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特尔，成立40年，与中国结缘23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英特尔也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想”。
记者 许浩/北京报道
1968年7月18日，3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轻人，在科技精英云集的美国硅谷成立了一家公司。当时，像这样的年轻人和这样的小公司有很多。40年后的今天，这家当初的小公司已经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企业。 它不但是计算机和通信产业的领导者，它还用科技改变了整个世界，它让计算机从实验室昂贵的奢侈品，走进了亿万大众的日常生活。
它就是英特尔公司。 作为一家全球知名企业，英特尔公司进入中国已有23个年头。英特尔在中国的业务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成长壮大。 也许是巧合，今年英特尔公司度过了它40岁的生日，中国改革开放也走过了30个年头。 这两个数字背后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一个小公司成长为行业巨人，一个贫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了经济巨人。 在中国的这23年间，英特尔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变？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了英特尔中国执行董事戈峻。戈峻以他在英特尔的十余年经历，回顾了英特尔中国的点点滴滴。 “当年两个人的办事处” 《中国经济周刊》：英特尔最初进入中国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戈峻：1985年英特尔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英特尔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比这还早6年。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为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法律依据。同年，英特尔刚刚推出8088微处理器，并首次跻身《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由于当时还看不清PC（个人电脑）及中国市场的潜力，所以直到6年后，公司才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代表处。 当时英特尔只是在北京民族饭店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办事处，职员两名，也没有任何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英特尔进入中国后，初期的发展怎么样？ 戈峻：比我更早加入公司的同事曾表示，在英特尔着陆中国的最初几年里，没有人敢低估中国这一新兴市场的澎湃潜力，但也没有人能确切地指出，如何才能将这种潜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业务动力。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90年，中国正式提出了“浦东大开发”。英特尔真正在中国投资是从1994年开始的。1994年，当时分任英特尔公司CEO（首席执行官）、COO（首席运营官）的安迪·格鲁夫先生和克瑞格·贝瑞特先生首次访华。 当年，英特尔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研发中心。而我则刚到英特尔总部做实习生。后来我想，或许是因为英特尔认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所以才引进我这个在美国学商法的中国人。 英特尔在浦东一期投入了1.98亿美元。到现在已经有三期，投入资金达到了5.39亿美金。 《中国经济周刊》：很多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发展，惯常采用“贸工技”（先卖产品、再建工厂、最后才移植创新资源）的发展模式，英特尔是否也是采取这种模式呢？ 戈峻：英特尔没有采取那种模式，我们决意深耕中国市场，就是研发、制造和营销多管齐下。其后的十多年里，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英特尔亚太区研发有限公司、英特尔中国软件中心和英特尔亚太区应用设计中心等研发机构纷纷崛起，英特尔产品（上海）有限公司、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和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等生产性企业相继奠基。 2007年，英特尔又把中国大区划为全球营销网络中的独立区域，给予它在机构、营销和人事等方面的决策权。 “与中国‘芯’心相印” 《中国经济周刊》：您是否也参与英特尔开发中国市场的过程呢？ 戈峻：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英特尔实现“中国梦想”的全过程。用“好事多磨”这个成语来形容英特尔在沪、蓉两地投资设厂的经历可谓再合适不过。 记得当初英特尔决定在上海投资兴建闪存封装和测试工厂，我也是总部派往上海的“考察队”成员之一。上海市政府和英特尔都盼望着尽快达成合作。英特尔很快在闵行区选了一块地用于建厂。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1995年底，中国决定调整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对设备和建厂材料进口开始征税。算下来，税金要比我们放弃工厂用地所蒙受的损失更高。于是留给英特尔的就只有一个选择，即舍闵行而取浦东外高桥保税区（根据当时政策，仍可以享受免税待遇）。工厂还没建起来，英特尔已账面亏损了几百万美元。现在想来，仍然让人感慨。 在为英特尔成都工厂选址的过程中，也有些值得回忆的事。与当地政府商谈项目跨时两年多，期间还遭遇了SARS危机——从香港到成都，我乘坐的飞机上只有三名以口罩遮面的乘客。谈判过程中，来自英特尔总部的一位代表病倒了。咳嗽、发烧等症状与令人谈之色变的SARS很是相像。尽管如此，成都市的几位领导还是不避风险地到医院探视他。这种诚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中国经济周刊》：从您讲述的内容看，英特尔在中国投资发展的每一步，都紧紧伴随着中国社会时代发展的脚步。 戈峻：是的，可以这么说。上海浦东大开发，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发浦东，英特尔是第一家进入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大型的生产型企业，现在还是外高桥保税区里最大的一个外商投资企业；此后，西部大开发，我们决定去西部，就到了成都；振兴东北，我们又去了大连投资。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英特尔在中国的投资状况是什么样的？ 戈峻：从1985年两个人一个小办事处，到今天，英特尔在中国投资近45亿美金，员工6000多人。除此之外，英特尔在中国还有16个办事处，四个研发中心。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英特尔除美国以外第二大市场，也是前景最广阔的一个市场。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是什么使得英特尔与中国结缘？ 戈峻：英特尔与中国的结缘是源自双向互动的引力。中国拥有广袤的市场、丰富的人才和务实的政策，这些都在不断提升英特尔作为一家深度本土化的跨国公司的归属感。另一方面，20多年来，英特尔也始终在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履行着公司对中国的长期承诺。立足中国、回报中国、助力中国，这已是全体英特尔员工的共识。英特尔，与中国息息相关、“芯”心相印。 “走出来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经济周刊》：英特尔怎么去保持创新的优势呢？这种优势是很多中国企业关注的东西，您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戈峻：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催促你要不停地去创新，如果你不创新的话，就会被竞争对手抛到后面。英特尔以前有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在IT领域里是一条真理，你不创新，你停滞在原来的位置上，很快就会觉得被别人抛弃， 三十多年前，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说过一句话，“不要沉湎于历史，走出来创造新的辉煌”。他鼓励每一个员工，过去不管是做得好的，还是失败了，不要沉湎于这些东西，走出来创造新的辉煌。正是因为他给了公司这句座右铭的鼓励，使得我们的员工确实在不断征询着创新道路，不断地向前发展，创造了今天的成就。 《中国经济周刊》：企业的创新也需要一定的政府政策的环境，现在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这种创新政策，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这种创新环境呢？ 戈峻：从“活字印刷”到“神七问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现在又把建立创新型国家作为一个国策来看待，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所以说伴随着这些举措，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今年6月，英特尔全球董事会主席贝瑞特博士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特别强调，他对中国很有信心，认为将来中国也能出google、雅虎这样的公司。 “知识产权保护不是找人算账” 《中国经济周刊》：英特尔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之一，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演变。您本人又是法律科班出身，从事过律师职业。您对中国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什么评价呢？ 戈峻：我的总体感觉是中国整个法制体系确实是非常完备了，跟世界上知识产权的一些理念也好、法律法规也好，都是非常接轨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面。企业利用知识产权来作为它的发展重点，创造知识产权作为它发展的主要核心的重视度也越来越提高，这个也是可以看得见的。 从原来的几乎是一片相对空白的状态到现在非常完善的体系，改革开放30年，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受鼓舞。如果说没有一个基本的知识产权框架和相对公正的执法体系，中国不会吸引来这么多外商投资，尤其是高新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知识产权保护是保护创新者的利益，鼓励创新，但是有人担心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会不会只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影响知识的扩散，在客观上不利于本土中小企业竞争。比如，同为美国高科技公司的微软公司，近期因为 “黑屏事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英特尔怎么看待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呢？ 戈峻：知识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个权力，作为创造者、发明者自然而然拥有这个权力，我们会高度重视它。英特尔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它的知识产权，所以没有理由说我们对知识产权不重视。 英特尔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战略是：我们不是用知识产权本身去盈利，而是要把这个知识产权植入到我们的技术里面最终演化成产品，然后通过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利益，这是我们的目标。 而有些企业可能纯粹是以它的知识产权，通过许可来获得利润的，这个不是英特尔的目的。 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理念是：第一，保证我们的投入有相应的法律保护，投入了这么多，每年都是上百亿美金的投入，应该要有保护。第二，我们的知识产权战略并不是挥舞“知识产权大棒”打击对手，英特尔不会这么做。我们是要把这个知识产权演化到我们的产品中间去，通过我们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我们的策略是保护我们自己，而不是采取出去找人来算账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