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果我没有家庭的话，电影就是我的一切。
撰稿·王倩（记者）
陈冲凭借澳大利亚电影《意》二夺台湾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后，在致谢辞中感叹“中国女演员到了我这年龄机会本来就不多”。真的只有她才有资格说出这番话，《意》里的玫瑰、《色·戒》里的易太太、《太阳照常升起》里的林大夫、《二十四城记》里的上海女人顾敏华……近一两年来，陈冲的每个角色都让人难以忘怀，她出现的那个瞬间也都是影片中最精彩的篇章。 陈冲出生在上海世家，17岁时演活了那个唱着“妹妹找哥泪花流”的小花，是当时的“清纯玉女”代言人；80年代初去美国发展，《末代皇帝》让她成为最早在好莱坞出人头地的华人女星，厌倦了花瓶角色后，她就自己当导演；当比她年轻一代的中国女演员努力凭“中国概念”在好莱坞抛头露面时，陈冲却频繁出现在国内外的文艺片中，重新迎来自己的黄金岁月。 每年6月都会回国探亲的陈冲，今年担任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素来回避媒体的她也破天荒地接受了媒体的轮番轰炸，展现了成熟的银幕形象背后那个“半主妇”状态的小女人。 陈冲的银幕形象非常地感性多姿，陈冲为自己选择的生活状态却十分单调。她太特别了，竟然就独自呆在豪华套房里任记者们“摆布”，身边没有任何助理和化妆师。她无所顾忌，也不伪善矫情，更有意思的是转身一面对照相机，你仿佛又看到了那些电影里极其诱惑的表情和体态。 秤砣和“十三点” 《新民周刊》：都说年轻女星更有市场，但你却更活跃闪耀，有这么多表演的机会。 陈冲：很多都是自我的东西。我30多岁时就觉得自己特别地老，无望了。那时很尴尬，原来演的都是花瓶式的恋爱的对象，现在你不够老，但也不年轻了。很多角色你不能演了，新的角色又还没有找到或者没有习惯。我当导演也是因为那几年不知道在表演上应该怎么办，没有看到为这个年龄层次设置的角色。 《新民周刊》：但你成功地战胜了那段年龄的尴尬。是哪部电影让你重新找到了表演的状态？ 陈冲：这几部电影中最早拍的是澳大利亚的《意》。导演在开拍两年前给我看了剧本，当时就觉得是个很好的表演工具。玫瑰这个人物很丰富，我理解她在异国要生存下去的感觉。从香港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她没有文化，想当个好母亲，但又不是个好母亲，有很多灰色地带的行为。我能理解这种复杂心情，我经常离开我的孩子，也很自责。你不想当个好母亲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疼痛了，很想做好却一再地伤害孩子。当时一看到这个角色，虽然是澳大利亚电影，而且投资不大，但就觉得是为我写的。 《新民周刊》：在《意》之前你已经接了《茉莉花开》和《向日葵》中母亲的角色，那时已经能够坦然接受年龄的变化了吗？ 陈冲：接了这两个角色后才开始坦然的，不是要接受，而是要习惯。很多时候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目，或者需要时间去接受。那时刚开始回国演戏，在表演的过程中好像为自己找到了新的角色。然后每走一步就会更坚定一些，想不到的都做到了，比原来就会多了一些自信。 《新民周刊》：想不到又出现一个演艺高峰？ 陈冲：也不是。易太太，或者林大夫，其实都不是我想象中自己能够演好的角色。 《新民周刊》：她们和你最大的距离感是什么？
陈冲：都是以前我没有尝试过的，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内心深处也是有这样的一面。姜文需要我演“十三点”，其实我内心深处也有“十三点”的。一开始演易太太，我有点找不到她，不知道她这个人是怎么活着的。一旦我找到了，完成了李安所要求我的，就会给我一些自信。《新民周刊》：李安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呢？ 陈冲：他要我去给他压阵，当“秤砣”。后来我发现原来生活中的所有积累都是为了易太太，原先认为自己忍不下去的都忍下去了，就会觉得自己是无敌的。这个都忍过来了，下一个肯定也能忍过来，这个就是易太太。有好多次我都坚持不下去了，生命中走过的弯路越多，承受的苦难越多，你就越能感受到易太太的力量。 《新民周刊》：演《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时，听说姜文给你的提示非常具体，具体到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喘息，每一个扭动。 陈冲：当时姜文说过一个指导性意见，“一共才几场戏，每一场戏都当她是另外一个人来演吧”。在摸屁股那场戏里，我站在白被单前说“站着再摸一次”时，是姜文教我将有轱辘的椅子轻轻踢走。我平常演戏时刻意或下意识回避的一些小动作，姜文也会提醒我保留。那些是银幕上的我少见的，也恰恰是更有趣的。他让我觉得美丽，连我平时最恨的充满肌肉的小腿，他都能给我裸露的自信。 《新民周刊》：演《大班》和《末代皇帝》时你对性感好像还挺抗拒的，这几年你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是年龄和心境的变化？ 陈冲：正好角色是这样的。我们生长的年代对性感这个词很陌生，后来的戏中才慢慢有了这样的要求。我挺反感那种规范化的性感，一定要那样的嘴唇那样的动作或那样的衣服。性感与否，应该是天生的，需要用外在去勾引的就不是性感了。我也上过当，《大班》时导演让我这么演，我也就演了，但心里一点也不觉得性感。 《新民周刊》：《太阳照常升起》里脚后跟敲门，就是你所说的这种无意识的性感？ 陈冲：它所要表达的是无意识的。70年代没人多想这些，穿的也就是普通的白大褂。我比较欣赏这样比较另类的，而不是每个动作都特别熟悉的形象。那些动作我也会做，但每个人做出来都一样的话就没意思了。 《新民周刊》：看完《二十四城记》，我觉得“小花”才是贾樟柯找你出演的最大原因。你的戏份只拍了两天，电影出来后符合你之前的想象吗？ 陈冲：我没有看过完整的剧本，想多看些导演的采访资料，他就给了我那几页剧本，后来看电影时还是很过瘾的。开始我觉得贾樟柯的电影里是没有我的位置的，他用的演员都是生活中的人，有一种电影明星无法表达的特殊的生动，很难想象我这样的演员和他们一起工作，但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体裁。 事业上不断有饥渴 《新民周刊》：和你同时出国的女明星们，回国后争先恐后地当起了导演和制片人，但你仍然在表演。 陈冲：我挺喜欢导演的，但一部戏要一年多，我付不出这个代价。现在我选择表演，长的就两个月，一般就两周。而且我现在比年轻时要用功，那时整天想的就是男朋友，想着结婚离婚，想着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怎么没来，很幼稚的。有了安稳的家庭后，才发现我可演的角色都已经过去。等到我４０岁以后，等到我当了母亲，才慢慢在银幕上找回了一个新的自我。 《新民周刊》：人都是有起伏的。刚刚你自己也说，多少次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你是怎么走出困境的呢？ 陈冲：你不过日子，日子自己也会过的，明天早上你总会醒过来。还有，在自己还没有稳固家庭时，父母对我是很重要的。你坚持住，也是对父母的一种孝顺和爱。你不能自暴自弃把自己全部放掉，如果我是孤儿，可能就不会坚持了。 《新民周刊》：你满意现在的这种状态吗？ 陈冲：我觉得现在挺好。生活上，我很满意。事业上，总是不断有饥渴，不可能完全满足的。而且我也担心，舒适和安逸也许会抹掉我在创作上的火花。创作上的进步必须是灵魂深处的骚动，而不是说搞个五年计划。在一种满足的状态下，可能也隐藏着危机。《新民周刊》：你想回到导演岗位吗？ 陈冲：一直在写剧本，但都不满意，也就没拍。我知道什么是好剧本，但没有写出来。写过一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拍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如果现在再拍就需要重写了。电影是需要一鼓作气拍出来的，停了一阵就会漏洞百出。我对人生的理解在变化，整个世界也在变化，原来我想说的东西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新民周刊》：你最新的一部电影《十七》是“80后”导演的，从一个导演的经验看，你觉得这一代新导演怎么样？ 陈冲：现在新一代的电影人几乎是另外一种动物。他们在现场特别地轻松，整天说笑话，好像没有把拍戏当成个大事情。一帮同学在一起，制片、剧务、写戏什么的都是自己人。白天拍戏已经很累很累了，晚上竟然说还要去打游戏机。青春的活力，是我们过去没有体验过的。 《新民周刊》：你在美国当导演时不会这么自由自在吧。 陈冲：当时我是新人，他们定了我来拍《纽约的秋天》，就好像有权来摆布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点创作自由。我当时还是幼稚的，两大电影厂lakeshore和米高梅的制片们都在现场盯着，可我只要听到制片方过来的意见，我一概说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他们是在干扰我。所有的建议我都拒绝，其实导演的过程应该是有商有量的，尽量通过沟通得到我想要的，但当时我抗争的力量太大了。 《新民周刊》：和他们的冲突是否会给你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 陈冲：这倒不会，只是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没必要那么抗争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应该是在商量和互相妥协中达到目的的，而不是一味地说“不”。 我浪费了太多 《新民周刊》：现在你凭《意》获得金马奖影后，还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拿到了演艺终身成就奖。获奖，对你意味着什么？ 陈冲：获奖，是锦上添花。演员最过瘾的是演到一场好戏，而且演好了；最痛苦的就是特别好的一场戏被自己浪费了。戏在拍完时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得奖是人们想让你去再接再厉，不是那么重要。 《新民周刊》：回想当年，“小花”一下子让你成了大众偶像，怎么会成为“小花”的呢？ 陈冲：谢晋看中了我身上那股愣头愣脑的劲，让我演《青春》，而黄建中看了《青春》后找我演《小花》。现在想想，可能当时在外院（即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也挺“憋”的，我14岁就离开学校去了上影，考上外院时已经是个明星了，他们对我是有一点偏见的，可能看不惯从娱乐界过来的吧。当时我特别怀念上影厂那帮学表演的同学，下意识地觉得当时挺“憋”。 《新民周刊》：如果年轻20岁，你会去争取王佳芝（《色·戒》主角）这个角色吗？ 陈冲：不知道了，这都是命运。我拼命争取过的角色大概也就一两个，而且这些角色都是不适合我的。我到好莱坞后碰到了第一部能够用亚裔演员当主角的电影《龙年》，这个角色是个播音员，而我刚到美国，英语说得并不好，虽然22岁了，但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圆圆的脸像个孩子。当时我只是想，以后没有了，怎么可能还有一个华人角色呢，于是非常努力地去争取，但没有得到。还有一部《来看看天堂》有一个日本人的角色，我也争取过，没有得到。 《新民周刊》：当时要争取一个亚裔角色是不是太不容易了？ 陈冲：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见导演，想说服他我是能够做到的，但都没有成功。到了《末代皇帝》，却轻而易举得到了角色。《龙年》那次没有成功，但当时负责找演员的女副导演特别欣赏我，她用各种方法帮我在导演面前呈现得更好，但本质上我和这个角色不对盘，她没能帮上我。后来贝托鲁奇让她替《末代皇帝》找演员，她第一个就推荐了我。不是面试，而是介绍我们认识，我轻而易举得到了这个角色。 《大班》也是这样，走在停车场被制片人看中了。现在我知道，这些都是命运，有些时候是使不上劲的，唯一能够使上劲的就是在得到角色后去更好地表达。 《新民周刊》：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很喜欢的一个著名导演给了你角色，但你推了？ 陈冲：有的。伍迪艾伦给过我一个小角色，如果没有其他戏的冲突，说不定就去了。他要见我，我自己花钱飞去纽约见他。他给了这个角色，但我又觉得这个角色实在没什么好，就推了。 《新民周刊》：你曾经评价过前辈周采芹，舞台对她来说就是情人、毒品和美酒。那电影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陈冲：如果我没有家庭的话，电影就是我的一切。 《新民周刊》：现在，家庭是你的一切？ 陈冲：也不能这么说。我一再发誓，以后再也不去拍戏了。但后来还是继续拍了，我就知道电影对我还有很大的诱惑。但是家庭是我最重要的责任，家人给了我力量，所以我才能够承受褒和贬。 《新民周刊》：当年的《大班》，以及后来的《天浴》在国内引起的那些争论，对你的影响大吗？ 陈冲：出国后我第一次回来（记者注：陈冲在1985年春晚上说了几个带洋味的“呃姆”，遭到了数典忘祖的批评），就在媒体上出现了负面的声音，演《大班》后也有很多负面声音。那两次之后我就不那么在乎了。当时给家里的压力真的很大。人们对我的不理解和非议，可能并不是我犯的错。现在人们给我的赞扬和欣赏，可能我也是不称职的。人与人在接触中有机会表白是很好，没有机会也就顺其自然吧，我现在比过去有安全感了。 《新民周刊》：很少面对媒体，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陈冲：平时不是特别有必要。当年演《小花》时没有太多的炒作，观众和媒体也都关注我，有些东西是没必要的。而且年轻的孩子可能有很多东西让你们写，我没有东西让你们写啊。我的生活细节，于你们来说是非常单调的，读者也不会有太多兴趣的。 《新民周刊》：你说自己生活单调，但你在银幕上展现的似乎都不是传统的形象，特别有反差。 陈冲：我的生活是非常单调的，表演可以让我过瘾，让我体验人生，而没有任何后果。我性格中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我挺害怕人群的，初和人接触时会尴尬。所以，表演是上苍给我的礼物，否则我会活得很狭隘，不敢去和人接触。表演，尤其是摄制组的环境，逼着我出去闯，而且给了我表达的机会。很多演员都是这样的。干了这行，就是要纠正某种缺陷的。我没有其他方面的才华，我需要比较单线条的生活。有些人能够处理多方面的各种杂事，我做不了。 《新民周刊》：所以说，这种单调生活是你自己的选择？ 陈冲：我希望生活是单调的传统的，这样才是最安全的。以前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在彷徨，现在找到了最珍惜的东西，我要把它放在最安全的位置上，用最单调的生活来保护它。也因为生活越单调，在表演上就更需要去尝试，要不然所有的愿望和压抑怎么才能排解？ 《新民周刊》：回想自己的经历，能给如今年轻的女孩一句忠告吗？ 陈冲：那时候我和邬君梅两人在爱情上都一败涂地，一个好友跑来看我们，她说，看看你们俩现在什么样子，如果我长成你们两个这样，那我就是无敌的。你们怎么这么没用？女孩子有时很可惜，对自己不了解，在爱情上失败了，就会对自己失去信心，会浪费很多生命。女孩子在这方面比男孩更难摆脱，我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完全是没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