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除大量珍贵羌族文化遗址与羌族民俗文物受损之外，一些精通羌族文化的人也在地震中不幸罹难。
撰稿·贺莉丹（特派记者）李泽旭（特派记者）
文物劫难 嗅着空气中浓重的消毒药水味道，知道距离北川县城又近了一步。 2008年6月26日上午，黑云压顶，暴雨滚落，坍塌成粉的北川县城处在三重关卡的戒严状态。细心者不难发现，一圈铁栏已将北川县城整个包围。在历经短暂的4日开放之后，北川县政府决定，从2008年6月25日起，对北川县城实行封闭管制。 绵阳特警大队陈队长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就在6月24日，他们在北川废墟抓到了50个小偷，黄金、电视、冰箱……人赃俱获，“问几下就招了”，这些小偷最后被送到在北川县擂鼓镇办公的北川县公安局。 除戴着口罩执勤的公安特警、一身白色防化服的防疫部队之外，徘徊着不愿离去的是负重翘首的北川百姓，此外是有任务在身的记者与北川官员。 大多数人的姿态是伸长脖子往关卡内张望。其实，朦胧雨雾下，能看得清的也只有下县城的那条黄土路与远方的层峦叠嶂。 “让我进去！”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局副局长林继忠跟把守最后一道关卡的特警理论，他急切地喊，脸红脖子粗，不断扬起手中北川县政府特批的“条子”，上面印章鲜红。 半小时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进了北川县城，就“5·12”地震遗址博物馆筹建事宜进行现场考察。陪同前往北川的林继忠却被拦下。 “他们是北京的，我是北川的，我对当地情况熟悉！”林继忠动了怒，终于，他获准通行，大步流星地踏上了下县城的烂泥路。 这条路，通向静谧的死亡之城。45岁的林继忠并不愿重温这些揪心的场景。5月12日深夜，在曲山小学废墟中刨了8个小时，他终于将小女儿林若思抱在手上，10岁的女儿奄奄一息，腿和手都断了。十几分钟后，孩子永远闭上了眼睛。 “北川县城死了许多学生，相当于我们断代了”，林继忠哽咽着，沉默。这个看起来总是精神抖擞的羌族汉子抬起头，闭上眼睛，大量的泪水顺着眼角淌下。 “保护好北川县城地震遗址，就是保护了羌文化”，在北川县城，单霁翔一句话让林继忠印象深刻。林继忠反复说，在北川县城建的地震遗址博物馆理应保持震后真实原貌，以警示后人，例如，在北川县城废墟上注明幸存者的逃生位置并放置他们的图片。生死原本就是一线之隔。 2008年6月25日，这个炙热的傍晚，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泽友正将从北川县城废墟表面抢救出来的300多件档案及馆藏字画分成5箱，送往绵阳市政府资料室暂存，其间斡旋者是四川大禹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德书。北川县城新址未定，这些来自羌族民俗博物馆与禹羌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史资料暂存绵阳市，成为当下最好选择。 北川县共有805件羌族民俗文物在汶川地震中集体毁灭。“陶器都被震成碎片。很痛惜，这些文物都是无法复制的！”高泽友不断感慨。 “地震之后，北川县城的地势已经改变了，要确定民俗博物馆综合大楼的位置非常困难”，高泽友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发掘北川县城深埋文物需经级级报批，目前他们仍在等待，“我们不可能自己挖到废墟下去找文物，要知道，废墟底下还有很多遇难者”。
对深埋于地下数十米的羌族文物，44岁的他如数家珍：由木头、竹子、树藤制成的大弩，清代末期的，古羌人用于狩猎之用，仅存一把；一条5米多长、5厘米宽的发辫腰带，清代中期的，由羌寨每位族人捐出头发编成，族人腰痛时可借用，一位羌族土司（封建王朝设置的羌寨管理者，享有世袭特权）辖区内只有一根发辫腰带，“非常珍贵”；羌族祭祀用的罐罐，南北朝的，为羌族土司或羌寨头人的随葬品；竹子、木头、铜、锡等各种材质的油灯，遍布南北朝、唐、宋、明、清；羌人生产、生活用的陶器，遍布汉代与南宋，工艺精湛…… “毁于一旦的还有一只羌人用的清代瓷碗，国家二级文物，花纹精致；一枚羌寨头人的四方印章，500年前的，晶莹通透，手感温润，用于签订战书或生死状，是一种权力象征，反映了当时羌族组织结构……”林继忠样样数，一连串。 2007年7月，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成立。而早在2003年，对羌族民俗文物的收集就已开始，各色羌族民俗文物由文物工作人员从北川县青片乡、片口乡、禹里乡、桃龙乡等关内（北川县西北乡镇）羌寨人家中收集而来，包括地势偏僻的西窝、五龙、尔玛羌寨。 让高泽友印象清晰的是一块雕刻着羌族牧羊人的汉砖，治城（禹里乡）村民在一次挖地时挖到过两块此类汉砖，等高泽友兴冲冲地跑到村庄时，一块汉砖已碎，他给了村民几百元，小心翼翼地将仅存完好的一块捧回北川县城，存放于民俗博物馆综合大楼库房的汉砖在震后影踪全无，“这种有古羌人的刻画非常少，它真实地反映了古羌人的游牧生活，无价呵！” 今年4月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已开始，高泽友在羌寨中呆了20多天，普查陈家坝、贯岭、都坝、片口4乡4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状况，“这次普查结果非常好。但这次地震中损毁了三分之一”，北川境内的明朝军事古堡永平堡是其一，永平堡是史上羌汉融合之见证，高泽友解释，明朝中叶为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管辖，中央政府在北川设置该军事要塞，实施“改土归流”政策，羌族开始逐渐汉化。震后永平堡损毁严重，几成危楼。 为保存羌族文化，2007年，四川省拨给北川县10万元用于征集羌族民俗实物，北川县号召羌人捐献藏品，不料地震发生，这些羌族文物均遭损毁。 幸无损毁的是震前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馆藏的123件文物，它们被送至绵阳市博物馆中心库房代管。 震前，北川有100余条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弦、羌历年、许家湾十二花灯为四川省级；绵阳市级有30多条，诸如大禹传说、羊皮端公舞等；县级20多条，还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仍在申报过程中。 羌族文化的震后复苏在艰难继续。6月初，四川省文化厅发布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该文化生态保护区将以茂县为核心，涵盖北川、汶川、理县、平武、松潘等县，同时将保持羌族原有建筑风格、民风习俗、祭祀礼仪，体现羌族文化原生态环境和地质结构特点。 但更为关键的震后复苏在于人的因素。对训练有素的精通民间艺人在震后的流失，北川县政协文史委原主任、羌族文化研究专家赵兴武忧心忡忡，不停抽烟的他直言，保护羌族文化，“经济手段必不可少”。 侥幸被找到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与“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民俗博物馆”两块白底黑字招牌，它们孤零零地被搁在安县安昌镇新华书店的一处空房内，这是幸存文物工作人员的临时办公点。 “只要有人在，地震对羌族文化造成的损失就能够挽回”，高泽友神色坚定。 在跟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聊天时，高泽友的面容才渐显悲怆。震后，他先后去过北川县城13次，妻子尸骨未见，最后一次去北川县城时，他四顾茫然，“不知道家在哪一块了。如果不是为了工作、为了抢救资料，我是不想回去的，打击太大了！” 边缘羌语 在蜀地版图中，北川、茂县、汶川、理县这条自东北向西南走向的区域汇集了中国绝大部分的羌族人口，其中，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羌族人口集中在北川。 此四地均遭汶川地震重创，死亡与失踪的羌族人口达2万多人，同样受损的还有在此区域内的羌寨与羌族民族建筑。震后，北川与汶川县城均需整体搬迁。 幸存者在努力活着。让林继忠惋惜的是，除大量珍贵羌族文化遗址与羌族民俗文物受损之外，一些精通羌族文化的人也在地震中不幸罹难。 由于羌族没有文字，羌语与文化习俗的传承均依靠口口相传。精通羌语的长者、学者，熟知羌族历史文化的端公是羌族文化传承的关键人物。北川县知名羌族文化研究专家谢兴鹏、羌族音乐收集人计学文和羌舞收集人李红果等在此次地震中不幸遇难，给羌族文化传承带来重大损失。在林继忠看来，北川的十几位端公是重要的保护对象。 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是目前羌语普及与传承的一大主要障碍。 北川县城往上有一条公路，延伸至金城尔玛羌寨，蜿蜒的盘山公路让行者望而生畏，如果步行到山顶，得走6个小时到山顶，如果运气好的话，你也许能搭乘农民回寨子的顺风车。 44岁的杨柳坪村三队队长杨正明很爽快地让记者搭乘了他运送简易房材料的农用三轮上了山寨，在杨正明眼中，金城尔玛羌寨只是一个当地政府修建的旅游点，而现在金城尔玛羌寨的大门也尽数倒塌了。 车行在这条艰难爬坡的公路上，只感觉全身都在剧烈颠簸。这条公路是2005年修通的，这让山上的羌族人家很方便地跟山下联系与往来，虽然，杨正明他们“只享受了这条公路不到3年”。33岁的羌族妇人杨彩霞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搭乘了杨正明的车，她的头上散发着定型水的香味，“我们已经不会说羌语了”，杨彩霞说。 杨柳坪村三队60％以上的人口为羌族，已完全汉化。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卖木竹和白家竹，每斤0.3元，现在竹子还在山上，没人买。村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杨正明家的吊脚楼也改造成了砖瓦房，但地震毁坏了水源，村民饮用的还是老井中存的雨水。 41岁的杨柳坪村四队羌族妇人邓胜清有一套羌服，是县上发的，2003年，北川县派人到村里教跳沙朗（锅庄），邓胜清学会了，尽管开始的时候，她挺害羞的。 6月23日，北川县科技局羌族工作人员董正玲独自回了趟北川县城，她只带出了3样身家：儿子董沚函的照片、儿子在曲山幼儿园得的小红花和她给儿子绣的两双羌族挑花刺绣鞋垫。 胖嘟嘟的儿子的各种淘气表情定格在照片中，永是不变的3岁。她还想把她那套红色缎面的羌服找出来，但已不知去向。 在15岁去安县师范学校念书之前，董正玲都生活在北川县小坝乡酒厂村，她感受到的羌寨是：河流从酒厂村中间流过，空气清冽；吊脚楼蛰伏在浓密森林中，最底下一层是猪圈，楼上住人；到最近的集市要2个多小时，2002年，公路才修到家门前。她的爸爸和爷爷都会讲羌语。 1992年农历六月初六，禹里乡举行大禹祭祀活动，唱羌歌、跳沙朗，闹腾腾，“羌人将大禹看作祖先”，从那时起，高泽友开始对羌族文化有兴趣，但他也尴尬地发现，自己不过会讲几句简单的羌族日常用语而已，小时候奶奶李朝珍教的羌语，他已遗忘得差不多了，了解羌族文化于他而言充满困难。 高泽友的故乡北川县禹里乡禹里村位于海拔1200米的山腰，小时候，每逢爷爷高友银卖了漆、买了布，奶奶李朝珍就能给高泽友做件新的羌族斜襟长布衫。初二以前，高泽友都是穿着奶奶做的斜襟长衫和羌族草鞋，爬一个半小时的山去念书。那时，他班上的羌族孩子还都戴着耳朵帽；奶奶跟同辈人聊天时，也用羌语。 到治城（今禹里乡）念书时，高泽友懂得了“赶时髦”，跟汉族孩子一样，他换上红色土布质地的背心，这让他看上去跟汉族孩子没有两样。从治城中学毕业后，高泽友去了煤矿工作，之后到川西北石油勘探大队，后来回到禹里乡担任林政员、旅游专干。 找资料、听专家讲座，去羌寨，年迈羌人讲羌语，他记下，收集了一摞羌族酒歌和羌语，用汉字拼出发音，“有空就翻一下。但现在被埋了，很可惜”。 暂居北川县擂鼓镇灾民安置点的曲山镇东溪沟村羌族妇人李定翠告诉记者，东溪沟村都为羌人，但她们已“讲不来羌语；婆婆会讲羌语、唱羌歌，但死了十多年了”。 52岁的李定翠不会做羌服，也买不起，腕上银镯是4年前大姑姑送的；她很少在村里跳舞，农活太多，但北川县政府每年会在村上抽调几个人参加唱羌歌、跳锅庄培训。 北川县文化局副局长林继忠告诉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北川县文化馆就开始请来青片乡羌寨的羌民，教北川县城群众唱羌歌、跳锅庄。在他的印象中，上百人集聚在北川县政府前的坝坝里，流光溢彩中，热情的羌歌和锅庄总是从7点多一直沸腾到10点多。 羌语多为生活中用的口头语，若将汉语文章译成羌语，就需要将口语化的羌语归纳，相当于意译，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在北川县少之又少，31岁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陈仕琼便是为数不多的精通者。 陈仕琼的故乡在茂县北溪乡杜家坪村，这个羌寨海拔1500米，石砌材质的碉楼严谨地分布于青翠山坡上，隐藏于群山的起伏中；半山腰上，云海翻腾，房屋紧紧相连，集中于一处。这个500多人的羌寨依然羌风浓郁，至今，返乡或跟乡亲对话时，陈仕琼仍要使用羌语；他的羌歌也唱得滚瓜烂熟，“一辈子都忘不了”。 10岁以前，陈仕琼都是一身过膝羌族长衫，一双绣着云朵与花草的云云鞋踏在弯弯山路上。小学四年级，他沿着蛇行的山路，走路1小时到北溪乡，再坐3小时公共汽车去茂县县城念书，脚底依然是花草生长的云云鞋。后来他将云云鞋和跑鞋搭配着穿，毕竟，对一个男孩子来说，鞋尖微翘、状似小船的云云鞋，跑步不方便。 1991年，哥哥陈仕海考上达县师专政治系时，姑爷兴奋得很，将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摘下，一把扣在哥哥的手腕上。父母倒上咂酒（用青稞或小麦酿的酒，用管吸咂），兴高采烈地款待乡亲。 在阿坝州师范学校羌语班就读期间，一次，陈仕琼穿着云云鞋从阿坝州到成都。在阿坝州，穿云云鞋的人到处可见，大家习以为常；但在成都，物以稀为贵，许多路人盯着他的脚看，“很稀罕的样子”。 1998年，从阿坝州师范学校毕业后，陈仕琼主动要求到偏远的北川县青片乡小学教书，他与他那届羌语班的44位同窗，都致力于为羌族孩子提供羌汉双语教学，让他们更好地接受教育。在那个年代，“一些边远地方的羌寨孩子还听不懂汉语”。 青片乡的孩子们奔腾的日子，像极了陈仕琼的儿时。男孩子穿着羌族布质长衫，女孩子从头到脚，花开一身，那是飞针走线织就的美丽。孩子们喧闹着，从海拔两三千米的羌寨，蹦跳下山，到青片乡小学接触新的世界。在青片乡执教时，陈仕琼跟当地羌寨孩子讲羌语，他们能互相听懂。 穷乡僻壤，师资紧缺。陈仕琼教他们语文、数学、思想品德……羌人尊师，民风淳朴，孩子们下山时，小手常拽着一捆油绿蔬菜或一溜新鲜猪肉，那是家长千叮万嘱一定要给老师带的。“我深知他们的艰苦。蔬菜可以留下，肉不可以要”，实在推托不过，陈仕琼给孩子一瓶酒，让他们带上山。礼尚往来。 上世纪90年代，四川省民委为方便羌族地区教学、更好地普及羌语，研究出一套羌汉双语适用本，在茂县、汶川、北川等羌族聚居区推广，这套适用本将羌语用汉语拼音标注出来，并标明羌语词句的汉语注释。比如，羌语将“吉祥如意”的发音用汉语拼音标示为“najivhalu”，孩子们可以按照汉字“那基阿路”的发音来学习这句羌语。羌语的结构跟英语近似，属于“宾谓主”结构，比如，羌语中“你吃饭了吗”的发音用汉语拼音标示为“unnsuduvhasetenmi”，直译后实际的结构在汉语中而言应是，“饭吃了吗你”。 “羌语分为南部羌语和北部羌语，各自都是完整语系，它们根音大多相同，但发音有变化，两种语系都有失传趋势。南部羌语主要以茂县北溪乡、三农乡、曲谷乡三地为主要基础，阿坝州、北川的羌语语系主要属于南部羌语；茂县、理县、汶川也存在北部羌语”，这套羌汉双语适用本以南部羌语为主，陈仕琼看来，这套教材相当实用。 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的北川县急需精通羌语之人，陈仕琼调至北川县工作。他每年至少得给北川县的学生、教师、机关干部、旅游及餐饮服务业者进行3至4期的羌语培训，每期培训至少有300人。参与者相当踊跃。 “由于北川县靠近安县，跟安县经常交易、通婚，目前北川羌语失传严重，处于濒危状态，急需普及”，陈仕琼强调，在北川县城，精通羌语的最多只有二三十人。在交通相对闭塞的青片乡，有少部分孩子会羌语，孩子们也已习惯用汉语交流。 震前，北川县委、县政府就已意识到普及羌语的重要性，北川县许多中小学校每周都给学生开一至两次羌语课。但这显然还不够。在陈仕琼看来，这种课外活动形式的羌语课需要变成羌族学生的必修课，一个3至5年的细致的羌语保护计划也亟待制定，“我们的培训力量有限，孩子们如果平时不用羌语交流，久而久之就忘了”，羌语普及，要从源头抓起。 流畅的羌语脱口而出时，眼袋明显的陈仕琼看来既精神又耐心。68岁的母亲与6岁的儿子在地震中罹难，连日忧心的他偶尔才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6月24日回了趟北川县城，家已经垮平了，儿子的照片拿不出来了，真遗憾…… 地震也摧毁了陈仕琼的故乡杜家坪村，那里的碉楼严重坍塌，这个处于搬迁范围的羌族村庄尚不知以后要在何处扎根，陈仕琼也担心地缘、人缘因素的改变对羌族文化传承可能带来的影响。 端公何在 从绵阳市出发，车行经江油市、闭门锁户的西羌九黄山猿王洞景区，再经北川县甘溪乡、桂溪乡，公路始往海拔高处延伸，山势险峻。黛色大山似一个被剃坏了的头，东秃一块、西缺一边，那是地震造就的巨大的倾泻式的山体滑坡。手机信号一度中断。 我们的越野车行进在路上，颠簸得紧，没有任何准备，就看见，沿途不断有孩子从帐篷中飞奔出来，跑到公路沿线站定，齐齐敬礼，一个挨一个，小身体挺得笔直。司机说，孩子们是看见了车前悬挂的“北川县抗震抢险救灾”字样。 整个北川县陈家坝乡就是一个巨大的灾民安置点，陈家坝小学成了危房，陈家坝乡政府的牌子被挖出来，摆在公路旁露天办公。陈家坝乡，羌人占70%，汉人为10%，其余为回、藏人，此次地震造成陈家坝乡95%的房屋震塌毁损，1．3万余人受灾。 云兴村、太洪村、金鼓村过后，就是红岩村。70岁的陈家坝乡文化站退休职工蒋国斌在红岩村的干女儿家等我们，蒋国斌在西河村的房屋全部倒塌，只能在干女儿家搭建一个简易帐篷居住。 “锣鼓打得闹腾腾，主家请我接喜神，对天对地拜三拜，飞云走马赴台来。喜神娘娘好风采，八副罗裙双排开，喜神娘娘你从哪里来？我从西方罗曼来……”蒋国斌现场给记者表演了一段“接喜神”端公调，端公唱词本应用羌语，但现在在陈家坝乡许多人都已不会羌语，蒋国斌祖辈都是羌人，但他也不会讲羌语，端公调于是改为用汉语唱。 1983年，到北川县文教局下设的陈家坝乡文化站工作之后，蒋国斌开始收集诸如接喜神、立庙、除邪安神的等端公调唱词；1999年，蒋国斌跟随年长羌族端公陈兴章学打羊皮鼓，他还组织端公参加北川县的羌族节庆演出，他本人也参与表演打羊皮鼓，“办喜事、丧事不用打羊皮鼓，打羊皮鼓是为请神、给病人安神，有降妖伏魔的意思”。 他有底子。14岁时，在治城念书；15岁时，跟着父亲在治城打铁；1956年，他进了北川县川剧团，从武生一直唱到文生、丑角，还唱自己创作的川剧金钱板《血战走马岭》，为赞扬明代的羌族头人带领羌人反抗明廷围剿而作。 “解放之后，端公就没有收过徒弟，连我，都成了最后跟他们学习的人”，蒋国斌感喟，“人而无恒，不可学医巫。想成为端公，就要真心实意地学习”。 蒋国斌带着记者在一片简易房区域中找寻78岁的羌族端公李昌田，李昌田祖辈都是陈家坝乡老厂村的端公，其父李代云毕生做端公，81岁离世前，已将平生技艺授予三子李昌德、李昌田、李昌元。 端公也称释比、许，即执行人与鬼、神之间交往的巫师。羌族社会认为，端公是羌族原始宗教的传承人，均为男性。于没有文字的羌族而言，端公口中的叙事诗、唱词或历史传说，组就了鲜活生动的羌族历史，端公因此被看成是具有“法力”，在羌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也是羌民中最权威的民族文化传承者与知识集大成者。 在一处人头攒动的简易房中，李昌田探出头来，老头精瘦，穿了件发黄的旧衬衣，其貌不扬，有点蔫。从11岁开始，李昌田就跟随父亲学习端公技艺：打羊皮鼓、唱端公调、占卜、采草药……“越学越深，越学越难”，30多岁时，他出师了，“有病人，就去医病；村民家里不顺利，要‘请神’，也要去”，过会儿，他又补充道，真正生大病，还是要去住院的。 每做一场法事，李昌田都要穿上战裙（打腰裙）和神褂，头戴手掌型的头麻。村民要给答谢礼，不过在李昌田看来，给多少，就算多少；他还得种他的两亩地，以维持生计。在平时，他是普通的劳作者。 李昌田披了件军绿色的衬衣，带着记者穿越损毁严重的乡政府街道，前往他在双堰村老厂村四组的家。山体滑坡已将回家的公路埋没，“底下还埋了很多人”，李、蒋二位老人叹。 李家3间瓦房尽数坍塌，裂痕肆行于裸露的水泥墙体上。李昌田最小的儿子、40岁的李胜强胡子拉茬，埋头从自家废墟中将一些稍微值钱的家伙翻出来，背篓、衣服，花花绿绿摊了一地。一条小路蜿蜒上山，即是青葱玉米地。 两面椭圆形的羊皮鼓、一把有锈渍的石刀，都被李胜强小心拾掇出来，他知道，这是父亲李昌田的宝贝。羊皮鼓是李昌田亲手绷的，“要生皮，不能熟皮”；石刀传了几代、100多年了。 蒋国斌在一旁解释，从端公使用的石刀和麻鞭这些工具中可以看出古羌民活动的痕迹，“比如在古代，石刀用于宰杀牲畜、剥皮除毛，麻鞭原是古羌民用来牧羊的”。 在老厂村村民李昌银眼中，老厂四组近300口人，只有李昌田兄弟3位端公，“村民都很尊敬他们，附近村社的村民有时也请他们过去”。 但是，端公已不再成为现在羌族年轻人的选择，在他们眼中，端公这种古老神秘的职业似乎应该封存于古书与历史中。李昌田的4个儿子都在外地打工，小儿子李胜强选择在山西的一家煤矿做矿工，下矿井充满危险，但对李胜强而言，每月2000元至3000元的薪水是一笔不小收入。“太难了，不肯钻了”，对于没有选择继承父亲的衣钵，李胜强这样解释。 李昌田的弟弟李昌元在汶川地震中遇难，李昌田形容自己是“死了又活过来”，他辗转江油市，最终的选择依然是折返故土。 李昌田唱起端公调，敲起羊皮鼓，绕花手势，活灵熟稔。震后，再次接触自己安身立命的家伙，他的精神矍铄起来，话也多了。 他的石刀，一头是一方尖头铁柄，另一头是一圈铜环，6个铁圈挂在铜环上，“一头可以铲炉灰，一头可以摇”，李昌田摇起叮咚作响的石刀。铿锵有力的唱词吟诵起来，仿佛回到了那个久远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