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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家茶楼里，项建标和郑卫良并排坐在沙发上，正在为一个投资项目进行激烈的辩论。 投资对象是浙江富阳的一家高科技公司。项和郑分歧的关键点在于，项认为该公司涉及的车用铝电池技术还不成熟，产业化有风险，不能投；郑则觉得技术会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成熟而达到用户可接受的水准，不需要担心，而且他能找到帮助企业开拓市场和打通渠道的资源，弥补企业的短板，因此非投不可。 这种争论大概在许多基金的管理团队内部都发生过，但亮明身份后，你会惊讶地发现，争论中执意要投的郑，其实是一名教辅类图书发行商，还开有几家羽毛球馆，跟项目所涉及的高科技毫不相干。更让人诧异的是，郑自嘲2007年之前还不知道A股为何物，更不用说风险投资了。“那时候，项总经常跟我谈风险投资、PE这些概念，我甚至会有点嫌烦。”而今，已和项建标一起成为盈动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的郑卫良，在做投资决策时，按照项略带调侃又略带不满的口吻来评价，是“有时候比我还有主见呢！”。 从小老板到草根VC 事实上，像郑卫良一样从传统行业“小老板”突然变身成风险投资家的人，在浙商中大有人在。他们不像万向的通联、盾安的如山等正规军那样，有明确而实力较强的产业背景，而是经历复杂、背景各异，甚至有做高利贷地下钱庄的，在性格、知识结构、职业素养等方面更是千差万别。可以说，这批人的出现给原本创业投资氛围就比较浓厚的浙商生态体系又增添了几分草根气。 多数草根VC都是近一两年转入这行的，因此像项建标这样做了5年的投资人在圈内已经是属于资历较深的“稀缺品”。从早期的红鼎基金到现在的盈动，项建标已经在圈内积累了一定的个人品牌和号召力。这是在投资圈里长期“厮混”努力得来的结果。“起初我是‘自学+混人脉’，为此还专门跑到北京呆了好几个月，北京的IT、互联网圈子都很熟了。”项建标说。他认为踏实做研究、投有价值有影响力的项目，与建立好的圈子都同样重要，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他力劝郑卫良去参加浙大的股权投资班。这种对圈子的热爱让项成为草根VC圈里的“推销员”和“联系人”的角色。不管你爱听不爱听，他都会执着地向你传播风险投资的各种新观念。 郑卫良对项建标的评价是“书生气”，他对项建标“混人脉”的做法颇有些不以为然，他更相信自己的商业感觉。郑卫良做教辅书生意，用8年的时间做到浙江省老大，同时还投资羽毛球馆、钱江开发区商务楼宇，期间也经历诸多沟沟坎坎。这样的经历和经验构成了郑的商业感觉，他相信把自己多年创业积累起来的这种商业感觉用在投资判断上足够了。因此，他也更多的从创业者商业感觉好坏的角度判断这个人。他认为现在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判断别人的智慧，考察和学习别人的独特知识，这件事本身就很有趣，郑觉得自己已经有“上道”的感觉了。 郑的“上道”能从他的自信和投资决策的果决感受到。虽然郑有关风险投资的专业知识大多还是靠项建标的“灌输”得来的，但他并未因此完全依赖项建标的判断。就拿他和项有意见分歧的铝电池项目来说，最后也是以他坚持以个人身份投资，并后续引进了更大的机构和杭州政府引导基金而告终。虽然他和项在事后依然各持己见，但争论的意义已经不在于投与不投，而在于他已经学会找到更有实力的钱给自己的投资上保险，据说，杭控委派了财务总监和市场总监进入被投公司管理层。至少，现在郑可以不用为这家公司的日常管理和运作牵扯太多个人精力了。 如果说郑卫良对做投资的态度是从保守逐渐走向激进，那么盈动的第三位股东巫先生可能就属于浙商中的激进潮流型了。这几年的每一波投资热他都没错过，而且进出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比如他做过服饰配件加工，做过出口贸易，也踩对了前几年楼市大行情的步点，他选择在去年把钱陆续撤出房地产，只保留了部分出口业务，“逃出来”的钱，巫先生打算拿来赶这波草根VC的“潮”，而且要全身心投入，做职业投资人。入股盈动的第一期基金，可以说是他做草根VC的第一步。 为此，巫先生还给自己制定了一套学习计划。刚刚从日本短期学习归来的他，最大的体会就是所有人都讲英文，带有明显的硅谷和美国特色，他总结联想弘毅、红杉等做得比较成功的投资机构也都有明显的美国特色，所以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而且是一个必须，这也将成为他以后的学习方向。接下来他还要出国参加另一个投资者论坛，日程安排得很紧，十一假期都不能休息。 虽然郑卫良解释自己做草根VC的动机是怕“没事干”和对这行感兴趣，但更早几年就开始做天使投资人的刘晓人的说法可能更接近大多数投身于投资领域的浙商的深层动机，至少更能说明巫先生那样卯足劲儿转型的原因：在宏观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宏观调控不断趋紧的情况下，浙江众多的民营外贸型、制造业企业生存日渐艰难，不得不寻找新的突围方向。弃实业、做投资就成了很多浙商的新选择。 从硅谷到杭州 在杭州的草根投资圈里，GP（基金经理）和股东（LP）的概念向来就分得不是很清楚，一般都是股东组成的投资委员会有决策权，而外来的LP如果不是相互非常了解和认可也轻易不会被拉进来，GP更是非常罕见，曾经有过GP的基金也不是很成功。而草根VC们互相连结的方式带有更多的地缘特点或者说本土特色。比如郑卫良和项建标就是大学校友，那时他们总在一起踢球。郑回忆说项在大学里体育是非常好的，而郑最大的体育爱好是羽毛球。其实很多朋友在还没有一起共事做投资之前，都是一起打球的，虽然从不过问各自的生意和投资之类事情，但彼此已经在这些业余活动中非常了解和熟悉。 由大学或者后来的商学院MBA班等同学关系变为企业合作伙伴的情况在投资圈子中也非常盛行。不仅有杭州本地的浙大，甚至复旦、清华、中科院等外地高校的MBA班也来杭州招生、开课，每办一期就把当地投资圈的人脉、资源整合一遍，然后就会冒出更多的基金和投资公司。 按照刘晓人的描述，通常一个MBA班50人，通过入学就成立的班委会，大家很快就会了解各自的信息和资源，在浓郁的投资氛围下，本来没有投资想法的人可能也会在课上产生投一两家别人开的公司的念头，然后就是班长带头，每人100万元，50人就是5000万元，成立一个基金。而每年这样的商学院越来越多，基金一年滚一年，可以说不计其数。 在这些来杭州、温州办班的商学院MBA班里，通常是课堂上教授讲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课堂下同学之间互相参观各自的企业，慢慢自然形成圈子或投资小团体，由同学关系而生的信任比较坚实，投完了一期效果好就继续募下一期，已经形成一股风气。 更多、更密切的交往存在于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形成的小圈子、小团体，往往也是MBA班认识的同学、朋友，外人很难进来。由于对彼此的家庭、脾气、禀性、背景都摸透了，有坚实的信任基础，然后就一起看项目做投资。因此多数本地投资人都表示：他们离不开浙江或杭州，最远到上海，如果去北京建立这样的圈子就成本太高了。项建标、刘晓人都有过混北京IT圈、投资圈的经历，但近两年他们觉得即使投了北京公司，也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照顾，干脆转战老家，深挖杭州。因此出现了投资者、创业者在杭州扎堆、扎根的现象。这倒是吻合硅谷著名风险投资机构KPCB的就近投资原则（他们投资的90%的公司都在硅谷方圆60公里以内），只不过把“硅谷”这个地名换成了“杭州”。 7000亿“闲资”的未来 浙江到底有多少民间资本？项建标同意浙江有7000亿元民资的流行说法，但他不认为这些钱是所谓的“闲资”。只要有好的机会这些钱都会选择投出去，而不会作为消费享乐的开支。甚至民间流传这样的玩笑，浙江的“二奶”不如广东的“二奶”生活水平高，虽是笑谈，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两地不同的企业家精神。 究其原因，项建标的解释是现在的这些钱还是以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第一代创业者的钱为主，这些钱是他们自己打拼得来的，既珍惜其来之不易，又有投资更高水平产业的抱负，两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他们会倾向于把钱投回到实业，而不是纯粹搞资本运作，同时在态度上又会比较谨慎、稳重，操作上也不免追求短、平、快的实用主义。 2006年刘晓人和项建标等人创立的红鼎投资基金已经有一些项目经过他们早期投资后又获得更大额的二轮融资，一般这时候所谓的草根VC们会选择部分退出以收回本金。但也会视具体情况而定，“比如第二轮融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我们就选择不退出，因为这样的项目进的机构比较有实力，金额也不小，最后的结果更有保证，即使没有IPO，今后也能以对我们来说较高的溢价并购出售。而第二轮融资金额不是很大，我们也不是非常有把握的项目，我们就倾向于全部退出。” 浙江草根VC们所投的项目一般都在一两年内得到回报，很少有像硅谷的VC投资三四年，甚至跨越两个经济周期和基金投资期长达五六年才要求回报的情况。大多数草根VC的态度是：如果冬天来了，一般能有撑过两年的资金就够用了。
这种看法或许来自对国内资本市场的认识，两年大约是国内二级市场从波峰到波谷的一个时间。项建标也反思，这也说明最近两年江浙资本的PE热、VC热和前几年的炒煤热、炒房热是类似的，起因于大家普遍感受到二级市场的赚钱效应，于是蜂拥而入，有些不是很理性。毕竟做投资，尤其是VC和天使投资，更多的是基于对产业的研究、对创业的个人或团队的智慧的判断，二级市场的经验并不管用。 项建标认为PE热其实已经进入最后的疯狂，接下来的几年风险投资行业肯定会重新洗牌。那时候，觉得不合适的会走掉，有的可能转做天使，有的可能去做PE，当然也会留下一部分人，肯定会做得更专业。也许下一个30年，这批人中就会产生中国的红杉、KPCB，而杭州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堂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