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叛离家庭,为追求而东奔西走,浪迹江湖,从精神上讲,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这条精神血脉形成了贾先生的人格,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撰稿·张新颖
2008年4月24日18点45分,贾植芳先生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辞世,享年九十二岁。先生的病房里外,站满了为他送行的几代学生。我的脑子里顽固地反复想着一句话:先生不死。 走进书房 我第一次见到贾植芳先生,还在复旦读本科。那次是北京大学的王瑶先生来,在第四教学楼有个讲座,贾先生是主人,陪坐在讲台上。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这两位山西老乡坐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王先生抽烟斗,贾先生抽纸烟,我对贾先生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吸烟的频率极快,而且是抽完一支,接着就点上另一支,我注意到,那天贾先生抽的是黄盒子的凤凰烟。后来我常常听到贾先生向人谈“养生”经验,宣扬的是王瑶先生的观点: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 我本科快要毕业的时候,免试直升研究生。贾先生本来说是不招研究生了,但我还是抱着强烈的愿望想跟先生读书。于是在一天晚饭后,第一次去贾先生家。我心里非常紧张,紧张的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等我在贾先生的书房里坐了五分钟之后,这种紧张就完全消失了。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但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先生滔滔不绝,而且妙趣横生,用不着我这样不会说话的人多开口。 从先生家里出来,心踏实下来,我甚至注意到第九宿舍里的树、房屋和它们在月光下的投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转机,我如愿成了贾先生的学生,而且由贾先生和陈思和老师合带,也因此成了陈老师的第一个研究生。如果按照现在的讲课方式来说,在我全部的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就没有给我讲过一次课。先生的方式就是坐在书房兼客厅里聊天。聊什么呢?没有限定。这位瘦小的老人,能够让你充分感受海阔天空和人世沧桑。你在这里学习历史和认识社会,全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形式。这个房间里常常爆发出笑声,那一定是先生特有的幽默引起的。这里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吸引着各不相同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会固定在每个星期五中午到先生家里,称为“星期五聚餐会”,节日一般。这个“我们”,由不同“辈分”的人组成,有老师,有师兄,我是最后的一个,直到又有比我后来的人加入进来。 在贾先生的书房兼客厅里,你不知道会碰上怎样的人和事。有一阵,大概九十年代初的那两三年,我经常碰见高晓声。我常在贾先生家里蹭饭,高晓声呢,印象里也多是在饭时来,背着个包,路过上海,不必事先打招呼,就进家了。 贾先生和高晓声是一对奇特的朋友。两人一见面,就有很多话要说,都说得很兴奋;但是他们两个人其实都听不大懂对方的话。贾先生山西音,高晓声常州腔,都没被普通话“驯服”过来。如果还有别人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成了他们两位各自的听众,兼他们之间的翻译。高晓声见贾先生说得乐不可支,就问我说的是什么。我说,贾先生讲,您好酒,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复旦招待所,半夜在洗手间摔了一跤。连夜送到长海医院,一检查,摔断了两根肋骨。 高晓声急忙否认,说,那是贾先生瞎编的。见我不信,他就自问自答:贾先生为什么要瞎编呢?因为贾先生自己喜欢酒,有一次喝醉了,走到大街上,结果撞上了自行车,撞断了腿,在长海医院住了好长时间。他不好意思,所以要编我醉酒的故事。 贾先生被自行车撞断腿住院的事我知道,这个原因倒真是高晓声瞎编的。其实是一个青年喝多了酒骑自行车,撞上了贾先生。贾先生被撞得住院,却不追究这个青年的任何责任(先生说因为他并不是有意的),这也就难怪,这个“肇事者”,后来也成了出入贾先生家里的客人。 认真与坚持贾先生平易,风趣,就我所见,他的书房是欢声笑语最多的书房;但我所说的特别的氛围,还不仅仅就是这些。有人赞美先生的达观,以为先生历经劫难之后,什么都“想开了”,其实是错的。先生的认真和坚持,是骨子里的东西,八十岁时先生写自寿联,上一句就是“脱胎未换骨”。 就说我们这些学生,在贾先生那里完全可以无拘无束,贾先生自己也不讲究形式,但其实,贾先生是有他的要求的,做人上的要求,学业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就在那些随意的聊天中透露出来,就在他自己的日常行为中暗示出来。这些要求,不刻板,不是条条框框,在精神上却不能不说是严格的;同时,又因为是在开阔的境界里,虽然严格,却不死,反而能够激发和唤起人的潜能。 从南区到贾先生家的路太近了,我动不动就到了先生家里。我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要向先生请教,但也可以说,那时的我也正经历着精神上的困惑和苦恼,说不清楚是什么,可它又确实在那里;我甚至想说,这样的困惑和苦恼不只是我一个人的,跟我差不多年龄和经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坐在先生书房的沙发上,听先生讲历史和现实,讲他自己的传奇经历,讲他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和奇奇怪怪的事,讲写书编书译书(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讲社会新闻,讲潮流风尚,不知不觉中,心就安静下来,坚定起来。我的困惑和苦恼也慢慢地化解于无形之中,又在无形中培育起新的精神力量。 在贾先生的日记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下午,张新颖来替我整理堆在地上的旧杂志,作了一些剔除,只保留一些有专业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的东西,剔下来的东西预备作废纸卖掉。他晚饭后别去。和他谈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为他们青年一代的历史参照。”(1990年12月26日)最后这一句的郑重其事,在多年后的今天读到,仍然令我心里一凛。 我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先生送我一本英文版的德国传记名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人之子》。这本书先生年轻的时候读过,对它很有感情。我就在工作的间隙,断断续续把这本书翻译了出来。我把这本书的翻译看成是受教于先生的一个纪念。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 胡风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想念友人,写《百花赞》——因为没有纸笔,其实不能叫作“写”,只能是“吟”,储存在记忆里。其中《酒醉花赞——怀贾植芳》后来凭记忆写出,共十首,开题句是“酒醉花无忌,常披急义心”,第一首是总括,后面九首从贾先生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追求刻画他的壮气豪情和丹心赤胆。第一首,贾先生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就跃然而出: 能生师侠盗,敢死学哀兵。 懒测皇天阔,难疑厚土深。 欣夸煤发火,耻赞水成冰。 大笑嗤奸佞,高声论古今。 就从这篇《酒醉花赞》,也可见出有着生死情谊的两个人之间的深刻理解。胡风诗中的贾先生的形象,和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复杂变动联系在一起,突出了一个人大义凛然、能生敢死的勇者气概。我在这些年的平常日子里听贾先生谈话,看他做事,表面上似乎这样的年代没有那种危机时刻的选择和行为了,我却依然感受到胡风诗的真切:贾先生还是那个样子。 我还记得,在八十八岁的寿宴上,贾先生很动情说,我十三岁离家,家庭观念淡,朋友观念深。先生叛离家庭,为追求而东奔西走,浪迹江湖,从精神上讲,是五四新文化的儿子。这条精神血脉形成了贾先生的人格,也影响了他的命运。 胡风集团案刚平反不久,有一天陈思和老师去贾先生家,碰上先生的很多朋友聚会,神色庄重。等他们散后,先生问陈老师:今天是什么日子? 原来那天是鲁迅的生日。 先生说,他们一些朋友,在五十年代,每逢鲁迅的生日都会聚在一起。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灾难,他们刚刚获得自由,首先就恢复了这样一个近似仪式的传统习惯。这也就是贾先生所说的“脱胎未换骨”吧。