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夫《红楼梦》至奇者，在“横看成岭侧成峰”，先贤谓之“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也，每良友雅集、品茗闲坐、清谈红楼亦人生乐事矣。故网络、笔会、讲谈等处，“红”话不绝于耳，偶有所得，缀篇成文，是为“红楼梦谭”，供观者醉余饱卧之际消酒祛困、会心一哂耳。
作者：何露斯
何为“女儿性” “女儿”一词，在中文用法中，带有尽善极美的色彩。这种说法的出处，无疑是《红楼梦》第二回，甄宝玉那句著名的断语：“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更有一句：“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关于这样的论断，历年读者多有误解，最常见的就是如书中的冷子兴等人，简单地将“女儿”等同于青春美女，将宝玉们（包括贾宝玉）等同于色鬼；稍有眼力者，认为这代表宝玉们对美好事物的赞赏与爱慕；而真正体会到“女儿”二字中深刻内蕴的，自红楼问世来二百余年间，寥寥无几。 也许不能责怪读者，毕竟，曹氏大手笔是不世出之作，欲与《红楼梦》有真正的共鸣，必须具备不凡才情方可——这样的人物并非没有，例如顾城。只是诗人已然远去，只有留下的笔墨显示，他曾经在“女孩性”、“女儿性”、“女人性”等近义词中搜求爬剔、锱铢必较：此番苦心，天地可鉴，足以证明诗人真正体会到曹公的用辞深意。 扩展来看，这样的叙述，并不是诗人或文学家的一味夸张，假如把“女儿性”替代为“女性”，会找到更多的例证。比如周国平曾说：“我们说女性拯救人类，并不意味着让女性独担这救世主的重任，而是要求男性更多地接受女性的熏陶，世界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性格。” 如果将目光转向国外，则又会发现，还有很多艺术家的言辞举动，一样值得细细回味： 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 德拉克罗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画中的自由神是一位端庄优雅、温柔安详的女子。 毕加索说：“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女人”，又说：“同性恋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居然会爱上一个男人！” 综合所有观点，不难发现，所谓“女儿性”、“女性的性格”、“永恒之女性”等等，都是象征性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这样一种特质：优美的外表、温柔的性情、敏锐的直觉，天真而性感、善良而坚贞、细腻而纯洁，远离仇恨争斗、阴谋诡计、暴力残忍——如果从现实世界中寻找这样品性的最佳“代言”，年轻的少女少妇自然是再合适不过。她们似乎天然地站在红尘浊世的对面，远离诱惑男性的名利世界。 既然是“象征”，“女儿性”云云，便与实际的“性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即便同为女性，但幼稚的小女孩，自然难当如此高尚深邃的意象；经过世俗沾染的女性，又如清水混进浊泥，再也没有令人神清气爽的气质（因此，顾城要在那几个近义词里斤斤计较）；另一方面，也不能将“男性”一笔涂倒，这个天地里，自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佼佼者——他们的魅力，更是无与伦比的聪慧而高贵。 这与“艺术”的特性也不谋而合。或许“什么是艺术的标准”这一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然而无论采用什么形式或方式，真正的艺术家无一例外，他们所讴歌的，无非是有血有肉的“人”与至善至美的“神”；所谴责的，无非是残酷冷漠的“人”与邪恶丑陋的“魔”——也因此，“平和”、“宽容”、“博爱”等等便成为永恒的话题。“女儿性”，也就成了艺术家必备的特质。 本文前面的引语中，最不易懂的大约是毕加索那句话：乍一看，既然“所有的艺术家都是女人”——那么，爱上男人应该是天经地义——又为什么会“同性恋者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因为他居然会爱上一个男人”呢？ 其实将他话中的“女人男人”，换为“平和、宽容、博爱”，与“名声、地位、金钱”，一切便水落石出。毕加索所说的本意是：艺术家应该具备这种“女儿性”，同时也应将这一性情作为终生的追求目标。 艺术中的“女儿性”气质 首先是“直觉性”，艺术元素越过语言障碍，直接将作者的喜怒哀乐传达出来众，这种不需经过计算、分析、求证就可体会的直观，不是无知小童的幼稚，而是纯净无邪的情感表现。强烈的感召力由此而来，甚至无需太多理由，就像通常人看见美丽少女的快乐与忧郁，即使不知道她为什么喜为什么忧，自己也会不由自主受到感染一样。 其次，“情感”的直观展现，造就敏感而细腻的特质，缠绵的情愫、真情的表白，真诚坦率到令人不敢逼视的地步，就像收回向世界“进攻”的力量、卸下对外界的防御，捧出的却是珍贵的瓷器——其美丽精致令人叹为观止，薄脆易碎的特质又令人大气不敢出。 常人看来，敏感、细致、脆弱等特质，往往是女性特有，当它们在男性身上出现，便造成奇特诡异的魅力。但这种气质并不是普鲁斯特那样的病态——为了尽可能得到母亲的呵护爱抚，普鲁斯特从童年时便有意强化自己的多病多灾，成年后这一特质更是有增无减。 如果要调动他人“母爱”性质的感情，这一性格也许会起到相应作用，然而以“外人”眼光看，则难免有懦弱无能之嫌。《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也有这样的病态：“宝玉夜间常醒，又极胆小，每醒必唤人”（七十七回）、蒙本七十七回末总批写得更为直接：“前文叙袭人奔丧时，宝玉夜来吃茶，先呼袭人，此又夜来吃茶，先呼晴雯。字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语语婴儿恋母，雏鸟寻巢……”——曾有读者对如此宝玉十分不耐烦，发话说：“一个男人，懦弱成这个样子，真是叫人说什么好！” 读者的话或许尖刻，但凡事都应有度，即如“脆弱”的特质，能转化为诱人的性感，而“软弱”、“无所作为”，则往往令人厌倦。 其实真正高洁的“女儿性”，并不包含那种消极的怠惰与懦弱。恰恰相反，这一特质相当强势。 强势的一个表现是对“自我”世界的营造，也就是选择“孤独”——即使世界里只有她一个，她依然有力量，“可靠的肩膀”、“温暖的怀抱”之类，不是她所需要的。即如《葬花辞》的意象：孤独、寂寞、清冷、高傲，甚至可以发现纳西索斯（Narcissus）般的自恋，但绝没有乞求他人怜悯的可怜相，也与普鲁斯特式一味寻求庇护的病态恰成鲜明的对照。 强势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宏伟”话题的探究与追求。这是“女儿性”与“小女人”的本质区别之一，庸人往往看不见。也因此，清洁高贵的女儿往往被他们涂抹成唧唧歪歪的小女人。被歪曲的典型如林黛玉，多少人仅仅将她看作一个病恹恹的小性儿女孩，不过会玩一种叫“写诗”的文字游戏而已，却从来不懂她通过诗传出的智慧与气节。像“天尽头，何处有香丘”一般的“天问”、“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自尊、“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的追寻，都是再明显不过的展现，可惜红尘纷纷扰扰，肯静心读诗的人实在稀少，一本红楼在手，满眼只看见表兄表妹的三角恋爱，真是如入宝山空手回。 …… 历史上，曾经有多少女人，用她们的善良、美丽、痛苦、哀怨、坚贞……净化了那些堪称上帝宠儿的男人，她们教他们懂得了男人与女人、懂得了情真、懂得了性灵……就像贝亚特里齐之于但丁、梅克夫人之于柴科夫斯基、乔治·桑之于肖邦、华隆夫人之于卢梭、贝拉之于夏加尔、珍妮（一译作“让娜”）之于莫迪利阿尼……她们的灵气与性情，净化了原本可能被浊世污染的灵魂，在尘土中捧出纯洁的艺术之花。她们，就是现实中的缪斯、雅典娜、阿尔特弥斯。 这也是“女儿性”中蕴含的惊人力量，周国平那句“女性拯救人类”的内涵，正在于此。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都能感到，引导自己前行的是“女神”，因此，他们才会愿意并努力追逐“她”的裙裾——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像冷子兴看宝玉一般，简单地将其理解为“花心”，噫，煮鹤焚琴，何其冤哉！ 曹雪芹将他笔下所有可爱可怜的众女儿都设置了一个归属：“薄命司”。或许，“女儿性”是否注定属于“短暂”的范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女儿性”的至善尽美，不容任何污染，也就注定她不为名利世界所容。又由于她原本就是柔美的存在，被摧毁显得格外轻易；而她却会在“玉碎”与“瓦全”中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即如《芙蓉女儿诔》中所言：“花原自怯，岂奈狂飙；柳本多愁，何禁骤雨。偶遭蛊虿之谗，遂抱膏肓之疚……” 中国成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谓“天才的成长，对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是一种挑战”，也在于此，这种气度放在现实中，往往造成短命天才的悲剧：莫扎特、舒伯特，令人不得不叹：“天妒英才”；凡·高、莫迪利阿尼，令人感慨艺术家本人不知自惜；而普希金、顾城决绝惨烈的结局，带给读者的，则只有瞠目结舌的震惊。 通观艺术世界，俄罗斯是诗人和作家自杀最多的一个国家。究其原因，固然由于19世纪后，俄国知识分子所遭受的厄运，世所罕见；然而，他们在厄运中显示出来的崇高人格以及从容态度，则堪称高山仰止，或许因其高贵的精神，也令他们命运更加险恶——不容玷污的灵魂、宁折不弯的气节、举世皆浊的处境，都促使他们选择了“死亡”作为最后的抗议。如柴科夫斯基一样找到“红颜知己”，找到引导自己前行的纯真女神，真是幸甚至哉——关于知己情深，《红楼梦》蒙本第三回末有脂批，极恰，曰：“补不完的是离恨天，所余之石岂非离恨石乎。而绛珠之泪偏不因离恨而落，为惜其石而落。可见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计为之惜乎？所以绛珠之泪至死不干，万苦不怨……”。 有如此知己，宝玉何幸，有如此“女儿性”的指引，艺术家何幸——但愿上苍眷顾，但愿美的精灵常驻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