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复制品”这顶“帽子”决定了水印版画的价格只能定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原作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水印版画始终打不开市场局面的原因之一。
撰稿·王悦阳(记者)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球，陈旧而迷糊。”这是张爱玲小说名篇《金锁记》开头的一段描写。细腻的文字不仅流淌出淡淡的海派情结与风雅韵味，更让读者记住了“朵云轩”这个名字。“朵云”是书信的雅称，自光绪二十六年创立算起，以制作信笺、画笺闻名于世的朵云轩至今已有108年的历史，而其木版水印技术，便也流传了108年。“镂象于木，印之素纸”的传统木版水印艺术源于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素有中国印刷史的“活化石”之称。受“海派文化”的滋养，一个世纪以来，朵云轩木版水印形成了用料考究、精致、秀润的风格特征，与北京荣宝斋的木版水印形成了中国木版水印“南朵北荣”两大流派，各领风骚。 2008年6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技术继去年北京荣宝斋木版水印列入名录后，也名列金榜，至此，传统木版水印制作工艺的保护传承项目终于变得完整起来。 源于传统的精湛技艺 中国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的公元868年刻唐代《金刚般若经》扉页上的《讲法图》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一幅单色版画。到了明代万历、崇祯年间，雕版技术更是得到一次飞跃，随着小说、戏曲的大量刊印，加之诸如陈老莲、萧云从、任渭长等明清一流画家的参与，“饾版”和“拱花”等复杂的套版叠印工艺被广泛采用，为今天的木版水印在技艺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朵云轩木版水印在传承这些技艺的基础上，为适应中国画的笔墨语言特点，进行了长期的艺术探索，并已发展成为一门综合了绘画、雕刻和印刷的再创造艺术——运用刻刀、木板、宣纸、颜料、笔砚、棕耙等简单的传统工具，通过“勾描”、“雕版”和“水印”三道复杂的纯手工工艺程序，将上至晋唐下至明清以及近现代名家作品的笔情墨韵原汁原味再现出来，而且成品能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材质完全一致，使木版水印产品更具“乱真”的效果。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等各类题材；镜片、册页、立轴、手卷等众多形式；还是工笔、没骨、写意等诸多技法；纸、绢、金笺等不同材料，木版水印都能神奇地再现原作神韵。 数十年来，朵云轩成功地运用木版水印技术，复制了大量精彩的书画作品，其中，既有历八年之功，刻版千余块精心复制而成的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绢本)；也有长达三丈余、高九寸许，迄今为止木版水印复制最长的一幅手卷——明·徐渭《杂花图卷》；更有唐·孙位《高逸图》、唐·阎立本《步辇图》、宋·赵佶《芙蓉锦鸡图》、明·仇英《秋原猎骑图》、明·唐寅《玉玦仕女图》等中国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经典之作……此外，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林风眠、张大千、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谢稚柳、程十发等近现代国画大师的代表之作，也都被收入其中，令人目不暇接。
然而，千万不能小看木版水印这门工艺，因为，每幅作品的诞生，都是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心力代价的。在雕刻之前，师傅们先要根据原作的风格流派、用笔的枯湿浓淡、设色的微妙变化进行分组分版，然后用毛笔精确无误地勾描在雁皮纸上。再把描好的线描稿反贴在梨木板上，运用各种刀具和刀法，精雕细镂，刻出各种线条枯笔，制成“饾版”或“拱花”版。为求逼肖原作，不同大小的画面会被分成几十、几百以至上千个套版，即使最简单的作品，一花一叶，一草一木，也都需要独立雕刻成一块块的饾版，才能保证与原作丝毫不差。刻板完成，便要根据原作用材、颜色及笔触节奏，将水墨或色彩刷掸在已刻好的木版上，然后把每一幅画的所有版子分别套印在宣纸或画绢上，这才完成了基本工序。 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是一个极为专业，也极富创造性的过程，不仅涉及制作人员把握原作的素养，也涉及其描绘、雕刻功底。在套色印刷时，更涉及制作人员的精湛技巧，材质、颜料、水分，甚至气温、湿度，稍有掌握不慎，都会导致前期劳动白费。正因为如此，一幅木版水印字画的制作成功率相当低，以《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光一套木版就耗费了几十个专业人员前后十年的劳动，堪称工程浩大，投入不菲。此外，一套木版的使用次数也相当有限，通常情况下，整套有效使用不过百余次。 面对市场的无奈尴尬 2006年秋季的一次拍卖会上，一幅署名“白石老人”的《荷花蜻蜓》图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无论从笔墨、线条还是色彩上来看，这张用笔老辣，墨韵丰富的作品堪称齐白石晚年佳作。于是，鉴定师毫不犹豫地将此画估价18万－22万元，并赫然印上了拍卖图录。然而，短短几分钟后，一个电话竟让拍卖行大跌眼镜。原来，这张极为精彩的《荷花蜻蜓》，竟然是上世纪50年代朵云轩用木版水印技法复制而成的，其制作成本仅有800元！ “正是这样‘下真迹一等’的高超技艺，成就了朵云轩木刻水印技术的名声。”著名画家，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卢辅圣每每说起这段往事，总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然而，在今天，我们也必须看到，木版水印的实用性功能已经基本消褪，只有它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始终凸现着。” 面对着印刷技术的不断进步，木版水印已经不再成为复制、保存、研究古画真迹的唯一方法，而日本东京“二玄社”的精美复制技术更令美术界叹为观止，甚至连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画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为了研究董源真迹，都不惜高价从“二玄社”买来与原作最相仿的复制品加以研究。对此，卢辅圣却始终认为:“木版水印运用原作材料进行复制印刷，几乎做到原汁原味，以假乱真，更不会出现现代印刷的所谓网点，绝对是现代印刷术无法做到和替代的。”拿朵云轩木版水印作品《明·胡正言十竹斋书画谱》为例，1989年，当这套佳作送往莱比锡国际图书艺术展览会展出时，组委会甚至为此特设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奖项——国家大奖，以肯定其杰出的艺术成就。 近年来，类似于木版水印被误认为真迹拍卖的例子不在少数，这一方面表明了技艺之精湛，但另一方面，也使朵云轩陷入了无奈与尴尬。“复制品”这顶“帽子”决定了水印版画的价格只能定在中国传统绘画作品原作之下，这也就是为什么水印版画始终打不开市场局面的原因之一。此外，高昂的人工费与偏低的市场价格始终很难协调，加之印刷周期漫长，注定木刻水印作品不能大量投放市场。根据数据显示，若以一个人计算，制作一幅《杂花图卷》，需勾、刻257块版子，勾描者至少要勾勒520张刻稿，总共需花一年半左右时间；而刻版者刻这些版子，也需将近一年时间；印刷者以印一卷长卷计，需用13张宣纸组成，257块版子，上、下版子和套版对位770余次，叠色套印、翻动纸张至少达3340次。加起来一个人勾、刻、印，至少要花费4年半时间。而所完成作品，其市场价格约在5000元左右，无论如何也不够人工成本费用。成本和周期制约了市场规模，使得其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此外，从业队伍的青黄不接，传统技艺如何保护、传承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对此，卢辅圣认为，传承不仅仅需要保护，更在于创新和发展。木版水印在当下无法市场化的情况下，可以尝试走一条新路，即利用这门技艺进行创作，参考西方艺术家原创版画的办法，使得木刻水印技术成为一种创作手段，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复制品制作的层面，同时也可提高市场价格。此外，还可以通过展览、现场表演等方法，多渠道、多形式地进行一些宣传与展示，深入挖掘水印木刻内在的文化内涵，使得这门具有108年历史的传统技艺，在今后能够走得更远、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