会如何不谈，“万松事件”其实折射出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大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民间资本非正规借贷市场正在风险与效率之间艰难寻求出路等深层经济问题。
民间资本借贷市场并非改革的新鲜事物，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传统生活之中，也是目前中国非正规融资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是国家外在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与社会传统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内在经济行为交互作用的共同结果。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虽十分重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但难免挂一漏万，一些法律法规还不能得到完善，因此很难较好地规范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 同时，在市场经济气息愈益浓厚的今天，人们在可支配收入及财富上升后，有着极其强烈的投资理财动机；其动机又渗透着人格化交易的某些特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分析范畴下的理性经济人，并未能很好地实践其微观能动主体的行为“理性”。所以，民间资本借贷市场的存在和运作，显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与非理性空间。 从民间借贷资本需求角度分析，由于中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等原因，中国现存各大中型商业银行对它们的贷款业务，都心照不宣地存在着一个隐性的贷款数额限制，只有当企业贷款额达到一定规模，才能获得银行贷款。为了获得贷款，它们通常还需经历漫长的时间等待，同时接受一系列手续繁杂的审查评定程序，这大大增加了融资的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要知道，中小企业很有可能在等待中白白地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商机。 中小企业一直以来都具有管理灵活、反应迅速、创新激情强烈等优点，但因为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优势，进一步的发展受到许多因素的桎梏。尤其是内部流动资金紧缺问题，一直是悬挂在相当一部分中小型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中国目前中小企业创业板块上市时机尚未成熟，又加上近年经济过热通胀压力大的背景下，中央银行坚定地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新《劳动合同法》的推行等都使它们的融资难题雪上加霜。不知衣着单薄的中国中小企业能否顺利挺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呢？ 非法借贷的本源 从民间借贷资本的供给角度来看，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平稳持续发展，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迅速提高，个人财富也自然随之水涨船高，有了相当雄厚的资本积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具有随可支配收入上升而递减的规律。因此，中国居民边际积累倾向与绝对储蓄总额会得到快速地增加，这也符合中国当今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认为，资本有不断寻找途径使其自身得到持续增值的基本属性。个人储蓄对普通居民来说是一笔极其可观且重要的金融资本。那么，在市场化运作如此深入的今天，它必然要求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们去寻找有效的投资增值方式。而现实情况呢？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金融深化程度较低，使得一般居民很难选择满足他们收益预期的投资组合。 例如，一些人认为把闲散资金存在银行或者购买国库券和政府债券等虽然可以保障安全，却失去了大部分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居民缺乏基本的投资理财技术和决策能力，他们同时会认为证券市场莫测高深，难以把握，充满了太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在信息不对称和知识分散化的环境下，普通居民很难在正规金融市场上找到既满足其最大化收益预期，又能较好地控制其风险的金融工具和投资渠道。 由“万松事件”和其他一些类似的案例，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居民面对企业承诺的高额利率刺激时，往往会过于偏重于其中的预期收益，而忽视了由市场内部不稳定性和企业未来赢利预期波动性混合着的风险和损失。 效率为何缺失？ 回到一般情况的讨论上，从民间资本借贷市场的供求双方最终是否达成均衡来说，通过企业和居民互动，他们之间基于平等自愿进行讨价还价，一方筹到了急需的资金，另一方则满足了自己的偏好，为闲散资金寻得了满意的投资途径，从而共同创造了比较稳定的民间资本借贷市场。从这一点考虑，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对有效的市场均衡状态。 同时，在不考虑地方政府和其他相关利益集团的情况下，让民间非正规融资市场与其他正规金融信贷机构一起，对稀缺的信贷资源进行优化选择，自由竞争和自主配置，有利于深化中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和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也有利于促进普通居民的经济福利。因而，民间资本借贷市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效率”。 然而，稍加思考后，我们发现这一市场“有效”均衡其实并不容易达到。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民间融资在较短时间内满足了其资金需求，但也相对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这时，只要企业民间融资的总成本不大于其他正规融资方式所需成本，企业的融资行为还是理性和风险规避的。 民间资本需规范化 事实上，在民间资本借贷市场上，借贷双方合约的执行主要依靠一套基于人缘地缘关系的“自我强制”或者“自我实施”规则，而这种嵌入在“熟人社会网络”中的非正式规则安排，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牢靠，在理论和实践中它也不能分散整个市场系统性的风险。 对于居民个人来说，要想切实实行债权人权利，尽可能控制风险，仅有法律上承认的借贷合约或者协议是不够的，个人分散化知识和监督执行协议高昂的交易成本，都增加了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削弱了市场的理性和有效性。因此，从居民满足最小化投资风险的约束下，寻求最优化预期收益和效用的目标函数上看，民间资本借贷市场依然是一个低发育程度低效率的尚缺乏有效制度规范的市场。 其实，民间资本借贷市场的生成倒是颇有哈耶克“自发的扩展秩序论”的味道。至于它是否属于中国转型社会市场经济应有范畴及其价值判断问题，暂且不论；而类似现象能否从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中借鉴经验，也是可以商榷。我们想问的是，当亚当·斯密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失效之后，应当怎么做？经济学家们在不断地追问，并试着给出不同的解答。吴敬链先生近著《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再一次将法治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制度保障的高度来论证，确实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