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福建土楼更像一座围城，作为“他者”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要冲进去看一眼稀奇，而原住民拼了命要冲出去，与现代化的消费方式接上轨。
撰稿、摄影·沈嘉禄（主笔）
土楼的普遍价值体现在哪里 46座福建土楼在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1个委员国专家们给出的理由是：“它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聚族而居传统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 是的，土楼以极富想象力的建筑形态，向世界显示了闽西南客家人的聚居方式，更有一种内敛的、中庸的、守衡的哲学思想和严谨的宗法制度体现在这种封闭的格局中。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客家人五次南下大迁徙的惨痛经历，不能不在每一根梁柱上烙下鲜明的印记，那就是在精神上的坚守和对外交流上的慎独。 土楼建造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唐朝，资料表明，唐朝陈元光开漳时建造的兵营可以被认作是最早的土楼，它不是为了防止外国入侵，而是为了提防南蛮之地的原住民。宋代，中原望族继续南迁福建等地，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财产和成员的性命，客家人开始修建如兵营般坚固的土楼。直至上世纪60年代，土楼才终止建造，因为建土楼浪费大量耕地。 目前，福建境内还有两万多座土楼星散在永定、南靖、平和、诏安、漳浦等地。除了典型的圆形和正方形，还有不常见的半圆形、长方形、椭圆形及多边形，正门一般以白粉画出一个方框，上面用楷书写着楼名，左右一副石刻对联，将楼名嵌在联中，寄寓了楼内人的操守和信念。在红尘翻滚的公路边，它们常常在空调大巴一掠而过时给外来者以无比的惊喜，而自己以阅尽人间沧桑的姿态保持肃穆。入选的46座土楼，应该是保存得最好的。不过记者以为“普遍价值”一说，很值得怀疑。 土楼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记者在土楼群落考察时看到，土楼里每间屋子都是紧密相联、相互依存的，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屋顶下生息，虽然分灶吃饭，但互通信息并不自觉地以对方为影像。土楼一般有四层楼，底层是厨房，并畜养牲口家禽，二楼存放粮食，三楼给小孩住，四楼才是家长居住的地方。大型土楼圈内有圈，多的甚至有四圈，但中央一般都设有祠堂，是大家议事、祭祖、裁决家族事务和举办红白喜事的场所。 土楼内自成循环系统，居民一两个月不出楼门，吃喝拉撒也不用愁。这种格局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的极端例证，当然也维系了一种长幼有序的秩序。一座土楼里的堂联为此作出基本评估：“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入相见，最宜注重人伦”。但是进入新时期后，土楼里的人伦关系有所松动。一切也许从一口井开始，最初建造土楼时，土楼中心的空地上必定要由族里德高望重的长者用手杖往地上一指，大家便动手挖出一口井来。这是维系整个家族数百口人的生命之源，也是一个象征物。自从有了自来水后，水管接到家家户户，那口井就废弃了，心理上的井也形如止水。再则，祠堂早已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居民靠电视获得外部世界的信息，靠电话与外界沟通。有一个新媳妇嫁入一座土楼，6年后在县城买菜时遇到一个同行妇女的帮助，一问才知道对方跟她同住一座土楼，而且是亲戚。 土楼最让人们称奇的是坚固性。土楼的外墙厚达1米多，以红壤土、瓦砾土、田岬泥加红糖、蛋清、糯米调和成三合土后层层夯实，中间插有密密的竹条，起到类似钢筋的牵拉作用。有一年地震，一座土楼的外墙被震开一道宽20厘米的裂缝，但后来的30年里，由于向心力的作用，土楼慢慢将裂缝弥合。这一神奇的案例给了客家人莫大的安慰。更多的时候，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土楼成功抵御了入侵者，乱民、强盗、倭寇以及他们的后代——侵华日军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土楼的门是木质的，但厚达20厘米，并包了铁皮。同样为了防御，土楼的窗子一般都很小，并开得很高，一二层是没有窗的。土楼是攻不破的特洛伊城。 风化中的土楼 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土楼开始非自然地风化了。在市场经济启动后，大部分土楼开发成为旅游景点，既然作为景点，就要提供配套服务，比如挂个灯笼，摆个摊，开个店。这本无可厚非。只是为了做小本买卖，同姓亲戚发生了龃龉，姑嫂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转眼失和，陌路相见，矛盾激化时甚至发生械斗，鲜血流进了供养几辈人的那口大井里。千百年来，维系着客家人和睦共聚的家族信念和制度，颤抖了。 记者曾在永定洪坑村旁边一座非开放的土楼考察，领记者进去并充当临时导游的一位农妇表示要收五元钱，记者答应了。但后面跟来的游客不知情，将钱交了横路里杀出来的一个妇女。她说这钱该由她收。于是在我们一拨人即将离开时，她们还在为谁该收这笔钱而相互争吵、辱骂。看得出，她们的积怨非一日之寒。
一座土楼一旦被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开发为景点后，里外粉饰了一下，挂了铜牌，就成了一个聚宝盆，成了摄影爱好者的“对象”，原居住者也转身为生意人，虽然他们的大多数依然纯朴如初。但外国的学者不愿意考察变形的样本，他们一头钻进了非开放的土楼，宁可领受那股刺鼻的臭味，踩着猪粪和烂菜皮在黑咕隆咚的回廊里穿行。记者考察时恰遇6个日本京都大学建筑系学生，在一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土楼里测绘了6天，吃住在农民家里。而这座土楼至今还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里臭气熏天，蚊蝇抱团，还养着4头猪。 这样的生活条件，难免要遭到客家后人的抛弃。不少土楼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青年人冲出围城到外面捞世界去了，赚了钱就在土楼旁边盖起毫无特色的新楼房，装上铝合金门窗和空调，墙面贴上闪亮的瓷砖，过起城市人的生活。 还有不少土楼成了空城，野草萋萋，落英缤纷。祠堂内的神主牌位前，香炉的积灰越来越厚，也越来越冷。当年土楼盖瓦——当地叫“出水”——时放鞭炮的声响早已逝去，新婚夫妻打糍粑用的大石臼也落满了灰烬和鸡粪。 建于明代的环兴楼，曾被太平军烧掉了祠堂和几间屋子，幸遇暴雨大火才灭。今天环顾四周，依然满目焦痕。人去楼空，锅漏灶冷，窗户洞开，如瞽者深陷的眼眶，残存的楼板七零八落，恐怕风一吹就会掉下几块来。记者迟疑着走进去，意外地看到有一个老者佝偻着在书写红对联，并贴在每家每户的门框上。腥红的对联，炭黑的门窗，形成诡谲的反差。村里人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退休教师，执意留守在这座楼里，赶也赶不走——他是疯子。 所以，“普遍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以今天的眼光看，土楼并不是宜居空间，它不能提供现代人起码的卫生条件，个人的隐私也得不到保护，但原住民一旦脱离而去，空巢化便不可逆转，延续数百年的人文生态信息就会断裂，而这种信息又是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再从历史与哲学层面上考量，土楼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保守思维的产物，拔高它的文化含义很容易让人对中国文化产生不小误解。 成为遗产的土楼如何保护与开发，是一个机遇，更是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